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关于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今天读来仍很受教益。他说；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我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三十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总的来说他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也曾经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进行过思考和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凝集着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他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任务，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失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力求创造出新的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情况后，我想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毛泽东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脱离实际，主观专断，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这是大部分时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就做出巨大贡献。他在晚年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则又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紧密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实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经验中得到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