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真正的彻底的人民大革命，没有不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分界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同那种不敢发动群众、阻止群众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反对过陈独秀的不敢支持已经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过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一些同志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的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根据七大的方针，我们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了最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群众大发动的革命形势。我们所以能够在强过于自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站得住脚，敢于而且也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靠这一条。这也就是我们党制订整个战略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同志1945年底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说过：“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敌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都是我们党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指针。

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首先是广大的贫农和雇农。农民是民主革命中决定胜负的基本力量。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依靠了农民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不发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了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使解放战争获得巩固的后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及时地把在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提出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号召。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彻底的土地改革成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重要环节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作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说明。他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根据这个总路线，他又制定了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原则、具体政策和策略。所有这些，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把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作为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任务，这就把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基本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同时，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又采取坚决团结的政策。这样，就在农村中建立了十分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很少，对他们又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把主要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反动最顽固的分子。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使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开展，迅速发展。从1947年10月颁布《土地法大纲》以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区就有一亿人口的地区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广大的翻身农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坚决地站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方面，踊跃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这个事变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打败蒋介石，不但因为有了一个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更因为建立了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思想。他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出现了一个空前广大、空前巩固的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青年学生、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这些人加在一起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取得胜利就是依靠了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力量是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从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虽然都不是主要的力量，但也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力量，应当团结他们。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分析了它的两面性，制定了对于这个阶级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政策生动地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反对了一切离开这个政策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由于美蒋的迫害和限制日益加剧，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的斗争，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便有可能和有必要去团结他们，不争取他们，不团结他们，是不对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那种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 。毛泽东同志在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革命或者在革命中采取中立态度的同时，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必须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也反对过那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错误思想和主张采取右倾迁就主义态度的错误。这种错误实质上是一种党内投降主义的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每当革命形势向前推进的时候，特别是要到最后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中间，总要暴露出和提出各种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企图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表现。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同帝国主义相对立，同时又和工人阶级相对立。它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但其革命性跟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解放战争初期，即革命力量对于反革命力量还没有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曾经把自己放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间，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企图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政权。这是一个反动的政治主张。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妥协的、反动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我们党都及时地进行严肃的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这就是说，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点也不模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的原则区别，并且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和平的斗争，使群众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样，才保证了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才能在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更好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它不同的阶层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这个阶级的三种力量，即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左翼分子，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右翼分子，和在这两者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态度的中间派，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予以分别对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则是采取政治上孤立和打击的方针，揭破他们在群众中散播的各种反动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对于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工农联盟，一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加上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民，就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

党怎样实现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总结过去的经验，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重要的公式：“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党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各项政策，反对美蒋的革命统一战线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扩大。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就是这个统一战线不断巩固、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美蒋反动派一步一步地被孤立直到最后被彻底孤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