少年楷模

1888年9月26日，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出生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父母分别是圣路易斯的商人和新英格兰的中学教师。三十八年后，他在英格兰一个小村子里受洗，加入英国国教教会。但面对着一颗与外在几无相关、常年隐于语言建构的表壳下的动荡心灵，这些事实对我们了解他似乎毫无帮助。在为艾略特画的肖像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将他的脸画得像张面具，唯有这样，才可能在这张不苟言笑的面容上突显那微阖、内省的双眼，在深色西装滞重的线条下勾勒出他肩部骨肉的轮廓。而据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在艾略特苍白凝重、斧凿刀刻般的脸上，一双淡褐色眼睛活泼得出奇。

仰慕他的人津津乐道于这面具人格，诋毁他的却要揭开面具，只为搜寻底下的缺陷：他们都没有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惯走极端的人，德行与过错几乎不分彼此。这个忠于“我们心中的自我”的青年在1925年还默默无闻时就下定了不为自己立传的决心。他恳求身边亲密的人保持缄默，也将许多信件封存至下个世纪。但与此同时，他也构想着自己的传记，在接连的诗作里浓墨重彩地刻画一个将自己的人生看作灵魂求索的形象，全然不顾与宗教格格不入的时代基调，不顾来自女人、朋友与其他职业令他分心的召唤。他曾提到一个努力向自我解释“一系列事件在信仰里最终达成”的人，在一封1930年的信中也写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即尝试探索灵魂自传（spiritual autobiography）这一在二十世纪已经失传的文体。

艾略特希望成为“通过强烈的个人经验传达普遍真理的那一类诗人”。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作品的确保留了个人经历的“一切特殊性”，尽管要从作品回顾他的生活就只能借由想象的再创造，或《荒原》（ The Waste Land ）手稿中弃用的残篇，或最具自白性的剧作《家庭团聚》（ The Family Reunion ）的十个创作阶段。这个过程的主要困难，在于洞察诗人生活与作品间的联系，以使他主要作品的伟大之处得到彰显，因为这些作品同时也是诗人生活里最重要的现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脑海里描绘出一个对不朽充满渴望的人，并重构他借以通向不朽的谋略。在这非凡的谋略里，献身出于自愿，疑虑常获指引，专注又矢志不移；那一以贯之的纯粹轨迹于是浮现于我们面前――在这纯粹背后，则是几段因此而破碎的人生。

艾略特在世时，人们将他看作二十世纪的道德良心，但随着二十世纪逐渐淡出视野，问题也接踵而至：他诗里震颤灵魂的伟力是否还能让我们对他的为人保持宽容――比起和善的面具给人的印象，他有出人意表的古怪与偏执，在谜一般功成名就的生涯里又显得益发不可捉摸。艾略特去世近五十年后，他的全部文稿终于得以解禁出版，其中包括大量的通信。书信让我们看见他走向皈依的心境，征服文坛的手腕，婚姻困局的全景，偶尔发作的偏执与时而自笔端流泻的狎亵诗。皈依国教两个月后，艾略特在与出版商杰弗里·费伯的调侃中称赞斯威夫特式的狎亵诗体现了对恶的警惕。以此观之，“波洛王”诗――这与极少光顾他的完美恰好对立的“仇恨”或“生活之怖”――是否也应纳入艾略特所称的“范式” ？在艾略特这里，我们必得沿着艰难的道路，穿过遍布“过失”的密林。会不会恰是因为他承认自身的失败，承认他无法企及毕生渴慕的完美生活，才让那些巨作显得益发伟大？

艾略特的笔记与其他手稿诗（在他去世三十年后出版）表明，早在1910和1911年的学生时代，艾略特就开始以神圣的追求度量自己的人生了，他的转折并非发生在接受洗礼的1927年，而在他初次对圣徒的内心驱使、苦难与成就发生兴趣的1914年。艾略特在后期似乎离群索居，退守至祷告与修会的规律生活，但早年的手稿却披露了他少年时代对拥有圣徒的崇高使命的梦想：他渴望依凭自己的灵视（vision），而这灵视中的幻景已远远超出现世文明想象力的边界。

居于这隐秘生活核心的是对神迹（sign）的追寻。皈依七年后，我们在英格兰的一处花园里与他相遇，在这里，学生艾略特在1910年6月间漫步波士顿街头遭遇的神迹重又复苏。这一神迹穿透嘈杂的市声，穿透感官知觉，带着对永恒“真实”（reality）的直觉穿透时间本身。艾米莉·狄金森称之为：

那将不朽充盈的

巨大实体

由永恒向几个宠儿

暗暗启示

艾略特没有为之冠名，不愿使其落入不足以传达唯一的道（Word）的言筌（words）。 但他无疑了解那无法命名的有多么重要：他简单地说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值得人们为之而活――“除此以外，别无所有”。这样的坚信也让他认为日常生活不过是无谓的消耗。在《荒原》里，荒原之荒是一个地方，一座充满绝望的居民的城市。在后来的《四个四重奏》（ Four Quartets ）里，荒原之荒则变成了时间，神迹显灵的时刻之间“虚度的、悲苦的时间”。

