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同主观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能不表现出来，自由主义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种。

自由主义当时在党内相当普遍而严重地存在着。有的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是非不明，对错误言论不批评、不斗争，同错误思想和平相处，甚至对它表示同情；而对于批评错误言论的做法反而不满，对于因发表错误言论而受到批评的人存在温情心理，认为对他们批评过火。有的人主张个人的言论行动绝对自由，否认甚至厌恶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性；个人意见第一，不要组织纪律。有的人以强调“民主”为理由，主张让各种思想自由发展，反对从领导方面按照党的原则纠正错误思想。有的人违反党的纪律，任意散布损害党、损害革命利益的种种谣言。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的表现，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纠正自由主义倾向作为整风的重要内容在全党普遍进行，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和当时一些担负地方领导工作的同志如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整风问题的时候，都曾经把反对自由主义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当时针对自由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泛滥的情况，提出要有组织地反驳错误思想。1942年5月28日，他在高级学习组的报告中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地方，错误思想一出来，居然没有人出来反驳。有的明明知道是错误的，没有勇气去反驳。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能让错误的意见发展。小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影响无产阶级正确思想的广大发展。有了错误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原则性，应该立即起来反驳。允许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这是一，对错误的意见组织反驳这是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性。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但这以后，党内也出现了某些缺点和偏向，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滋长。毛泽东同志指出，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上主要的倾向是“左”，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主要的坏倾向是自由主义；过火的斗争仍然存在，在某些地方甚至还是比较严重的，但就全党来说已经不是主要的倾向。而有些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遵义会议以后却又犯了右的自由主义的毛病。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在党内和党外实行了正确的宽大政策。例如在党内，不论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坚决改正，就对之采取宽大方针。这个政策，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具体执行中，有些地方和部门却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把宽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有些部门对待干部缺乏严肃的态度，只强调团结教育的一面，忽略了对错误进行批评以至必要的斗争的一面。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对宽大政策的误解，以致麻痹了自己，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有了错误要进行批评。反对党内的过火斗争，并不是要代之以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而应当是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历数革命队伍内部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揭露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分析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这是一篇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启发和指导广大党员在整风运动中同自由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由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批判旧世界，批判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坏的东西。自由主义恰恰相反，它取消思想斗争，对错误的、丑恶的东西，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取消思想斗争，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就是容忍非无产阶级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让它们占领思想阵地。自由主义一发展，庸俗腐朽的作风必然滋长和泛滥，“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问题。特别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危害尤为严重。不断地同自由主义倾向作斗争，是建设一个统一的巩固的党不可缺少的条件。

当时党内自由主义的产生，从思想方法上来分析，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言行不一。就其社会根源来说，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从历史渊源上讲，它则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党长期处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统一战线内部又实行广泛的阶级合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从四面八方袭来，腐蚀着党的肌体。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内反对自由主义，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