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是西方经济学中两大经济思潮。“西方经济学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二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史上发生过多次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相互交替演进，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为了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逐渐衰落，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兴起的机缘，迅速从理论成为政策实践，并向全球蔓延。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并非一个全新概念。从自由主义出现到现在，其地位已经过了几度枯荣升贬。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变形。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可追溯到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等思想家的著述。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通过继承前人的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个体与生俱有不容被他人剥夺或侵害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由此奠定了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自由观念：经济自由和信仰自由。与此同时，洛克通过从自然状态推导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服务，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不违背社会成员的意志，不掠夺和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 洛克创立和奠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分别为法国的孟德斯鸠和英国的亚当·斯密、边沁等思想家所发展。孟德斯鸠沿着洛克的分权思想，设计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的政治定律，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必然出现对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则通过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发展了洛克的经济自由思想。自由放任主义崇尚自由的经济社会，认为在一个由享有充分自由的理性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中，自由市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合理有效地自动调节和配置着各种资源，社会资源将各得其所，效率达到最大。而政府只是社会和法律规则的被动执行者，是资本主义的忠实“守夜人”。

然而，理论上看似完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却引发了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并不能改变贫贱、困顿的生活境遇；规则不健全的自由放任导致了经济的垄断、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和雇佣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恶化，造成社会的危机和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之后，自由主义从内部发生了一次“现代”性的转变，这就是“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主要代表人物有密尔、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 “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无权从道德上去教化公民，但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平等的机会却又是社会的任务。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新自由主义”者致力于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成员的自由，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来干涉经济、调控市场，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奴役性契约、禁止使用童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既缓解了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负面效应，又避免了苏俄式社会主义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许多弊端。然而，国家对经济的干涉中潜藏着民主政治“走向极权”“通往奴役”的危险，而福利社会隐含的平等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懒惰，影响了社会发展的效率。对这些问题展开的正面思考和反面批判，导致西方自由主义的下一个逻辑产物——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产生。新自由主义鄙视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涉，转而强调通过用鼓励自由市场、减少对商业运行和经济发展进行限制的手段来取得进步，实现社会正义。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纯收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超过其支出。

可见，在西方学术界，作为New Liberalism的新自由主义和作为Neo-Liberalism的新自由主义，分别是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古典自由主义时的两股思想溪流，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和诉求。一般而言，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Neo-Liberalism,即强调通过“复兴”和“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而对NewLiberalism所做的再否定，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本书所评析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指上述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复兴”和“回归”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可以从学术理论、现实实践和意识形态三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第一，从学术理论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经济理论，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凯恩斯主义衰落后居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二，从现实实践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实践运动，即20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英美，继而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展的一场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它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南，并力图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论证。第三，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新自由主义是指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理论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宣扬的一种社会思想理念和文化价值体系。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从理论向实践“突破”，进而在全球“蔓延”，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首先与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失败密切相关。由于凯恩斯主义者对“滞胀”问题既不能在理论上做出站得住脚的解释，又不能提出适当的对策，凯恩斯理论由此陷入危机。这时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就以批判者的身份流行开来。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内在矛盾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内因，那么经济全球化则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外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垄断资本要越过国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谋取高额利润。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正好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压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改革的实践在全球广泛地蔓延。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压力的减弱，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条件。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跌入谷底，西方国家面临的国际上社会主义压力大大减轻，新自由主义更加肆无忌惮。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唯一选择，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而产生，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而获得突破性发展，最终因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而走向衰落。

1.新自由主义理论萌芽时期（20世纪20—30年代）

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民主政治演变、自由思想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一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由理论向实践的突破、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衰退。 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并未终结。就在这个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在严峻的社会环境挑战之下再次复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的大论战。整个论战无果而终，但成为了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了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1938年，在巴黎召开了李普曼、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参加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

2.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时期（20世纪40年代—70年代）

194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1947年4月，以哈耶克为首的一批新自由主义学者成立了“朝圣山学社”。该学社的主要宗旨是，反对凯恩斯学说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创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最早的一个学派——伦敦学派由此形成。此外，现代货币学派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50年代末60年代初理性预期学派形成,70年代中期供给学派在美国出现。不过，在这一时期，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如日中天，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影响并没有赢得多少关注和喝彩。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领域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滞胀”问题，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自由主义思潮再度兴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哈耶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3.新自由主义实践突破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新自由主义认为，正是由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才导致了“滞胀”困境。为此，必须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消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美国里根入主白宫，两国政府都明确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经济纲领。同时，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实践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成了挑战，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了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策。此外，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国政府、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机构的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也先后实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

4.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

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在苏东剧变和“华盛顿共识”形成以后，新自由主义迅速向全球扩展。在这一时期，与亚洲和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停滞与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经济发展迅速。1990—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了26%，而欧洲经济增长是17%，日本经济增长只有7%。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新自由主义更加深入地影响了西方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广泛传播，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蔓延。新自由主义凭借“华盛顿共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政策工具，以“结构调整”为名，得以在全球推广。从1978年到1992年,70多个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

