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

（一）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最初是经济学学术领域内的一种学说、思想，一种改革方案，后来逐渐嬗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征服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理论体系，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其产生发展过程来看，新自由主义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是一种经济学教条，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取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苏东解体后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资本国际化或资本国际社会化，是资本在国际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值。”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为了迅速达到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同时，需要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正好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由原来的经济理论逐步演化到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政治化和范式化的特点，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 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金融自由化不断地转嫁自身的问题和危机。其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但是，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强加给更弱国家的资本之上而有利于垄断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它自身却不愿受其限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自身却并没有彻底实行新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搞贸易保护主义。相反，竭尽全力施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金融风险规避机制和监管体制，加上自身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面推行，世界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如,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等。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发展中国家过于迅速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往往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可见，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的产物，是西方发达国家为控制发展中国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代表的是少数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治国良方，而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圈套，是发展中国家的“死亡陷阱”。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的极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保证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是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应尽可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展真正的自由竞争，防止危害自由机制的经济控制。基于此，新自由主义始终坚持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尊重个人和自由选择，才能使经济发展具有最充分的动力。这种思想反映在其政策主张上，就是极力主张和宣扬“三化”。其一是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因此，必须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其二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必须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所有制改革，明晰产权，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必须给予保障。 因此，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其三是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使经济活动高效率地进行。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二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表面上是要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保护现存制度即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就决定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这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指在政治上“向后看”，力图保持或恢复被历史所淘汰的资本主义传统，继承和捍卫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崇拜和怀念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给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添加的东西。他们认为,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而随着垄断和政府干预的不断扩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形。因此，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活力、恢复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就必须尽量减少垄断和政府干预。一些西方学者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视为“19世纪自由主义精神的传人”，是“保守主义者”。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保守主义，具体理论政策主张表现为“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市场机制。在他们看来，政府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主张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当一些社会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时，才由政府出面加以解决。哈耶克认为，政府调节只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弗里德曼虽不否定国家干预，但他主张政府只能扮演仲裁者和制度制定者的角色。二是否定公有制。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不过，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派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立场更坚决，态度更鲜明。新自由主义把公有制视为产生独裁的根源，认为公有制不仅不能有效地提高效率，而且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浪费。哈耶克认为，通过实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来组织经济，用统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三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结果必然是集权主义。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表露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否定态度。“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他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他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归结为极权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如果抛弃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传统，背离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自由选择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纳粹主义“走着同一条道路”，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三是对外政策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由英国学者罗伯特·库珀于2002年提出，在新自由主义者推波助澜下，盛行于西方世界的理论。所谓“新帝国主义”是指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即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战略所依托的基础理论学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 它为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新扩张政策构筑了理论根基，提供了学理支持。 这一学说通过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重建的政府，兜售美国的理念，将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奉为救世主加以推广。“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后都隐藏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爪。” “新帝国主义”宣称，要通过重建那些落后、穷困、危险的前现代国家的政府，用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来“拯救”它们并维护受到这些前现代国家所威胁的整个世界的安全，维护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种种行为。一是单边主义日益盛行。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各方面的超强地位为其在追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在“历史的终结” 的鼓噪声中，美国自认为国际格局已是单极世界。为此，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先后退出诸如《反导条约》、《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9·11”事件之后，美国又打着反恐的旗号，在单边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二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近年“先发制人”作为一种流行的国际政治话语权被频频使用。该理论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2年6月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在同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被布什政府正式确定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其核心观点就是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以应对诸多意想不到的威胁。为此，美国就不断地制造和寻找“假想的敌人”，对其实施主动打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先发制人”霸权逻辑的典型反映。三是继续以推进美式民主和价值观为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实施“全球民主化”，是美国构建其治下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和基础之所在。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帝国”野心日益膨胀，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对他国的干涉也在日益加剧和升级。从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到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都成为“新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打死后，奥巴马于2011年10月20日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讲，称这一事件对中东专制领导人是一种警告，“铁腕统治必然终结”。

