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的反腐败效果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首先，就观测值而言，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大量来自作者手工整理，部分数据因年鉴或工作报告未予披露因此存在观测值的缺失，如警示教育次数、信访数量、经济责任审计等。其次，除了大专以上人口占比以及当年立法数量标准差以外，其他变量的标准差均较大，这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的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密度大、官员数量多。因此，无论是在被解释变量立案侦查人数方面，还是在解释变量经济责任审计、群众信访数量行政诉讼结案数量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数值。最后，在最大、最小值方面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区域差异。例如，立案侦查数量最小值仅为 30、最大值为 4 523，警示教育次数最小值为 25、最大值为 14300，行政诉讼结案数量最小值为 32、最大值为 28 566。

（二）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其中样本容量n为 31，而时间T为 8，显然面板数据属于短面板。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其P值为0.0186 且在 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本文实证分析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表 4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反腐败实证分析结果表。

（1）“不敢腐”机制的反腐败效果。第一，经济责任审计系数为负。全国以及西部地区均不显著，东部地区尽管显著但是显著性较差，表明我国目前经济责任审计的反腐败效果不太显著。第二，信访举报人数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信访举报对反腐败具有显著影响。就全国而言，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系数为 0.0074，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为 0.0076，表明信访举报每增加 1，则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数量就会增加 0.0074；就区域而言，尽管信访举报同样反腐败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存在一定差距，东部地区信访举报对反腐败的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系数为 0.0080，中西部地区系数为0.0069）。第三，行政诉讼结案数系数为正。全国以及东部地区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就全国以及东部地区而言，行政诉讼结案数对反腐败具有显著影响，行政诉讼反映了“民告官”的状况。作为权力弱势一方的民众起诉政府，一般会伴有腐败行为的发生，因此行政诉讼作为司法手段是反腐败的重要工具。但是遗憾的是，中西部地区行政诉讼结案数对反腐败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行政诉讼较少，对腐败行为的揭露作用不明显。

（2）“不能腐”机制的反腐败效果。财政透明度系数为正，而立法数量系数为负，但是二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就计量意义方面而言对反腐败的影响不显著。

（3）“不想腐”机制的反腐败效果。第一，警示教育次数系数为正，全国数据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警示教育对反腐败具有显著的影响。警示教育系数为 0.0273，表明就全国而言，每增加一次警示教育就能多揭露 0.0273次腐败行为。警示教育较好地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同时警示教育坚定了人们反腐败的信心，然而遗憾的是东部地区由于数据过少无法进行回归分析，因此东部地区警示教育对反腐败的影响并未估计，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进行了估计，但是估计结果不甚理想。第二，平均工资系数为正，且基本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工资水平越高被立案侦查的人数越多，这似乎与过往提倡的“高薪养廉”主张相背离，但是我国公务员工资是与职级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职位越高工资越多。显然，职高必然权重，腐败的机会与条件更加优越，这也印证了“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