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反映时期消费差异的γt的估计结果由表 4 给出。
表 3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4全国各时期自发FDI对平均FDI (γt)的估计结果
从表 3 可以看出:
行政腐败的系数为-0.5745,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行政腐败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将平均下降 0.5745 个百分点。因此,我们证实行政腐败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绊脚石”。行政腐败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要想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必须要抑制行政腐败。这也与我们的现实相符,行政腐败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增加企业的成本、扭曲资源配置、抑制企业创新等,势必会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 0.0295,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人力资本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将平均上升0.0295 个百分点。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代表着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高素质意味着较高的生产率和较低的成本。虽然人力资本水平完全符合我们的设想,但是系数值并不是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在所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里,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只是影响外商决策的一个比较小的因素。事实也应该如此,相对于劳动力成本或地区发展的好坏这些直接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来说,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力要略小一些。
基础设施的系数为 0.5548,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说明基础设施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平均上升 0.5548 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基础设施水平决定了外商投资的交通运营成本,所以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大。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系数为-0.0749,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政府对经济控制力度越大,即国有经济占总体经济的比重越大,行政腐败便有路可走。因此,回归所得结果与我们预期相符,国有经济占比如果过大,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为-2.8451,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也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外国企业也不会违背这个原则。因此,对于外商来说,劳动力成本越低,获取利润的空间越大。一个地区的低劳动成本,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所以,在本文的实证结果中,劳动力成本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平均下降 2.8451 个百分点。从系数来看,劳动力成本确实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大。
地区发展水平的系数为 1.6266,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将平均增加 1.6266 个百分点。一个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能直接衡量当地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因此地区发展水平理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