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说：“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这就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这个斗争构成了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

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抗日战争一结束，就要从人民手里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老早打定了主意，用打内战的办法，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当时他们还不能立即发动全面的内战。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受到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政治力量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争取时间，准备内战，等到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一下子把革命力量消灭干净。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日本投降以后不久，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停止内战的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就在谈判的同时，国民党不断地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一方面装出和平姿态，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一方面积极进攻解放区，积极准备全面内战，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反革命的两手政策。

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是由它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于反动派的本性作了彻底的揭露。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派是坚决与人民为敌，坚决要消灭人民的力量，“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 。他用“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这句话刻画出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消灭人民力量的本质面目。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它的反革命目的，常常施展各种欺骗阴谋。它是既残忍又阴险，既凶恶又狡猾。毛泽东同志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性的时候，特别指出，不能幻想反动派的本性会有什么改变，任何善良的愿望也改变不了它的阶级本性的一丝一毫。毛泽东同志在去重庆的前两天及时地提醒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

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我们党历史上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使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他说：“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毛泽东同志不但确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根本方针，而且提出对付反动派的灵活的革命策略。反动派对付人民用了两手，一手是和平欺骗，一手是军事进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这是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同志针对反革命的两手提出了革命的两手，这就是：一方面，努力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利用和平斗争的方法，实现社会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规模内战作充分的准备，当敌人用反革命战争进攻人民的时候，就领导人民起来坚决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

坚决反对内战，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以来一贯的要求和主张。抗战一结束，我们党就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防止和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中间，我们党作出许多努力，在1945年10月终于达成“双十协定”。接着又同各民主党派一起，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共同的决议。从此，就为着维护和坚持这些决议而奋斗。这一切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希望和平，坚决反对内战。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党在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又准备另一手，即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作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准备敌人发动军事进攻这一点上。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的两手政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民是采取了多么严肃负责的态度。人民渴望和平，我们党、我们的领袖，就向反动派力争和平；人民受到内战的威胁，我们党、我们的领袖，又勇敢地领导人民准备对任何反革命的武装袭击，给以坚决的回击，保卫人民的权利。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又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保持警惕，在工作上作好充分准备。这样，和平也好，战争也好，我们党总是处于主动地位，美蒋反动派却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以及对于这个策略的运用，精辟地说明了关于反对反动派的战争阴谋、争取和平民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首先，关于怎样争取和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内和平的实现，不是依靠“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而是依靠人民力量的壮大，依靠对于内战挑拨者的坚决打击。他时常提醒全党，绝对不要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同敌人的谈判上面，更不能把它寄托于敌人“发善心”。他在《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的评论中写道：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又说：“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可不可以向敌人作一些让步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作某些必要的让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党在重庆谈判中间，就让出了八个解放区的地方。但这种让步，“必须以不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这种让步，必须是有利于革命而不是不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而不是不利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写道：在谈判中“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至于人民的武装，那是“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如果想用牺牲人民根本利益的办法，用对敌人“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的办法，甚至把自己的武装都让出去，用来换取和平，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的。

其次，关于怎样对待同敌人谈判的问题。为了寻求和平反对内战，我们党采取了各种方法和途径，其中也包括和平谈判这样的形式。在谈判中，努力地和耐心地争取同国民党达成一些有利于和平和民主的协议。但是我们党从来没有幻想协议一经达成，和平和民主就轻易地到来。相反，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不要轻信反动派的诺言，谈判中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当反动派不需要它的时候，会随时撕毁的。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的前两天就指示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了对于反动派反人民政策的斗争。我们党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间，要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真相，以便教育广大人民。因为人民在不觉悟的时候，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受到了他们的欺骗。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把谁是真要和平、谁是假要和平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世，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同志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谈判，无疑是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革命事业的发展，根本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不是同敌人的谈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有过两次跟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这些谈判都配合着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斗争，使得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是有利于反动派。

最后，在争取和平中间，要不要把内战危险告诉人民。争取和平，进行谈判，绝不能麻痹自己，必须同时把内战危险告诉人民，使人民对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有充分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的一点。事情很明显，人民对于和平的愿望是一回事，和平能不能实现又是一回事，内战打不打得起来，毕竟不完全决定于人民这一方面。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就再三再四地指明了内战的危险，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思想准备。他说：“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内战危险既然存在，就应当告诉人民，否则就会麻痹人民，涣散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人民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解除思想上的武装，内战一旦爆发，就处于毫无准备或者准备不足的状态，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为了引起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警惕，毛泽东同志又特别重提1927年我党由于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而遭到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不但及时地把内战危险告诉人民，而且不断地教育全党同志、全体战士和全国人民：如果美蒋反动派一定要把内战强加在人民头上，那么，人民就要敢于拿起武器，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事实证明，这样做，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革命意志，“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 。当不守信义的美蒋反动派撕毁和平协定，燃起全国规模的内战烽火以后，由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党和人民，并没有被战争吓倒，而是用自卫战争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打垮，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就诞生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反动派战争阴谋问题上的一切论断的英明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