（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及其后果

1.新自由主义在美英发达国家的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首先在英美付诸实践。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她一上台就谴责她的前任工党政府热衷于国家干预、追求平等和国有化政策。撒切尔夫人提出要限制政府的作用，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实行市场化改革，以达到“重塑英国”的目标。为此，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这一主要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实践被称作“撒切尔主义”。撒切尔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资本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实施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英国保守党不仅在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且使英国成为在西欧推行这种模式的堡垒。工党在1997年上台后，布莱尔虽名为推进“第三条道路”，但基本上没有触动原保守党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美国里根政府（1981—1989年）采纳了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被称为“里根经济学”）。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度减税，主要削减个人所得税；削减政府支出，重点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大量减少或放宽管制企业的规章条例；紧缩通货，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这一系列改革使美国经济走出了1973年石油危机后陷入的“滞胀”困境，迎来了一个在较低通胀的环境下稳定增长的时期。

英美等国采纳新自由主义进行的改革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扩张的要求，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改革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灵丹妙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英美等国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导致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过去30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 始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向全美、全球蔓延，其深层原因正是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后果。 人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被美国鼓吹“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何眨眼间就轰然坍塌了呢？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身，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的救市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更不能从根本上解救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很多经济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放弃资本主义，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

2.新自由主义向全世界的蔓延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美英两国大行其道，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出笼后，在某些地区和国家的蔓延一度呈加剧之势。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研究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各国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认为，与会者就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向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转变。“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及被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开发市场的“敲门砖”。 自此以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迅速蔓延开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地区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全面推行了投资、贸易、金融领域自由化。“一时间，新自由主义成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官方经济政策……在其鼎盛时期，甚至一度成为拉美‘唯一的思想’。”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拉美有的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曾一度有所好转。但总的来看，拉美地区的经济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1.0%到3.3%之间，远低于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贫富差距加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等等。这使得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陷入严重危机，引起了激烈的经济动荡，继而触发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先是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随后，金融动荡逐渐蔓延到了邻近的乌拉圭、巴西等国。古巴驻我国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指出，“30多年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经历的严酷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清楚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与其密不可分的政策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引导拉美国家实现发展的选择。”拉丁美洲是全世界第一个引入新自由主义的地区，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懂得拒斥新自由主义的地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拉丁美洲由左翼与中间偏左势力推出的候选人，打着“反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在诸多国度中胜选。如拉戈斯在智利当选总统、卢拉在巴西当选总统，基什内尔任阿根廷总统，瓦兹盖斯在乌拉圭赢得大选，等等。在他们的领导下，各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道路。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始实行放弃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的战略。叶利钦、盖达尔等领导人认为，一旦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罗斯经济就能走出危机。为此，俄罗斯政府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等推荐的“休克疗法”，进行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的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是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稳定化。“休克疗法”的实施，瓦解了俄罗斯原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金融寡头的出现。其结果是，经济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财富集聚在极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悬殊，贫困率、失业率迅速上升，卢布大幅度贬值，社会出现大动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1992年11月盖达尔政府解散，此后政府多次更迭，经济每况愈下。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休克疗法”彻底失败。

2011年发生的中东剧变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幽灵”。加拿大著名学者马耀邦认为，中东剧变最引人注意的两个热点国家埃及和利比亚体现了中东剧变进程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美国插手力图继续主导。以埃及为例，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埃及曾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份关于结构改革措施的协议。结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然而，这些调整计划的实施并未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反,90%的埃及人没有分享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贫困，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最终导致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马耀邦深刻指出：“虽然西方媒体极尽所能地将埃及暴动描绘为‘自由’和‘民主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为了‘生存’和‘匮乏’而战。归根结底，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

（三）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危害

1.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自由主义也传播、渗透和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自由主义就由一些受欧美思想文化熏陶、影响的知识分子精英（如胡适）引介到中国来，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自由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市场和存在空间。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由主义重新找回了市场，成为当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思潮。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思想理论学说，而主要表现为一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政治人物要求基本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激进变革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行动。

综观改革开放40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主要表现为启蒙的自由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人道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是其两把“利剑”。在“人道主义”口号下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彻底否定，在“反传统主义”的口号下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主张用“蓝色文明”代替“黄色文明”，实行“全盘西化”。同时，自由派提出了“思想、政治、经济”的顺序设计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即先在思想上进行民主启蒙，破除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再通过政治改革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西方的政治模式；最后是通过经济改革向私有化过渡。与此同时，自由派还力图把自己的政治诉求付诸行动，到处写文章、散发传单，特别是在高校发表演讲、组织政治集会和政治上书，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性煽动。1986年—1989年，种种学潮和政治风波的发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自由派知识精英的鼓动，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因素。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自由主义经过巧妙包装，很快获得了巨大的话语空间而活跃起来，成为当时思想舆论界的话语核心和主要社会思潮。人们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各个领域都能够听到自由主义的声音。在经济领域，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政治领域，主张政治体制也要与西方国家接轨，按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史文化领域，提出“告别革命”，认为革命阻碍历史进步。新自由主义不仅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而且也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鼓吹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要和西方接轨，实现全球一体化。

