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16世纪中叶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反对封建宗教文明的压迫、倡导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为己任的“文化革命”。一方面，它高举人道主义的伟大旗帜，激烈地反对中世纪哲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神秘主义解释以及那种认为人的幸福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观点，坚持人的天性（本性）是完整的，而精神与肉体是不可分的，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牢牢地建立在尘世生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肯定现世的生活乐趣和享受；它热情讴歌人的能力和作用，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地位，大力倡导“抑神扬人”的原则，极力标榜个性的自由和解放，这些都沉重打击神学的权威，产生了达·芬奇等“多才多艺”的科学巨匠。另一方面，它提倡科学理性主义，主张用“普遍的怀疑来扫除一切偏见”，其中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提出“理性是真实知识的源泉”，坚持唯物主义感觉论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和宣言。这些新哲学向神秘的经院主义哲学提出了广泛的挑战，沉重打击了封建神学世界观，为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胜利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全球化道路。因此，按照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解，所谓“现代”从历史时期上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走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过程。同时，这一“现代化”过程既是充满发明、革新和活力的过程，也是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或“现代社会”，从而体现出了“现代性”（modernity）的总体特征。总之，“现代性”体现的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现代社会”的历史进步和发展，相信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最终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还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新的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

综上所述，“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作为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产物，实质上是对西方近现代文明形态现代化及其历程的一种哲学概括与语言评述，它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精神、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个性的自由解放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人类进步意义与社会文化价值。

（一）现代主义的困境与危机

中国先哲老子谓“反者道之动也”，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近代以来西方科技的极端发展和工业文明的繁荣，带来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式微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

第一，科技和理性的极端发展导致工具理性的异化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是由人发明和创造的，是为人服务和造福的，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却使科技与理性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存在物。一方面，理性变成了纯粹的或科技理性，变成了资产阶级发家致富、掠夺他人的御用工具。首先，资产阶级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在国内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大工业生产体系，贪婪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以满足他们追求利润、发家致富的野心，使科学技术和理性从当初帮助西方社会和人们摆脱宗教束缚、走出黑暗的武器和法宝变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剥削人民、获取私利的工具。其次，资产阶级还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自身、强大自身，掠夺、剥削世界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从那里非法获取廉价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榨取高额利润，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了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扭曲科学技术的本质，片面利用科学技术对内对外进行掠夺，不但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和固有矛盾，也加剧了各国资产阶级在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市场过程中的不平衡状况，并最终导致了摧残人性、灭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两次大战中，被现代武器和现代科技灭绝的生命多达七千多万。不仅如此，战争和科技之间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发展之中，即科学和理性武装了战争，战争又反过来促进了科学和理性的发展。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加剧了军备竞争，推动了科学和理性的运用与发展，使人们拥有了更先进的机器和更尖端、更残忍的武器，向自然、社会、人类自己进行更加贪婪的攫取、肆意的掠夺和疯狂的征服，从而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也把科技和理性、西方社会和西方人推向了更加片面化、极端化和畸形化的困境。

可见，正是科技理性的极端发展，使西方文明所推崇的人道和人权也服从于工具理性，人从理性的主体和人道主义服务的中心对象的位置沦落为工具理性和机器的奴隶，至高无上的人道、人权、人的价值等变得一钱不值了。这就抽掉了视自由、理性和主体性为生命的西方人们的生存根基和价值、信仰根基，把他们抛入了价值、信仰和生存的真空，也促使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理性。为此，马尔库塞指出：这种科技“工具理性”化的“发达工业社会”实质上是异化或物化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加剧，人们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借助于现代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工业文明有了质的飞跃，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处境。相反，物质生活富裕的背后却隐藏着更为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财富的两极分化现象愈加尖锐，而且，人的“物化”或“异化”越来越严重。为此，马克思深刻批判说：“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科技作为工具理性“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它为人类创造了宫殿、智慧与美，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使工人变成畸形”、“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则要求更多地关心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较少的关心自然本身的承受力，更少的关心人的心身健康与人格健全。在私有制前提下，管理和生产的高度机械化、科学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管理变成了更为庞大、严密和无情的机器体系，人——无论是管理者、指挥者还是被管理者、生产者，也都成了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人们的生活、消费、思想观念完全商业化了，并且为商业广告、大众传媒所左右，人失去了主体性、选择性，成了“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 或者“单面人”（马尔库塞语），由工人、甚至学生举行的游行示威时有发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是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贫富差距的加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时常发生，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严重丧失，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更为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和商品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国家机器和科层体系无情地控制着人们——无论人们是在生产中还是在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内，都把人们推向了更为尖锐、激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的旋涡之中，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

