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警惕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们战胜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力思想武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一元化，就要反对各种具有严重危害的错误思潮，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一种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它必将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以至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和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斗争，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方面。新自由主义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论，其根本目的是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要尽早融入西方文明。 新自由主义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经济学理论。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其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可以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救不了资本主义，更不能使中国快速发展。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必须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分清理论是非，增强防范和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扰的能力。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创造性伟大实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可能有其他选择。我国社会的性质之所以是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就是因为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换句话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旦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让位于私有制经济，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因此，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新自由主义者给发展中国家所开“药方”的主要内容。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一些自由主义者纷纷针对中国经济问题发表“高见”，鼓吹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如，弗里德曼在1988年9月访华过程中，公然鼓动中国应“让政府掌握的产权自由转让”，提出通过股份化将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全部或绝大部分转为自由的私有企业，并说“公有和私有的界限分不清，不必管它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国内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当作不变的“公理”而顶礼膜拜，极力主张放弃公有制、走私有化道路，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有人公开宣称“人间正道私有化”，甚至喊出“私有制万岁”的口号。 在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下下，一些地方和领域较为严重地歪曲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思想，出现了“两个异化”现象。一个“异化”现象是，把坚持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异化为坚持第二个“必须毫不动摇”。即出现了忽视甚至放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打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贱卖国有资产，甚至把国有资产直接送给私人，以及纵容私有资本侵吞国有资产等严重情况。另一个“异化”现象是，把“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忽视甚至放弃对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引导”。有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放纵私有经济非法牟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大规模私有化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急剧倒退，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60%。私有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乱。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回顾总结俄罗斯改革时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这种发自肺腑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因此，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强国的金光大道。

（三）坚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其实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选择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发展市场经济是在这一制度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二者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形式可以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从人类社会初期的偶然的、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形式发展到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这一形式从来也没有抽象地存在过，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运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既有社会主义的“体”，又有市场经济的“翼”。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一些人否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公有制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借发展市场经济之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然而，反思改革并不等于否定改革， 我们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制度。任何把发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或者借发展市场经济之名，走否定社会主义之路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有人高唱“市场万能论”，否定政府干预。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完全否定计划的作用，否定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而且主张非经济领域也要实行完全市场化，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讲，市场取向的改革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如何进行市场改革和改革目标上。拉美和苏东的实践证明，不顾不同国家的自身特点和条件，采取迅速和完全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可取的。即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由于信息、市场和制度结构不完全性而导致市场失灵的存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2008年爆发并影响至今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现代市场都是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市场经济。我国遵循了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逐步建立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可以利用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有效地调节市场机制的运行，消除其盲目性和自发性，使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更有效、合理的配置，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未曾看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4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按国际贫困线标准脱贫，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面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环顾目前美欧各国的系统性矛盾和困境，中国改革开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原因在于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的干扰，坚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

（四）跨越全球化陷阱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内在地具有全球性，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但也要看到，当前的全球化同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台，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援助、贷款附加条件，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强行推行这一“共识”，全球化于是逐渐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制定权，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就决定了全球化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其目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以它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使国际垄断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攫取更多的利润。而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为后盾的，就是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同时，还极力宣扬“主权过时论”和“无意义论”，企图削弱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意识。

面对金融危机下的西方国家的困境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良好态势，“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坦言，“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的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历史未被“终结”，终结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已经破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仍在继续。与深陷困境的西方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大卫·哈维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评后展望，“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将这一“前景”变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同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当中，跨越了新自由主义的陷阱，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唯有坚持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