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新时代的矛盾概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八大基于“人民的需要”和“工业化要求”来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则把“人民的需要”与“落后生产”相联系起来，在正视“一穷二白”的国情的同时，又极大地凸显了人的能动性。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既与时俱进，又日臻成熟。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依据。但它并不是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已不再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了，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了；而是说需要与满足需要的两侧、内涵都发生了部分质变，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满足人民的需要，则是共产党全部工作的重心。从党的十八大的“三个没有变”到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成就的体现，也是对未来中国优化生产力发展方向和格局的正确把握。面对“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如何通过生产力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来化解这个矛盾，这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回答的事关全局的首要问题。

“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着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性质。中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直接影响和决定国家工作重心和规定其他矛盾的地位的那个矛盾。它既是阶段性的历史概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基本面的整体概括，它直接决定国家在特定时空的路线选择、方针规划和政策走向。准确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关乎全局、国运的重大命题。

一、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的第一要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形态更替的第一决定力量，所以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最终目的而言，搞好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人民谋求福利，实现机器化、智能化、网络化大生产与所有制更完美的契合，并最终实现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摆脱物质依赖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全面”“美好”“优质”的需要就会显现出来。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没有变，但人民的需要在向优质化方向发展，这种转变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应朝着更平衡、更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向发力，以满足这些优质化需要。

中国从生产力的欠发展到当前的部分产品、产能的过剩，促使社会基本需求结构在物质产品满足之后越发立体化，需求本身有了超越于生理需求的权力意识、美德意识、价值自诉、享受意识等，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非物质化的需要必然引发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矛盾。经济产品的增长与供给具有量的有限性和地域的限制性，而人民的需要则表现“质”的无限性。在单纯的“量”的有限性的需求满足之后，还会有包括受尊重、被敬仰、求平等、要正义、爱艺术、多道义、好环境、有民主、行法治、给自由等不同“质”的需求。从实物层面看，是指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要求产品的质量、功能、个性、设计、包装、仪式、造型、档次不断提升，人们不再追求敝帚自珍、用破再扔的消费逻辑，而是更加注重唯美精致、花色品种、更新换代、造型独特、时尚典雅，甚至高调华美。从非实物的层面上看，则表现为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尊重、艺术、修养、伦理和美德的新需求。基本需求可以大致看成是生理需求和一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物质需求则是派生需求、更高的精神性需求。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来看，正是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不断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需求重心的转移。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证明了我国各项上层建筑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基础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每一新的步骤，都决定于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已达到的水平。封建社会的“手推磨”必然要被资本主义的“蒸汽磨”所取代，科技革命不断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就如同现代化的纺织器械代替了工人，而未来全自动化的无人车间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必将大大改进人类的生产能力，用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国际地位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又一个依据。但这也不表明我国不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了，而是说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世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发言权越来越大，开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极大提高，对世界和平、国际局势的作用日益显现。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我们具有了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气。

取得党的指导理论的新成果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它当然不是说党在指导理论上另起了什么新“炉灶”，而是说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产生了又一个重大创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思想相比其他组成部分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突出特色，包括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更加鲜明的革命性和更加鲜明的斗争性。

做出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新布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这并不是说我国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而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有了更加具体的设想。十九大报告指出，“解决人民温饱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20世纪末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眼看也要很快实现，剩下的目标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报告将十九大到二十大规定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又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为两个阶段，即先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15年时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里，如果说前30年是为中华民族复兴打基础，中间40年是为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而奋斗，那么，后30年将主要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对于过去70年和未来30年作出这样明确的阶段性区分，使全党全国人民对实现这些奋斗目标更加充满信心了，当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共建才能共享，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和被满足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仅仅理解为单向供给。人民既是提出美好生活需求的主体，也是参与为他人和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需求的客体，人民群众作为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必须是他人美好生活的提供者。党和政府既是实施生产力均衡发展、不断挖掘潜能、创造更充分发展条件的责任主体，见证人民享受美好生活的主体，又是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改进和重新塑造的客体，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人民需要在享受美好生活和创造美好未来两个向度上进行自我锻造，党和政府也需要在供给美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上提升日益增长的健康向上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档次、格调上积极作为。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两个没有变”的关系不能错位

国家在努力实现生产力均衡发展、驱动生产力充分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方面，责无旁贷，但绝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应断然拒绝“炫耀性”攀比消费的需要，必须谨防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奢侈浪费行为的出现。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环境等方面的美好需求，必须服从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国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中国的政治语境、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面。中国的问题解决要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两个没有变”的关系不能错位。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两个没有变”结合起来统筹考量，必须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世情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否则就会犯冒进的错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的定位，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是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依据，是开启新时代必须遵循的逻辑起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仅仅是重大的政治论断，更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必须从国情的历史贯通、国际地位的全局性角度加以把握。

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以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断释放出更多生产力，努力化解生产不充分的难题，全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说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因而必须坚持。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体制、机制上，仍存在不少不适应的情况，所以又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调整和完善。

三、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大层次的协调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要解决两大层次的协调：一是要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二是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以促进平衡发展。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所以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创新是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难题的最重要手段，积极实施中国制造业大变革，倡导工匠精神，不满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已有成果，不止步于高铁、航空、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支付宝等重大科技成果，必须让创新型国家建设创造更多的成果。

面对国家整体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重振东北重工业基地，依托各省资源和地域优势，改进国家“梯度发展战略”，加大实施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先富起来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部署。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精准扶贫、技术扶贫，兜底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难题，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力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准确把握人民对物质、精神、尊严、养老、信息、住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五位一体”方面综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释放更多发展潜能，积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可视技术、云端技术、3D技术和精细化加工不断提升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力。标准化生产将在基本技术不变的基础上逐步转向柔性化生产，生产系统与库存管理也将依据物联网再造。商品的个性化和符号化必将一改传统产品的死板与冷漠，而体现更多人性的温情和温度，无缝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并不断衍生出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