不管荒原之荒是地方还是时间，它都表明人类无力理解神迹。这自然又让艾略特对人类卑下的处境厌恶不已。此后他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又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在他眼里肮脏败坏、灵魂空洞的伦敦艰难谋生，这些都让艾略特更加确信人的可悲可怜。他笔下的伦敦像《序曲》（‘Preludes’）中的波士顿一样污糟不堪，但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客观对应着他灵视中那个私密幻景的崩塌。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艾略特人尽皆知的恶心就并非寻常的精英主义，而是更为奇特的灵魂的恶心。

艾略特在他的诗里最为坦诚，这份坦诚总受到著名的去个人化理论（impersonality）的掩护，虽然他承认这理论也有点言过其实。我们对艾略特的生涯越了解，以下这一点就越明白无误：变幻的面孔、嘈杂的声音――艾略特诗歌里这些“去个人化”外壳之下隐藏的，往往是对他个人经历的如实重构。艾略特曾写道，存在一类“作者的人格，或在更深意义上作者的生活向人物内部的渗透”。本书将对艾略特的诗歌与生活叩其两端，以追溯其诗歌中的自白性。它可以被称作一本传记，但却是艾略特意义上的传记。每当艾略特书写他人的生活，他总是较少关注外在的历史与境遇，而更关注那些他称为“不经意的”瞬间。“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他在《荒原》中写道，“我们就凭这一点，只凭这一点而存在。”这本书的确描述了诗人生活的外部事实，但这些事实仅用以支撑那些塑造他作品的内在经验，后者对他来说才是决定性的。只有精简关于生平的琐碎细节，才可能勾勒出艾略特事业轨迹的延续性，将诗歌与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图景中互为补充的部分：这个整体图景，就是诗人对救赎九死不悔的追求。贯穿他一生与创作生涯的，是艾略特对灵魂传记崇高情节的不懈践行。那是在《出埃及记》中就奠定了的情节：逃离文明，在荒地上经受漫长的苦难，随后进入应许之地。用繁冗的细节遮蔽这主要的故事情节无疑是南辕北辙，这也是为何对艾略特来说，一份巨细无遗的传记并不适用于理解他的人生。

叶芝曾说，一个诗人“从来不是那个坐下来吃早饭的、零散事件的集合体，诗人在思想里重生，是有目的的、整全的”。至于这一以贯之的思想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很难有确切答案，但就艾略特而言，来源之一显然是在美国度过的少年时代里身边的人物。那个艾略特诗中挥之不去的幽灵般的楷模可以追溯到被爱默生称为“西部圣徒”的艾略特祖父，追溯到他母亲崇拜的那些身兼真理与美德的人物，以及麻省的安角上饱经沧桑的渔夫――这一切都塑造了艾略特的想象。晚年的艾略特渐渐看到自己诗中超越英国性的美国特征：“无论是出处，还是情感的泉源，我的诗都来自美国”。

艾略特提到过自己成长过程中曾把世界分为“艾略特家的人，艾略特家以外的人，和外国人”，艾略特一族中最伟大的则是他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神父（William Greenleaf Eliot，1811—1887）：“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大成就便是光耀门楣，当然要是祖父已经是个‘伟人’，要达到这个目标也就不可能了”。这位孙辈从未“挨打”，实际上，作为七个儿女中的小儿子，他反倒受了些“溺爱”，只是他从来感受不到自己的分量。

艾略特的父母在他出生时都是四十五岁，在他眼中像“先祖”一样遥不可及，他亲近自己唯一的兄长、长他九岁的小亨利·韦尔·艾略特，以及长他十一岁的姐姐玛丽安。他们的父亲亨利·韦尔·艾略特（Henry Ware Eliot）风度高雅，喜爱艺术与音乐，嗅觉敏锐。他就餐前有先闻味道的习惯，也能嗅出五个女儿里谁拿了别人的手帕。他靠批发食品杂货起家，后来在生产醋酸的生意里破了产。尽管最终靠制砖东山再起，但他始终活在父亲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阴影下：他的父亲拥有过人的经济头脑，人们常说若非他受到感召领受神职，那么密西西比河西岸的一切都将归他所有。亨利的自传并不以想象见长、其中呈现的是个埋头苦干的人，颇为自己的勤奋与孝道而自豪。他刻意为之的时候也有活泼的一面，比如在孩子的煮鸡蛋上画鬼脸。他夸艾略特是个谦逊温柔的孩子，但从不夸他有前途，因为他成绩平平（大多得C），看不出有什么潜在的天分；这让艾略特“气馁”极了。

母亲对他的关心或许要多得多。她对他平等相待，他则对母亲报以热爱。后来，悲惨的婚姻把他和母亲隔绝开来，艾略特在阴沉的英格兰捱过战争年月，回忆里却是圣路易斯家中天花板上跳动的壁炉的火光，他躺在床上，母亲挨着他，给他讲《小裁缝》的故事。现有资料里，艾略特最热烈的情感表达来自一本《联邦群像》（ Union Portraits ）的扉页，他将这本书“连同无穷的爱”送给他的母亲。他情操高尚、居易行简的母亲夏洛特·尚普·斯特恩斯（Charloe Champe Stearns）教育子女日善其身，“充分发挥自身每一样能力，遏制每一点恶的苗头”。

