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这种情况，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它影响和决定着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国际关系的某些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面前，国内各阶级、各党派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抗日救国的共同利益，使它们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由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发展和深化决定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令他们中间出现了联共抗日的倾向。但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矛盾，这时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才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与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国共两党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适应上述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口号上，实行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转变。这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酝酿到建立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一个重大的策略转变。九一八事变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外屈服，对内集中全力“围剿”红军，压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民族革命浪潮，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面敌人。所以，共产党继续采取反对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必要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适当的。改变这个基本方针和放弃“反蒋”的口号，只有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的威胁下，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变化之后，也就是到1935年和1936年，才有可能。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口号，后来提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口号。经过共产党同国民党多次谈判，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

以上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也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

在八年抗战中间，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反共摩擦，但都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两党合作始终没有破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人民的反对，国际上的压力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日尖锐矛盾的存在。拿第二次反共高潮来说，当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把国共合作推到破裂的边缘的时候，日本不但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反而乘此机会，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在日本的军事进攻下，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共产党谋取妥协，重新调整国共关系，共同对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 蒋介石除非决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整个世界出现了大的黑暗与倒退，否则他是不敢轻易破裂国共合作、掀起全面内战的。如果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1927年破裂国共合作、退出统一战线以后，还可以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全国性政权；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决心灭亡中国的条件下，要破裂国共合作、退出统一战线，就绝不可能建立什么形式上独立的政权。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紧紧把握住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点，将之作为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基本依据。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往往对国内阶级矛盾作出不正确的估计，例如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国民党一发动反共高潮就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或者已经破裂。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点。

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着一致性，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的根本原则。毛泽东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 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决定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指导，等等。这些，就是共产党使阶级斗争的要求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步骤。在统一战线内部，没有消灭也不可能消灭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只能在有利于发展抗日运动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加以适当解决。例如，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共产党不是回避它，而是站在自卫的立场，以不破裂合作为限度，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以解决，最后达到坚持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

总之，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一定要照顾大局，服从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团结抗日。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使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就要犯“左”的错误，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反过来，抹杀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对它失去警觉性，那就要犯右的错误，也会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