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前言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把1978年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还召开过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而在工作会议之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出国考察和访问，使得那一年成为40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出访最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邓小平本人就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国。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还专程到了平壤，他告诉金日成，中国要准备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决定推动变革，中国开始了非凡的学习之旅。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过去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国的改革经验被概括为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且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立刻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是的，作为后来者，即使在全球看，中国也毫无疑问是过去40年间向先行国家和地区学习技术和制度最快的国家。这一点让我深信不疑。但意识到这些精彩之处却是在十多年前。2006年底，我开始接触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早期文字资料和有关文献，并被推动中国经济转变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深深触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第一次看到有关1978年这一年的记载文献和资料时，对那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我简直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我刚刚入高中读书，对北京发生的这一切基本无知。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后，从课堂上知道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的包产到户的自发改革，也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特区建设和四川国有企业可以被允许留存部分利润的试点传闻。但直到1984年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改革这个概念才真正进入我的视野。而正是1984年同一年的稍早时候，我从部分年轻教师那里得知，在浙江的莫干山上举行了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研讨会，一大批来自国内各高校、政府和社科院系统的年轻经济学者，意气风发，给改革建言献策，好不精彩。

1983—1985年，我对参加在学校举行的各种讲座格外有兴趣，听过朱嘉明、周其仁在校园做的报告。也特别关注老一代经济学家关于当时宏观经济过热和治理通货膨胀的频繁争论。我记得，吴敬琏教授从耶鲁回来不久就被我们请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做过报告，后来他又陆续两次来经济系就经济过热和宏观改革问题的各种意见做过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导师宋承先教授也开始研究价格改革和宏观不平衡问题，对我影响颇大。

不过我真正开始从经济学上去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还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我在别处曾经记述过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变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但那些研究还是纯学术性的，并局限在学术界之内的传播和交流，还一直没有写过以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那些精彩故事为叙事内容的非学术性著作。

差不多是在200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突然有想法，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记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精彩事件的书。我是想以我的眼光把1978年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间的许多重要改革过程和主要改革方案形成的精彩片段记录下来。但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所以在决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跟经济改革方案有关的事件和参与其中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身上。那时候，我甚至设想应该可以在记述每个重要改革事件之后，寻找到一篇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论文附在其后，以此提升我们对该重要改革认识的水平。作为试验，我先动手整理资料和文献，写下了关于财政分权和分税制这个主题的改革叙事，结果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写了将近四万字。

从那之后，我便集中精力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收集文献并制订写作计划，开始了写作进程。2007年初夏，我带着大量的文献资料飞到加拿大东部的皇后大学，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集中写作，完成了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关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字数超过十万字。不仅如此，我还忍不住将之前写的关于财政分权的长文改写成一篇标准的文献综述式的文章，2007年底发表在了《经济学（季刊）》上，并深受读者喜爱。

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之后的半年里，因忙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写作进程变得缓慢。2008年春节过后我又被学校派去耶鲁大学负责筹备一个代表处，在那儿又住了三个月，但也只写完了关于深圳特区的一章。回国后，正好赶上迎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使得我的写作几乎没有太大进展，但我有机会在那年去多地就改革30年的话题发表演讲，包括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大阪工业大学等学府出席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2008年11月初，我被《南方都市报》邀请去了广州，在“岭南大讲堂”做了一场讲座，取名“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后来《南方都市报》专版发表了我那次演讲的内容。

就在那个时候，杭州的吴晓波先生创办财经出版中心“蓝狮子”工作室，邀请我能就中国经济改革写一本书。考虑到我已有的写作章节，便欣然答应。但由于各种研讨会和演讲的邀请，加上教学安排，一直拖延到2009年4月才勉强完成书稿交给吴晓波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名就用了广州演讲的题目“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很遗憾，由于赶出版时间，那本书只有六章，计划想写进去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最终没有来得及完成。

2018年恰逢中国经济改革第40个年头，似乎有理由重新增补整理这本书。非常巧合的是，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我能增补并修订这本书，文景愿意重新出版。就这样，我于2018年5月开始动手写作，增加了全新的两章“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和“浦东开发”，并在已有的章节里又补充了一些值得记述的精彩事件。现在全书共有八章，字数也增加了将近十万字。经过多次沟通，本书的新版定名为《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我与文景有过一次合作，出版了《顶级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知道文景对选题和图书出版有独到的视野和追求，而且品味高雅。本书能作为文景的作品出版，自然十分荣幸。在这里我要感谢姚映然女士的邀请和鼎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章颖莹小姐认真的工作并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之前的《顶级对话》一书也是出自她出色的编辑技巧。

我还要感谢国元证券的蔡咏董事长和上海钻石交易所副总裁颜南海校友。蔡董事长为我在合肥找到并寄来了反映安徽改革30年的《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对于我核实安徽农村地区自发的包干到户情况非常有帮助。南海赠我的口述史《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对于我进一步了解上海在土地批租试验中的许多重要事件的细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的学生们在我需要寻找数据时也给予了我有效率的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2015）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慷慨资助。

谨以本书献给过去40年来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做出贡献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