艾略特最初十六年生活的城市在世纪之交以商业欺诈、排污不力与硫化烟雾闻名。但他仍表示“我很高兴自己出生在圣路易斯”。后来每当他回忆起圣路易斯，首先想到的都并非它的污点，而是撇开这些不快的童年回忆：密西西比河浩浩汤汤、沃荡动摇的节律（“河在我们之中……”），新年里鸣响的汽船，1892、1897、1903年泛滥的河面上“满载死去的黑人、奶牛和鸡笼的货船”，和六岁的他讨论上帝存在、带着他去洛卡斯特街与杰斐逊大道路口一座本地天主教堂的爱尔兰乳母安妮·邓恩。“我喜欢极了，”艾略特回忆说，“灯光、彩色塑像、纸花、人烟，还有能踏在上面荡来荡去的包厢小门。”在七岁的艾略特与面带笑靥的乳母的一张合照上，他头上一顶神气的贝雷帽，脸上挂着淘气的神情，安妮抿着嘴，一手搭在自己的髋部。多年之后，艾略特在一首小诗里写过一个专擅耍把戏惹恼乳母的顽童金·张·比尔斯（Jim Jum Bears）――“可有哪位乳母被耍得四脚朝天？”这首诗回忆了童年艾略特和安妮毫无戒心的亲密：他曾说自己对她“十分依恋”。

安妮带他去洛克伍德夫人私校――那时这类学校还被称为“妇师学校”（dame school）。1898年，十岁的艾略特转学至祖父创办的史密斯学堂，转学那天，母亲为他穿了一身水手装，结果惹来男孩子们的嗤笑。还有另一桩在他描述里“难堪透了”的羞辱：“一次聚会上，我坐在两个小女孩中间，觉得热极了。一个小女孩越过我……向另一个俯过身去，向她大声耳语：‘看他的耳朵！’于是有天晚上我在睡前用绳子把两只耳朵系起来，但母亲过来把绳子摘了下来，告诉我耳朵会自己向脑后长，让我不要担心。”他躲着其他孩子的聚会：“我在街上不停打转，一直转到回家的点钟。”

艾略特一家住在洛卡斯特街。这是圣路易斯人不大喜欢的一片区域，离栗树街与市场街上的酒馆和妓院都不远，而那时钢琴家们正在舞台的后间里将“破衣烂衫的散拍子”连缀成跃动的旋律。圣路易斯在世纪之交成了世界的拉格泰姆（Ragtime）之都，1903年斯科特·乔普林（ScoJoplin）在这里上演了拉格泰姆歌剧。1904年，一位名叫杜平的歌舞团经理人为当年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办了拉格泰姆全国大赛。拉格泰姆是最早风靡二十世纪的流行乐，也有美国学者称《荒原》（1922）当中的即兴片段也是一类拉格泰姆散拍，在一段即兴创作里连缀了音律与人声的碎片。无需置疑的是，鲍勃·科尔与约翰逊兄弟1902年创作的散拍乐《竹下》（‘Under the Bamboo Tree’）之后将进入艾略特在爵士时代创作的戏剧《斗士斯威尼》（ Sweeney Agonisters ，1926）。

艾略特一家的朋友大多西迁到较为安静的郊区，他又没有年龄相仿的兄姊，因此艾略特的童年少有玩伴，大多时间都用来阅读。他最喜爱的一位作家是爱伦·坡。十岁之后的两年他必须每周两次看牙医，他在候诊室发现了爱伦·坡的作品集，于是设法读完了整本书。1899年1月28日到2月19日之间，他把十四期名叫《壁炉边》的号称“虚构故事、花边新闻、戏剧、笑话――大千世界应有尽有”的杂志带出了诊室。同样也是十岁上，在一家人共度暑假的麻省的安角上，艾略特认得出大约七十种不同的鸟类。艾略特患有先天双疝，为防止疝气发作，母亲禁止他从事足球和一切激烈的体育活动。“船长”给艾略特上航海课时，夏洛特常在一边陪同，身边还有一个给她搭把手的成年女儿，以防艾略特太疲倦或身上太湿、太热。艾略特则总是好脾气地接受母亲的控制。他的母亲拥有一类强烈的道德热情与雄辩的天赋。她像那些杰出的十九世纪女性那样拥有智性的热忱，也恰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亚·布鲁克那样，虽因性别与境遇无缘高等教育，却是个天生的学者。她渴望成为一名诗人，而在最小的儿子展露诗才后，她希望儿子的诗情或能弥补她自身的失落。在寄给尚在哈佛的艾略特的信里，她这样写道：