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以来，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是在1992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浪潮日益深入，改革的成就、困难和问题都一起呈现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一脉相承，以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来源。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在伦理上要求保障个人价值。其理论核心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强调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而“新左派”思潮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其理论核心问题是反思“现代性”，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自由派与“新左派”在对基本国情和社会弊病的判断上，以及如何解决社会弊病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争论的核心是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首先，在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国际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而自由派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其次，在对社会弊病的判断上，“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已出现过，中国不能重演“西方病”“市场病”。而自由派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弊病，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最后，在对如何解决社会弊病上，“新左派”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而自由派则认为，改革是要彻底否定“革命”，引进市场机制，是向着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在这场自由主义的争论中，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观点主张得到了极大张扬和鼓吹。

综观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虽然经历了曲折和冷却，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巨大。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意识，在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因此，如何有效地遏制其消极破坏作用，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2.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危害

从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来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没有立足本土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而对当今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是在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其中不少思想观点是对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如，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的观点，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关于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理论，对我国在经济过程中如何运用货币手段实施宏观调控，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依法限制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对我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转变和完善政府职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此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我国经济学借鉴。然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将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产生严重危害。

一是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全线崩溃，于是大肆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他们认为，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从此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企图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中国要尽早融入西方文明。一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走过“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才能抵达“现代化”。他们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顶多是一个学派，甚至连一个学派都称不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我国颇有影响力的香港学者张五常就曾声称，马克思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过去，“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几个钉子而已。”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最好映射。

二是抨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主义。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推崇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致使“美德的幼芽枯死”“公德的源泉干涸”。在改革开放初，个人主义裹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遮羞布粉墨登场，一时俘虏和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并引起了长时间的大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个人主义又“借尸还魂”。他们在鼓吹个人主义的时候，大肆抨击集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不能兼容，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坚持个人主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也应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

三是主张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坚决地反对公有制，把公有制看作是产生独裁的根源。因此新自由主义者给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就是实行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迷信“产权神话”，认为私有化是解决我国改革开放中问题的唯一出路，相信“一卖就灵”“一私就灵”。一些人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无法兼容，提出所谓“成本高昂论”（认为国有产权监察费用极其昂贵，监督激励作用低下）“美丽谎言论”（认为全民所有制产权虚置，全民所有是美丽的谎言）“效率低下论”（认为公有制天生效率低，效益低）等。一些人提出许多实现产权私有化的政策主张，诸如“以卖代改论”（认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承包不如租赁，租赁不如卖）“靓女先嫁论”（主张卖国企先挑好的卖）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自由主义崇拜者的鼓噪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国企管理者被鼓动起来，他们不是想方设法通过改革和管理搞活搞好国企，而是想办法把国企整垮，使之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有的地方报纸宣传“抓好一个‘私’字”“突出一个‘卖’字”；有的地方决定县级原则上不办国企；有人把限定时间卖光国有企业作为任期的政绩，把本地区没有国有企业作为改革成绩加以炫耀；有的地方在出卖国企方面互相攀比、竞赛，唯恐落后；有的地方开大会动员，派工作组下厂督促卖国企；有的地方号召“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出卖国企的高潮”。

四是鼓吹文化全球化，消解削弱国家民族认同感。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今天的全球化向所有的金融市场展开，并被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如同‘凯恩斯主义的’去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全球化一样，今天的全球化被扣上了‘新自由主义’的戳记。” 然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内部隐伏着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通过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逐步取消经济独特性和差异，不断强化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民族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及其制度压力，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内定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这样的关联性目标。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就是借助经济行动策略来根本落实全新文化的整合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仅形成了西方主导的全球性的市场，而且同时出现了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全球迅速扩张的趋势，即“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以“文化全球化”为名，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指出：“今天文化全球化的每一种潮流从根本上都处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 然而，我国一些人对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本质缺乏必要的警觉，甚至随声附和，提出要与西方“全面接轨”。有的认为，“文化全球化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更不是推崇性、褒奖性的价值判断。” 甚至有人提出，“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输入先进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 可见，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社会中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不可低估。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