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提出的过程

为了弄清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过程，我们查阅了从1938年至1945年“七大”这段时间的中央档案、中央文件以及《解放日报》等十几种报刊。所找到的资料可能还不完全，但足以说明有关的基本情况。

从这次查阅的材料来看，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提出来，是有一个酝酿过程的。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已经存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由作者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在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

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1941年3月，党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同志，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底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在同年4月发表在《解放》周刊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又写道：“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1941年8月，另一些理论工作者艾思奇等同志，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的范例”“典型著作”。

1941年9月、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思想理论作了高度的评价。例如：陈云同志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同志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同志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未参加这次会议。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说：“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体系。”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之处，也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 这一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又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1942年陈毅同志为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而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从五个方面（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同志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同志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同志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1943年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曾把上述刘少奇和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列为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通知说：在讨论文件中，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8月2日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这一断语。他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

1943年11月30日，黄敬同志在关于对敌斗争的报告里说：“今天全党是以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紧结合而建立的。”

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又在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第一学期反省大会上指出：“党中央老早告诉我们，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

1943年12月18日，李大章同志在《对于同志们所提问题的研究》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而提出，不决定于毛泽东，而决定于他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领导已经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公认与拥护。特别是自我党开始整风，清算党内的各种不正确思想以来，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便日益为一般同志所认识。”

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

从1944年1月到10月这段时间，在晋察冀分局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同志的报告和讲话里，在分局所发的文件和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者的话》中，都比较突出地讲到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提出全党要广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1944年2月17日，彭真同志关于中央党校第一部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的总结中，在讲到整风运动的实质时，提出“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一概念。

1944年7月，罗荣桓同志在《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也同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

1944年7月1日，萧三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当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

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看到的材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党章草案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思想在“七大”正式提出之前，党内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至少有四五年之久。许多领导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上作过阐述。在酝酿的过程中，开始的提法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以后又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同时并用的，直到“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总之，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是出于个别同志的贡献，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