我希望文学创作能给你带来我曾奋力争取却从未获得的赏识。我向往大学课程，但不得不未满十九岁就开始教书。我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现在已经发旧泛黄的毕业介绍信上称“这个女学生是个天赋异禀的学者”。但我学过的三角学和天文学在教起小孩子后就毫无用武之地了。我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夏洛特1862年从麻省的弗雷明翰州立师范学校毕业，自此辗转于各地教席――从宾夕法尼亚到密尔沃基，再到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学院，继而回到弗雷明翰。正是在后来又回到圣路易斯师范学校教书期间，她遇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运输物资的英俊职员亨利·韦尔·艾略特，并在1868年嫁给了他。自此，她将精力倾注于不断扩大的家庭与地方改革，尤其致力于为青少年设立单独的拘留场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间，丈夫破产，她在附近的女校玛丽学院教书，独自养活全家一年之久。除了梳妆柜上的针垫之外，她房间的陈设全无传统女性的痕迹。朝阳的窗边放着一把舒适的扶手椅，虽然这椅子把抽屉柜给挡住了。床对面是张搭着丝绒的壁炉台，上面摆放一幅圣母子像。墙上挂着一幅刻着狄奥多西和圣安布罗斯的版画，画里的神圣权力正对世俗权力宣告胜利。

艾略特在皈依之际曾告诉母亲：“我坚信我们之间了解与相像的程度之深，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我也坚信我们（在来生）一定还会相见。每当我做出什么为人称道的事……我都会觉得那是你与我共同的成就。”除夏洛特之外，斯特恩斯一族没有出过其他作家，但赤诚的道德感却一脉相承。矗立在麻省斯普林菲尔德的“清教徒”雕像 表现的就是一位斯特恩斯家族的先人：他左手怀抱一本厚重的圣经，右手执握朝圣之杖阔步前进。夏洛特矜持寡言的叔父牧师奥利弗·斯特恩斯在哈佛神学院的讲坛上曾突然口若悬河、语惊四座。无论什么他觉得是真的，是对的，那么“天塌下来”他都要去说、去做。

将夏洛特的诗句与艾略特同读颇具启发性。她书写“预言家的灵视”与“先知警训的呐喊”，也叙述上帝选民的人生转折：《无名的圣徒》中的使徒，以及圣巴拿巴和圣狄奥多西。她的主人公效仿着爱默生和钱宁这类十九世纪新英格兰人。他们是“沉迷于真理之中”、“醉心上帝”的个人主义者；她的萨沃纳罗拉、布鲁诺和圣方济各都忠于他们私密的灵视。她笔下那些自无底的深渊走出、手握崇高真理的思想者，与艾略特1911年到1912年间失眠诗里的主人翁如出一辙。

夏洛特的力量是布道者的力量。她诗歌的力量来自高昂的激辩与扣人心弦的描写。她的听众是那些“天赋异禀”、超类拔群的人，她所传达的讯息则是怀抱信念渡过信仰的绝境：

你们绝望

不信救赎的，且看那光，

昏黯一时，却终要闪亮……

（《得救！》）

她有说教的天赋，但缺乏伟大诗人的创造力和鲜活的想象。她的儿子运用了同样的传统意象――那充盈她母亲诗中的极乐之光、欲念之火与涤罪之火，穿过“荒漠”的朝圣，与以季节作喻的心灵的干旱――却能避免失于流俗。在“濒死的一年”的绝境里，她的园中枝条僵枯，没有花朵，但一类新的力量正蓄势待发。“四月最残忍，”她的儿子将这样写道，“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母子二人用同样的传统意象象征神恩。在《主之招迎》里她听见孩子的声音。钟声象征疑虑后重生的信念。而水――“天国的泉涌”和“医病的洪水”――则允诺着漫长苦难后的解脱。

夏洛特·艾略特描摹了人在失去与重获神恩之间的存在状态，她的儿子又用二十世纪的诗歌语言重绘了这心灵的地图。艾略特的作品里没有母亲的乐观与对神恩的确信，这也是艾略特与母亲的主要区别。他笔下懦弱的主人公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感到应当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又回避了这个问题。虽然普鲁弗洛克缺乏勇气，但奇怪的是他又面对着许多夏洛特·艾略特诗中的问题：人如何直面“茫茫的空虚”？既然知道我们必死，那么人生是否值得过活？“就这样了吗，这个残缺不全的人生？”“我如何得救？”早在离开母亲之前，艾略特的心中就已拥有了完美生活的样本；更长远的问题，则是能否让这个范本成为自己的人生。

此后他将拥有的是双面的人生：公众面前，他是众人追捧的焦点；私下里，他却是讳莫如深的隐士，他的离群索居在闹市与盛誉之中又显得益发难以捉摸。一边是内心的岑寂，一边是足迹遍布欧美的演讲家。因长期惯于扫视台下成排的听众，他渐渐生出了一类众人瞩目之下内敛的神情。他的皮肤看起来紧绷在脸上，五官的轮廓锐利分明，又清秀纤弱――特别是稍稍内陷的嘴部线条。他生性惯于以重重的道德律令要求自己，以被世人遗忘的原则自律，就像所多玛的罗得与巴比伦的但以理――那些在他看来因无法行善而保持缄默的人。

