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新时代与经济发展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论断，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从主要矛盾的转化、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变革等诸多方面可以得到论证。毫无疑问，这一论断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果的累积和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诸如政治上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发生深刻变革；文化上，增强文化自信，“中国梦”“主旋律”“正能量”等热词盛行于网络；生态上，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下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

从整体的经济形势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在此期间，国家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引领经济发展，同时实施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果。

从生产力整体层面上看，我国经济实现了显著提升，表现如下：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2.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其他国家。由表3.1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5％，2017年在经济新常态影响下，增速放缓，但仍实现了6.9％的增速，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首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网。

二、我国对世界经济贡献度增强

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978年的3.1％上升到2017年的27.8％，自1978—2017年年平均贡献率达18.4％，仅次于美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均GDP由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17年的59 660元，年平均增长率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 396元、13 432元。综上所述，无论从整体经济规模、经济增速还是从微观个体收入上看，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改变了生产力落后的面貌，总体实现了小康水平（见表3.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网。

三、我国生产力层面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从生产力组成要素上看，我国劳动力、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资料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从劳动力上看，劳动力素质水平整体提高。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0％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近10％；而从劳动力本身特征上看，新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一些领域，机器人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人工劳动力。比如在快递行业中，智能分拣机器人、配送机器人、无人送货机等快递“黑科技”的应用，刷新了我们的传统认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以申通的“小黄人”为例，小黄人分拣快递可以节约70％的人力，提高80％的效率和准确率。

而在劳动对象上，其数量、质量和种类都有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使劳动对象更加多样化。比如在新时代背景下，生物工程、材料革命的兴起为我们使用物美价廉的材料提供了可能。单晶硅片的制成，推动了电子工具的迅猛发展。而从劳动资料上看，生产工具更加智能和多元。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的劳动工具以石器、金属为主；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化生产取代手工工具。而在新时代，生产和流通社会化程度提升，劳动资料中的自动控制系统、物流系统和信息系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条件。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层面的变革催生了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能更好地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公有制为主体显著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属于资本家，而工人阶级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这也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矛盾重重。例如经济危机爆发实质源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下的冲突，而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确保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发挥竞争机制在市场中的作用，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要进一步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新时代背景下，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变革已不再是单纯的协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的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释放经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深化（生产资料所有制），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其次表现在分配关系上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分配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分配关系的完善，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显著优越性。

其一，基于横向比较，我国分配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价值，必要劳动创造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为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阶级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财富的累积和价值的增值；与此相对应，在价值分配时，主要依靠投入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忽视了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主力军，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相应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最终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制度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国的分配制度一直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重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保障了劳动者的利益；同时实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多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

其二，从纵向发展的角度上看，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分配制度的理解和侧重点有所差别。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主席于1955年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指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一阶段更侧重于消灭阶级压迫，强调平均主义，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等政策思想阻碍了发挥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奠定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基本分配制度。党的十四大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一阶段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配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先富带后富。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突出问题。为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分配关系上更侧重于缩小差距，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便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把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归宿。我国同时出台一系列措施，重点关注民生领域、打好扶贫攻坚战等，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并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2.2％下降到4％以下，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其三，仅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看新时代的变化是片面的，应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联系起来，将分配制度置于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考虑。当前，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现有分配关系产生冲击。以人工智能为例，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兴起，创造了更高端、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岗位，涵盖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工程师等；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机械劳动下解放出来，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提升了分配关系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会造成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参与初次分配的人口减少。纵观历代技术革命的发展历程，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农村劳动力挤进城市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转型，大量劳动力被挤出市场，出现大范围的失业状况。而当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在短时间内会带来更大范围的失业；当智能机器人大范围取代人工劳动时，资本、技术将成为初次分配的主要依据。拥有雄厚资本和技术的寡头不再依赖传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而是利用人工智能垄断市场，获取超额收益，而大部分劳动力被排挤出市场，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而传统的劳资差距，也会逐步发展到劳动力之间、资本之间的差距，冲击现有分配制度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依据，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上看，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此，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完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任务之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而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挑战以及改革目标的变化（如AI对现有分配关系的冲击），也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提供了辅助依据。

四、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要求

经济上的变革除了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取得的重大成就，还体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上的变革。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要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针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由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过渡到劳动的二重性。将劳动划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仍是以直接的简单劳动为主，体力劳动是劳动的主要形式，脑力劳动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抽象劳动并未局限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创新型的劳动通过引起生产条件的变革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高度重视创新，在引领经济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中，创新居于首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领全民的创新热潮。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此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由此可见，创新被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注入动力，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认为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质量和水平。而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同时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上的失衡，表现之一便是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不匹配，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更好地满足消费的需要，低端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导致我国部分企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等状况，为此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供给侧结构改革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变革，在生产力上，包括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劳动资料——科学技术丰富了工具的多样性——以及劳动对象——根据需求的变化提供生产对象；在生产关系上，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第三产业及相关服务业、消费刺激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旨在减少低端供给，扩大中高端供给，在生产领域去产能、去库存。基于供求曲线的基本原理，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即减少无效供给），产品的价格会上升，进而企业的利润水平也会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开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目前取得了重大成效。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1％，其中，7月份利润增长16.2％。总体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工业利润持续快速增长，为经济建设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

综上所述，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变革，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体现了我国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显著成就。然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和奋斗目标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点没有变化，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为已取得的经济成果欢欣鼓舞时，仍要认识到，经济建设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1万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然排在世界第70位。联合国公布的2017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在世界排名第91位，不仅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在人民生活水平上，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目前只是整体达到小康水平，尚未全面实现小康，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深度贫困状态。为此，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