5.新自由主义遭受重挫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经济呈现繁荣的同时，开始孕育金融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金融、房地产市场泡沫化日益严重，最终在2008年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造成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目前为止仍未完全走出低谷。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在进行积极协商和应对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和追问。应该说，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放松监管、市场的自由放任、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等理论正是导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祸根。面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具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办法应对和化解经济问题，加强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监管。如美国相继出台了大规模救市计划，接管了“两房”及一些华尔街金融巨鳄。时任英国首相布朗宣称，为了加快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有责任增加开支，即便增加借贷也行。一时间国家干预主义风起云涌，大有重掌话语霸权之势。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了”，这是凯恩斯的胜利回归。 凯恩斯主义是否真的会回归，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思潮遭受了严重打击，逐步走向了衰落。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

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

1.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代表人物有利奥尼尔·罗宾斯、哈耶克等人，其中哈耶克为领军人物。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他于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宪章”。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参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论战，批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哈耶克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法西斯统制经济并列加以否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虽然有缺陷，但仍不失为个人自由选择的最重要的保证。

2.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主要代表人物。现代货币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与凯恩斯注重财政政策的运用不同，弗里德曼极力主张货币政策的运用，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正是货币受到扰乱。因此，政府不应干预私人经济，只要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市场自发力量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此外，弗里德曼还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英国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制定了以货币主义为纲领的经济政策，在英国大力推行缩减货币供应量、削减政府开支等经济政策。

3.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形成了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人。供给学派通过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批判和否定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来复兴“古典经济学”和萨伊定律，从而提出他们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无非是与萨伊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相对立的一种“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是造成滞胀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供给学派强调“社会有效供给”的重要性，主张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自1981年里根总统把供给学派理论作为美国官方经济学以来，该学派在美国颇为得势，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4.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原先是现代货币学派的一个分支，后来从中分离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新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罗伯特·巴罗等。理性预期学派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须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迫使政府放弃执行。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由于任何不稳定的经济政策都会带来经济波动，政府所能做的只是给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能给人们准确预期的环境，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卢卡斯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授予了两位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萨金特和西姆斯。

（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许多理论和政策主张上，不同流派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在新自由主义的旗下，都是出于对经济自由的肯定、对市场机制的推崇，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其一，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前提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与社会相比，最高的价值、尊严都应属于个人，正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提出的“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 弗里德曼指出：“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 哈耶克认为，个人的意见和偏好在他自主活动的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他人任何命令的约束。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不仅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还会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个人主义的结果是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双重实现。总之，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对个人主义的遵从和奉行，是个人、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选择。

其二，私有制是自由、效率的前提。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院长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认为，用一个词就能够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的一切其他主张都是根据这一根本性的主张而提出的。 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并能够给人们自由的权利。因为只要生产资料是归个人所有，就没有人能够对个人的行为加以限制，从而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哈耶克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弗里德曼也一再强调，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 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低效率。而在私有制下，每个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其三，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障和基础。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保障，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哈耶克认为，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产生以往时期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弗里德曼同样认为，“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不仅是总的自由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新自由主义认为，一切对经济领域的干预，都会影响到在政治领域保有政治和个人自由，都会有碍自由的实现。因此，为了保障政治自由，必须在经济领域中给市场以充分的竞争性自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尽量减少国家干预，把政府作用限制在最小的必要范围内。

其四，充分自由的市场是完美、有效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由之母”，市场经济是经济自由的最好发挥方式。因此，只有在市场秩序的条件下，自由才是可能的。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善而和谐的系统，具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其供求机制会自发调节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自动创造需求和平衡。只要保持市场的充分自由，市场将发挥其完美的功能。而市场的扭曲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是自由不够导致的。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市场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最佳方式，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可以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可以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己的行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将培育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多元化，促进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的增长。因此，自由的市场是一种最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普遍的组织形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最合乎人的本性和理性的，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经济秩序。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它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处于与各种反自由主义理论的论战中。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者一直与它势不两立，西方左翼学者对其则持有保留态度。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它“不服水土”的毛病日益暴露，全球的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更加激进的批评。在2008年爆发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后，新自由主义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全球的讨伐。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政策的同时，把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绝对化了。然而，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会使市场信号失真，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普遍存在的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则使新自由主义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成了经济分析中的乌托邦。为弥补市场失灵，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国家干预必不可少。“这造成的悖论是一，在个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许对某些国家有一定效果，例如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国家都管用把不具有完全普适性的观点和主张当作。“绝对真理”到处推广，充分暴露了一些国家和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在拉美、苏东地区的实践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并不具有普适性。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则进一步表明，新自由主义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永远灵验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