他总是言说那些“不被言说的”，在公众面具保卫之下的孤独里过着隐秘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诗人，有探究并定义这种生活的需求，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他的生活。他的诗从生活的酒滓里滤出一出结局早已注定的大戏，呈现出的便是一部连贯的灵魂自传，诚恳，直接，比任何旁观者的考语都来得更洞明，更直指人心――他的生活与作品就这样紧密相连，彼此创造。这部传记就基于这些由诗人亲自作出的表述，并与他实在的生活相印证。

在一篇题为《风景对诗人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Landscape upon the Poet’）的演讲中，艾略特基于童年时东游新英格兰地区的深刻印象，称自己为一名新英格兰诗人。海边的他总是那么快活。每当回忆起童年在安角的格洛斯特度过的许多夏天，他也总是十分愉快。

艾略特八岁之前，一家人每到安角都住在霍桑客栈；1896年，他的父亲在格洛斯特城外的东角建了一座结实的大房子。他在1890年买下的这块地位于一片粗砺的野滩，四周环抱着丛生的野灌木，石板路直延伸到海边。房子顶层的窗户对着花岗岩海岸和海面上的白帆，从另一边向外看去就是海湾。在艾略特的回忆里，格洛斯特的海湾是新英格兰沿岸最美的几处之一。一张他哥哥亨利拍下的照片展现了世纪之交的一幅景象：张起风帆的捕鱼船队上桅杆高耸，俯瞰背后村庄里楔形墙板的房屋和斜屋顶。渔业从最初起就是格洛斯特人的主要生计。十七世纪，一位牧师与最初的殖民开拓者一起到来，对他们说：“我的弟兄，要记得你们行路到此是为了心灵得救。”而他的一位弟兄接着说：“也为了打渔。”在艾略特那时，在美因街与邓肯街的拐角上打发时间的渔民们常说起安角近海暗礁上的风暴与海难。冬季仍要工作的深海渔民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大帆船起航驾小渔船出海。这些小渔船常被掀翻，或在雪雾里迷失方向。传入少年艾略特耳鼓的，就是生还者口中那些惊人的险境和渔民的顽强与坚忍。

艾略特早在中学时代的作品中就赞美渔民习焉不察的自立与壮举，这些内容也贯穿他整个写作生涯。1905年4月和翌年6月，艾略特在《史密斯学校纪事》发表了《鲸的故事》与《他曾为王》，并在故事里得意地使用了航海的行话。后来的《玛丽娜》（ Marina ，1930）中，海风卷走了文明的渣滓，而救赎的爱――连同它的奥秘与希望――的苏醒则意味着冒险横渡大西洋，缓慢迫近新大陆，迫近微茫的新英格兰海岸、丛林与灰色的岩石。艾略特对先祖的想象就基于这些他崇敬的安角上的船长。在题为《绅士与海员》（‘Gentlemen and Seamen’，1909）的一篇文章中，他赞颂艾略特先祖一类的“平民贵族”――发迹于新英格兰沿岸村庄中的小镇长老、海员、小印刷商、零售商。他的曾祖父，老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曾是新贝德福德的一位船东，得到过一整套后来家传的中国“柳纹”瓷器餐具。艾略特脑海中时常闪现那些古老的肃穆面孔，古老的紧抿的双唇，来自宗教守则和在与贫瘠的新英格兰长期相搏里代际相传的古老秉性：牙关紧咬，不屈不挠。

孩童时期的艾略特在安角的海滩上寻觅着大海抛向岸滩的物什：星鱼、鲸鱼的脊骨、折断的船桨、鲎。 这些水塘给他的好奇心留下了“更纤巧的海藻和海葵”。他曾经收集海葵，晾干它们，并给它们分类。十岁的时候，在一块多岩区域涨潮形成的水潭里，艾略特第一次透过水面看到了海葵。在他的回忆里，那次经历“对一个不寻常的孩子来说并不像看起来一样寻常”。

在此后的诗歌中，艾略特将随着对危机与启示的再现不断重返安角的潮水与海滩。在死生一线处“扬帆前行”的海员形象就以那些格洛斯特的渔民为原型，来自少年艾略特在安角度过的夏天。他的想象同样系于寂静的水池与盛满光芒的水：它们象征着回忆里无以言传的喜悦，这回忆永恒唤起着诗人，在他的诗句中不断重现。

艾略特十六岁时，母亲出版了他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传记，并将这本书题献给自己的孩子，“以免他们忘记”。“他在我的成长中无处不在，”艾略特说，“我们的行为标准是祖父定下的：他为我们立下道德准绳，在责任和自我放纵之间早为我们做好抉择，祖父就好像把刻在石板上的律法传承下来的摩西，任何对他的违背都是犯罪。”

祖父威廉身材瘦削，有一双镇定而善良的大眼睛。他的儿子亨利在自传里回忆起父亲令人难忘的眼睛，称它们似乎能看穿人最隐秘的想法。威廉的表情敏锐而安详，这张脸属于一个自胸中的道德丘壑稳稳凝视苦难的人。他并不严厉，但据他的儿子回忆说，与他争辩或过分亲昵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怎么能和末日审判亲近起来呢？”威廉在神学院的同班同学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如是说。“他在场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受到了责备……但他也很风趣，喜欢说笑，他的嘴角总挂着一丝亲切的微笑。但在他面前放纵是绝不可能的。”