18世纪末德国美学家席勒批评说：“在近代，由于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变成强制国家，人们只能发展他身上的某一种力，从而破坏了他的天性的和谐状态，成为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这种片面的发展，对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但个人却为了这种世界的目的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的性格的完整性。” 步入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科技与理性已经彻底推翻了人类的精神主宰——基督教的“上帝”，“人”俨然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为此，尼采惊呼道：“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把他杀死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 然而，人杀死了“上帝”之后，也失去对上帝的恐惧与敬畏而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肆意妄为，人的理想道德价值观念也日益颓废直至彻底崩溃，人最终也杀死了自己，福柯又感叹：“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历史终结了，“中心”不复存在了，一切都被边缘化了……一切价值都成为“虚无 ”！

第三，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越演越烈，威胁着人们生存的自然家园。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的自然家园，也是人自身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其次才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自然界的被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必然会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从而也必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本身。然而，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与主体地位的确立，特别是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利益和贪欲的驱动下，几乎是以肆无忌惮地征服、掠夺与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伟大胜利”，其结果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成就的取得不仅离不开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剥削、对落后民族的掠夺，也离不开对自然界的肆意挖掘、掠夺和毁坏，使很多非再生资源几近枯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大量有害物质、气体等排放到自然界，进一步恶化了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于是，在原有的灾害不断恶化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灾害。例如，生态严重失衡，大气环境严重被污染，海洋系统、林业系统和耕地等也严重被破坏，由此，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加剧，臭氧层出现漏洞，特大水灾、泥石流时有发生，厄尔尼诺现象频频出现，水质变坏，空气浑浊，各种生物、微生物内部平衡失调等。为此，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曾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也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 并且这种“进入心理层次”的无限贪欲，必然造成人们无止境的利润欲，最终是以消耗和浪费大量资源为代价的，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极端对立与分裂，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不仅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矛盾和危机，而且资本主义在如何对待自然这一问题上也出现了矛盾和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思。

总之，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整个形象是由启蒙运动塑造的。当代人继承着启蒙运动的丰富遗产，但这份遗产的确切含义与内在价值却不是很清楚，现实世界似乎越来越自相矛盾甚至荒谬对立起来。现代化和工业化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并变得越来越健康和长寿，但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人们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乘坐喷气飞机在全世界周游，而内燃机排出的废气则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经济全球化使每一个边远的角落都分享了繁荣的好处，但一个小国的经济危机也许会引发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正是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所谓“现代人”，既要承受战争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创伤，又要经受着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生存环境诸方面的压力和危机，才能更深刻认识到这一切危机与灾难都和使资本主义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现代主义思想、科技理性观以及贪婪追求利润的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之后，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和困惑，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片面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后果的质疑和反叛的必然结论。

（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流变

任何一种文化思潮的产生，都既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土壤，也离不开思想文化方面的传承与发展，后现代主义也是如此。

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看，“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具有双关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是指“非现代”（not-modern），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这里的“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实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modern），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具体说，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现代主义文化的反思、批判与继承，即在“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是作为文学、建筑和艺术思潮出现的，后来扩展到整个西方社会学、哲学、科学技术、心理学等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并很快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思潮。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兴起，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两次引人注目的批判性大讨论。一次大讨论是围绕“富裕社会”而进行的伦理批判和政治批判，其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另一次大讨论是围绕“信息社会”的未来发展而展开的社会学分析，其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等。贝尔在1967年率先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以示当代西方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之中，自此揭开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序幕。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后现代主义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进入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开始走向衰弱，并分化多种流派，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德里达、利奥塔与福柯、美国的罗蒂、詹姆逊与德国的哈贝马斯等，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至今仍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