夏洛特敬重威廉，并且教导孩子遵守威廉的规矩，尤其是克己、奉公两条。艾略特曾经坦承，早年的克己教育让他后来连一些无害的享乐都无法消受。他在儿时得知买糖果是纵容自己，因此直到六十多岁被迫戒烟后才允许自己吃糖作为补偿。当然，艾略特家族在这一点上的教育绝非特例。同样受束于新英格兰祖先德行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就回忆说，他曾经只吃祖父园子里那些长得不太好的桃子。

艾略特的祖父在1887年，即艾略特出生的前一年去世，但在他整个少年时代，祖母阿比盖尔·亚当斯·艾略特（Abigail Adams Eliot，1817—1908）就住在他们隔壁。担任副校长的祖母在华盛顿度过整个童年，因而能回忆起第二位美国总统――她的大伯父。她的名字也来自大伯母。她也认识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美国的第六位总统，同时也是被艾略特引为同类的作家亨利·亚当斯（1838—1918）的祖父。

在艾略特的成长过程里，有一条祖父的规矩至关重要：一己的私利必须服从社群与教会的利益。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将宗教信仰与公共事业相结合，在家中树立了男性气概的典范。1834年，威廉从哈佛神学院毕业，在当时还是美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了一位论派教会（Unitarian Church）。他凭出色的募资能力协助成立了圣路易斯科学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并在那里无偿教授形而上学。他是女性投票权和禁酒令的早期拥护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可怕的伤寒疫情期间，他不辞劳苦地探访病人，内战期间又在密苏里组织了西部卫生委员会，负责北方军及其密西西比船队的医疗服务。他反对邻州的奴隶制长达三十年，痛恨对奴隶的鞭打、群体暴动和“罪恶航线”（vile traffic，一群奴隶被铁链捆着穿过街市，押到汽船上被运往南方），并以圣路易斯“唯一公开的废奴主义者”闻名。艾略特幼年时，家中前厅的墙上挂着林肯像――他的祖父曾经与林肯略有往来。1852年爱默生来到圣路易斯时，也曾提到这位“在精美的教堂里用精彩的布道吸引大批信众”的一位论派神父。

爱默生曾向往那种能重塑自己身边世界的人，而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则是这一理想的化身。“一切历史都能轻易变成少数勇毅的人的传记，”爱默生说，“人须要顶天立地，让周围的一切环境都无足轻重。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缘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艾略特曾提到，他祖父有力的布道正是嗜酒好赌的法国天主教徒和从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远道而来建立圣路易斯的美国拓荒者所需要的。艾略特自小就生活在对祖父改革热情的赞美与嘉赏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一个世纪之后，这位孙辈将在战后伦敦的道德荒原面前振袖而起。他的一位表亲就曾说过：“汤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充满了使命感。”

在他之前，艾略特家族的数代人都响应了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召唤。这些在早期都铎时代生活在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的先祖们立遗嘱时并不忘记贫苦人。他们将儿子们送到高等教育学府中学习，并且多数娶了有地贵族富有的孀妇。

对从英国萨默塞特移居美国麻省的塞勒姆的安德鲁·艾略特（1627—1703），我们知之甚少，仅知道他拥有家产，受过教育，移民时带着妻子玛丽·维维翁和四个孩子，1670年加入贝弗利第一教会，1690年成为贝弗利的第一任市书记。他被卷入了审判萨勒姆女巫的风潮，与后来声名狼藉的“绞刑架”布拉德法官一起处死了一批无辜的人。这位布拉德法官是斯特恩斯家族的一位先祖（艾略特的外婆夏洛特·布拉德就是他的后代）。1692年，安德鲁·艾略特承认自己滥杀无辜、缺乏足够的证据。他与另外十一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他们之前“不幸受骗，犯了错误”，没能“抵挡黑暗力量的神秘圈套”，这令他们“心中充满不安与痛苦”。安德鲁·艾略特向上帝和蒙难者请求宽恕。他承认自己和另外几人“恐怕都犯了罪，手上沾着[……]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子民无辜的血”。

自殖民时期以来，新英格兰形成了紧密的姻亲关系网，这也让艾略特一族与新英格兰所有举足轻重的家族都相互联系：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是废奴主义作家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和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远亲，也与路易莎·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的父母两系都有亲属关系。威廉的兄长托马斯·道斯·艾略特与艾米莉·狄金森的父亲爱德华·狄金森（Edward Dickinson）间有政治来往，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同为国会议员期间曾共住一室，他们组织的一系列会议后来促成了废奴的共和党的成立。除了显赫的亚当斯家族，艾略特一族的关系网中还包括洛厄尔（Lowells）家族，以及关系最近的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他是安德鲁·艾略特的另一直系后代，霍桑一支的先祖约翰·哈特霍恩上校也是萨勒姆女巫审判的陪审团成员之一，但直到后来也没有悔悟。到了十八世纪，艾略特一族进入城市并活跃起来，在波士顿的事务中引人瞩目。这个世纪第一位杰出的艾略特就是安德鲁·艾略特神父（1718—1778）。这位圆脸、双下巴、五官清秀的牧师在波士顿新北方教堂中的布道字字千钧，拥有无人质疑的分量。他的加尔文主义在义理上十分温和，但在实践中他却投注了十二分的热切。内战导致波士顿城封锁期间，他是除塞缪尔·马瑟（Samuel Mather）之外唯一在每个主日为教徒开放教堂的公理会牧师。他曾受到举荐，希望他成为霍利约克（Holyoke）的继任者、下届哈佛校长，后来在塞缪尔·洛克（Samuel Locke）卸任后他又一次受到举荐，但他都以神职为由婉拒了。一位熟悉他的人曾因为他政治上的审慎与周全叫他“狡猾的安德鲁”。他每次预感到要发脾气时就退到一边，直到情绪稳定才重新露面。

艾略特一族历来审慎，但他们中最优秀的往往也同时富有道德勇气。艾略特深感自豪的祖先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t，约1490—1546）曾为安·波琳在亨利八世面前冒死陈谏，并在出版于1531年的《统治者之书》里痛斥王室的奢侈与轻浮，劝诫国王施政念及民众福利。二百年后的1765年，在面对麻省殖民总督的选举日布道上，牧师安德鲁·艾略特针砭时政。两位先祖都逃脱了叛国的罪名，因为他们的批评持重和缓。他们在道德、行为与公众利益的问题上都极富原则，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付诸激烈的言辞。

艾略特家族的许多伟人都堪称楷模。终其一生，艾略特都将感到自己的诗性冲动与家族理想间的剥裂。“文化的首要载体是家庭，”艾略特写道，“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早年的教养，也没有什么能超越它给人的影响。”艾略特1905到1906年就学新英格兰首屈一指的寄宿学校弥尔顿学院期间，以及后来在哈佛的日子里，都为走上家庭期望的职业道路做着准备，但他却逐渐感到诗的召唤压倒了家族的期许：“文学艺术迫使人抛下他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个家族――而孤身去追随艺术。因为艺术要求人既不属于他的家庭，也不隶属于他的阶层、党派、圈子。他只能纯粹是他自己”。1915年，艾略特决定留在伦敦而非回到哈佛完成博士论文，几年里只写了些零散地见诸冷门杂志上的诗歌，这让他的父母不解又忧虑。父亲1919年去世时，还认为这个小儿子毁了自己的人生。然而，艾略特虽有反抗，他的职业生涯倒也暗合了家族的模式：他先是像父亲早年在密西西比州一样做了个贫困潦倒的职员，后来从事出版业，成了成功的出版商。他终其一生兢兢业业对待每日的劳作，这也正是每一代艾略特家族的成员藉以自我肯定的方式。

艾略特生长于斯的家庭居于波士顿一位论派（Unitarianism）的中心。但他热诚的天性与一位论派的学说格格不入。早在进入哈佛之前，艾略特对教会就已经无动于衷。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宗教教诲严格刚正，却无以滋养灵魂。威廉关注的并非对完美的追求、教义与神学理论，而是一套能改善人类境况的准则。一位论派对福音派新教徒的狂热十分不屑，威廉也因此称有教养而务实的人不会相信“奇迹般的突然皈依：那依赖于神力显灵、不受人类意志控制的皈依……让昨天还是罪人的今天就变圣徒”。真正的得救只来自人的努力。“称自己受到非凡的直接指引是僭越的，也是危险的。这无异于称自己受了神的感应，看似谦卑却十分傲慢。”他传给子孙辈的宗教保留了清教徒的刚直、克己与公德心，但却是这些品质经过启蒙改造的产物。艾略特自幼受到的规训就是尽责，仁爱，积极向上。他对恶的察觉总是非常敏锐，但从家中得到的却是一套实际生活的行为准则：他曾提及父母不言“善恶”，只谈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艾略特在抛弃一位论信仰的同时，还反抗着这些不痛不痒、不动感情的区分。他写道：“只要我们是人，我们的行为就只有行善与作恶两类。”宗教在十七世纪也曾被打磨成一套体面的守则，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力主复苏宗教中的热忱。同爱德华兹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艾略特追求一套更古老、更严格，不为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稀释的教规。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爱德华兹与艾略特都似乎是孤独抗争的异类。

一位论派学说形成于美国十八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将矛头指向清教信条里的原罪。一位论派坚信人生而高贵。十九世纪早期的一位论派领袖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就曾论及人类“与上帝的相似”，而艾略特的祖父正是他的弟子。他们反对清教徒犯罪遭谴的学说，反对他们对正统与异端的辨别以及不民主的教会。他们的神仁慈而不狂暴。艾略特出生前一年，他的母亲在一首题为《力与上帝》的诗里赞美了一个祥和而理性的宇宙：