概括说来，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流变过程，这个过程可大致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及初步发展时期。此时期，西方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走向了后工业社会，而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法国的一些年轻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等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厌倦存在主义哲学，转而追随结构主义，承认世界是一个规则的、有着严密等级结构的世界。但是不久，德里达等人又开始怀疑、批判结构主义。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随后，德里达出版了《言语与现象》《论文字写作学》《写作与差异》三部著作，宣告了解构主义理论的确立。福柯、巴尔特等人也加入了解构主义思潮的队伍，他们通过深刻批判结构主义进而彻底瓦解西方传统哲学。

德里达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引起了美国文化界的保罗·德曼的注意和兴趣。德曼把德里达、福柯的解构主义理论和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起来，这不仅使解构主义理论的研究走向了深入，而且使解构主义在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得到了普及，以至于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英语系所开设的有关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课程超过了哲学系。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现代主义广泛、深入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此时期，后现代主义不仅继续对西方现代社会和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和解构，而且把批判的触角几乎伸向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了一股以反思、批判与解构现有的一切价值为主旨的文化思潮，为西方学术界所关注。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它的探讨的不断深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和分歧越来越多，参与其中讨论的人也越来越多，讨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76年，美国的理论探索刊物《Boundary2》发起召开题为“后现代性与解释学”的学术研讨会。1986年，美国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现代语文学会召开题为“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专题年会。1984年，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举办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题研讨会。后两次会议并不是仅仅局限在美国或荷兰的学术界，而是有北美和欧洲理论界的权威学者参加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此时期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那就是发生在世界级大师之间的“后现代主义论战”，即发生在哈贝马斯、贝尔、利奥塔、德里达等人之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战。这些研讨会和论战不仅深化了后现代主义，而且把后现代主义推向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使“后现代主义”成了一个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的术语。正如荷兰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场合下，这意味着被现代主义‘废除’了的艺术风格的‘复活’。而在另一场合，它又意味着反对客体艺术或包括你本人在内的东西。”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现代主义衰落和分化时期。此时期，由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后现代主义开始衰落和分化。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声音日渐衰弱，成了他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另一方面，为了纠正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出现了“后现代科学”（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耐人寻味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衰落并出现分化时，却成了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热点。

后现代主义总是以现代主义为语境，离开现代主义话语将会成为无根的浮萍，它所提出的应变主张，既有对现代主义解构和摧毁的彰显一面，也有对现代主义重构和建设的弱小一面。哈贝马斯既是后现代话语的言说者，又是现代性的护卫者，他自我定位说：“我认为我们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放弃，而是应该从那些过分的、试图否认现代性的纲领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许艺术接受的类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它至少指明了一条出路的方向。”我们不妨借鉴后现代思想家自己的话语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 他用重写现代性来代替后现代性，认为后现代“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身拥有的一种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事业的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 并“很不愿意设定一个跟极端现代主义时代迥然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也不愿意制造一个根本的历史文化分裂”。 美国后现代主义者伊哈布·哈桑认为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长城，历史是可以抹去旧迹另写新字的羊皮纸，关键取决于阐释者的理论视角。可以说，后现代社会（时代）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对待“现代性”的不同的认识，可以得出一个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性的“结论”：从时间上看，一切文化始终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并未隔开，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的“母腹”中产生、发展并得以挣脱的；从过程上看，后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后阶段，是后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中断，而是现代主义的回波余绪；从本质上看，后现代主义否定和攻击现代主义，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和结束现代主义，“后”字表达了这种想超越又难以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尴尬境地。可见，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最大的反对派，也是最虔敬的现代主义；后现代是现代的结束，而不是现代的继续与发展……事实上，人们用互相矛盾的话语表达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两面性，后现代主义直面当下的经验现实，表现出一种激进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在一元让位于多元、整体让位于零碎、确定性让位于模糊性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追求明晰清楚的关系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本性。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不用“反”、不用“超”，而用“后”来标示自己，反映了它从整体上并不是为了反对或替代后现代主义而存在，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继承与绵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