万物和谐律动，屏息敬怕，

我们轻呼“上帝在此，上帝即法”。

艾略特的母亲与祖父这么虔诚，父亲也终生支持一位论派教会，来自这样一个家庭的艾略特竟认为自己成长在“基督教的门外”，似乎实在有些古怪。实际上，艾略特是指一位论派否认三位一体，不符合自己对基督教的定义；在他看来，基督教就是对道成肉身的信仰。1931年，在给批评家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信中艾略特写道，一个有着人形人性的上帝哪怕再完美，在他眼中也根本称不上完美。他对弥尔顿――这位英格兰最伟大的宗教诗人――的敌意，大概也能追溯到祖父认为弥尔顿是个一位论派信徒。同样，他对驱逐思想自由的犹太人的愿望也与少年时在他们和一位论信徒之间作的简单勾连不无关系。“不巧的是，犹太教不大经得起时移世易，”艾略特在1940年说，“一旦剥离了传统习俗、仪礼和弥赛亚必临的信念，它就成了一类苍白软弱的一位论。”这就是艾略特对伴他成长的“智性上清教徒式的理性主义”的反感。在艾略特对人性恶与犯罪遭谴这些观念的复苏之中，在他对正统的渴望之中，艾略特都抗争着自己的一位论派背景。或许最能说明他与一位论派之间不同的，就是他感到了人与那不可知的神的差异与距离。

艾略特曾说过，要理解一位现代作家，就要看占据他童年的是哪个死而不僵的新教教宗，据此可将他分门别类。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爱默生就辞去神职，以抗议“僵冷的一位论学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超验主义者们从拘谨的基督教中解脱出来，像爱默生一样笃信个人的心灵之光，但他们之后的一代就置身“彻骨的空虚”当中。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述：“爱默生的后裔亨利·亚当斯远离荒蛮的美国生活，来到但丁与圣托马斯这里以求确定的慰藉；亚当斯之后则是艾略特，他不仅遥望并渴求着天主教失却的传统，并英勇地亲自致力于这一传统的复兴。”

在这些天生敏感、又出生于十九世纪美国一位论家庭的孩子看来，他们索然无味的宗教一定是掩盖并排斥了生活里的太多东西。艾略特本人对此只做了粗略的批评，但亨利·亚当斯对一位论缺陷的剖析却向我们展现了艾略特抗争的对象：

没有什么比一位论教会牧师精神上的冷静更能平息怀疑了……他们宣称自己的优势是不拘泥于任何一条教条，并传授……一种过上有德、有用、无私生活的途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生活本身就够使人得救了。对他们来说，困难可以不去理会；怀疑是对思想的浪费……波士顿已经解决了宇宙的难题……现在，宗教直觉早已一去不返，不管人在后来为了重获这样的直觉付出多大努力……这由最敏智的教士引领的最为敏智的社会竟能在大多他所知的道德境况中都……避免感到对过去与未来的焦虑……这着实是他将用一生探究的社会奇观。

一位论派的准则连同其对社会进步的乐观（艾略特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称此种心态为“永远向上看，向前看”）粉饰了美国生活里――尤其是内战后――那些让人不安的变化。惠特曼在谈到普遍的“心灵空虚”时就写到，“大城市充斥着那些体面与不体面的豪取强夺……一个干燥沉闷的撒哈拉出现了，簇拥着这些城市的是委琐的怪人、畸变与鬼影”，而他们的教养“恐怕是全世界最鄙俗的”。艾略特与亚当斯从属的有教养、负责任的清教徒阶层的权威地位已被鎏金时代的商业力量取代。在圣路易斯，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的道德准则已被利益驱逐，这个城市的腐败终于在1902年得到揭露，成为丑闻。艾略特对十九世纪末大规模工业扩张所导致的垄断有所感受，也察觉到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掌管文学艺术的美国，新英格兰本地文化正在衰落。这个健壮的弗吉尼亚人――而不是兰贝特·史特雷瑟 那类人――在艾略特的少年时代曾是全民英雄。艾略特属于一个旧美国，在他自己看来，则是1828年之前的美国：那时整个国家就像他“家族的延伸”。为什么偏偏是1828年，我们也只能猜想。这一年，艾略特的祖父刚离开波士顿不久，去往西部边境。也是这一年，东海岸教养良好的精英们在激烈的选举中落败，约翰·昆西·亚当斯惜败粗俗的安德鲁·杰克森 。为什么是1828年，是因为一百年之后的艾略特仍在抵制杰克森派更具西部风格、更个人主义的民主吗？还是因为一些更微妙的变化：自立精神（selfreliance）带来了高昂的乐观情绪，而在这新时代的曙光下，加尔文派信仰连最后一抹余晖也随之消散？对于力主自立的爱默生来说，那类旧式的、严苛的虔诚是因为他加尔文派的姑母玛丽·穆迪·爱默生才在当下尚留有些余温：“那旧的宗教遗留给我们的有多少呵！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童年它尚还安稳地存在，就像新英格兰乡村的一个安息日清晨，教会我们安贫、克己与忧患。”

母亲佑护着少年艾略特，将他与新美国种种令人不安的变化隔离开来。但离开了这样的庇护，接下来在波士顿的生活就要艰难得多。我们现在要将目光移向艾略特随后的波士顿岁月，以理解他在美国情境中受到了怎样的压抑，为什么又不得不选择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