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首次出版时，本书曾被归为“未来主义”著作之列。不过我并不相信“预言”和“预测”，在我看来，它们不但无用而且极易不攻自破。将本书视为一项“早期诊断”或许更为合适，针对20世纪50年代晚期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状况，本书提出了以下问题：有哪些业已开始的重要变化，会让未来极大地不同于多数人依然“视之如常”的现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在？事实上，我最早为本书想到的书名是《已经发生的未来》 ，后来因为太长不适合放在封面而作罢。

本书的写作基于一项假设，即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大到我们已经跟过去的那个时代告别，正迈进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便是将本书的副书名定为“对即将到来的后现代世界的一份报告”（A Report on the New Post-Modern World）的原因所在。“后现代”一词出于本人杜撰，据我所知，其第一次出现便是在本书中。在该假设之上，本书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哪些领域？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它们各自都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面对这些变化，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学习或摒弃的？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

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我的前期著作。在出版本书的8年前，我致力于分析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新型工业社会的三本著作已经出版了，它们分别是《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会》（1949年） 。就在写作本书之际，我也同时开始了对工业社会最基本要素（管理）的研究，并于1954年出版了我本人在该领域的第一本著作《管理的实践》 ，这也是最为基础性的一本著作。紧随其后，我又写了《为成果而管理》（196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和《管理：使命、责任、实践》（1973年） 。前两本书分别代表了我本人在“战略”和“领导力”上的首度研究，后者则试图将关于管理的各个主题糅合于一本书当中，其中既将管理视为一项专门工作，也将其视为一项主要社会功能。随后，我写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6年） ，此书第一次将企业家精神视为系统化原则，并将创新视作一项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具有目的性的工作。最后，是于1991年出版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该书首次将项目管理、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用在非营利部门及其制度上。

故而本书既不同于我早年关于社会分析的著作，也不同于其后30年间撰写的诸多熟为人知的著作——那些关于管理，但绝非仅限于商业管理，而是将管理视为一项具有特定原则、使命和社会功能的工作的著作。不过，本书为我随后撰写的所有关于社会的著作提供了格式和方法，这些著作包括《断层时代》（1969年）、《看不见的革命》（1976年） 、《管理新现实》（1989/1990年）、《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这些著作全都是关于社会基础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全都在继续由《已经发生的未来》所开创的工作，亦即将业已到来的未来展现给大家。

如今距本书首次出版已经38年了，而这份早期诊断中的内容是否已被证实了呢？本书的最大发现便在于对各种转变的预言：从19世纪的机械进步转向系统化、有目的、有组织的创新；知识转而成为新的主要资源；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多元化社会的兴起；现代政府在有效行使职责方面将遇到危机 ；全球化经济和全球化社会的到来。自提出以来，这些预言当中仅有一项未被证实，或者说只是被部分证实，其余均已被一一证实。

而这项尚未被完全证实的预言，恰恰是自本书出版以来，最受关注也被讨论得最多的一项：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整体主义哲学即将迅速兴起！事实上，在过去的38年 ，许多学科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即将迅速到来的变化：由信奉笛卡儿式世界观下的“整体是部分的机械加总”，转而认为“整体具有特定的配置或格式塔，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这些学科包括生物遗传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生物学科，如今正将其关注点转向“人格”的心理学，气象学及地球科学，新近兴起的生态学，数学中的混沌理论及复杂性理论。

不过，尽管这么多学科都发生了这一转变，但哲学依然丝毫未受影响。更有甚者，哲学中的哲学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甚至滑向了更为极端的笛卡儿原子论——仅承认部分的存在，彻底否定整体。有这样一个古老的说法：哲学总是追随主流科学世界的范式，并将其转化为世界观和形而上学。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伊曼努尔·康德对艾萨克·牛顿的追随，只是前者要比后者晚了五十多年 。按照这一规律，新的哲学要到2000年左右才会出现，出现的时间比我失之心急的预言整整要晚四十多年。

但是作为一份诊断报告，相比于失之心急的预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重大发展方向完全视而不见。在本书中，信息革命便是这样一个被忽视了的方向。尽管后来的这些年我一直与作为主流计算机厂商的IBM有着紧密的合作，为它做讲座，并与它一同对外宣扬计算机不仅仅是一个小玩意儿，计算机必然会带来一场关于工作、组织和思考方式的革命，将作为一场从经验到信息的根本性变革的标志而存在。但在写作本书时，这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故而尽管后来我获得了对信息革命极富洞见的声誉，但在写作本书时对该领域根本只字未提。一直等到下一本关于社会分析的著作——1969年的《断层时代》，我才开始对信息革命进行分析。

鉴于上述种种缺憾，如果将其视为一份“早期诊断报告”并对其打分的话，本书根本就得不了“A＋”。但由于在其主题（对社会变革的预测及重要变化的识别）上的表现还算过得去，打个“A―”大概还是可以的。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有一方面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就是通篇都洋溢着乐观的态度。事实上，为了写作这篇新版序而重读本书时，这一乐观倾向同样让我自己感到惊讶。尽管讨论的是诸多重大主题以及蕴于其间的重大挑战，但本书无疑处处充满了自信，无论论及的主题是经济发展 、政治结构与组织，还是科学与教育。本书的乐观并非出于对问题和挑战的淡化，而是将其视为一项需要被完成的工作，而非负担和危机。

就在本书出版的6年之后，随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我们进入了一个长长的，充满了痛苦、危机、失望、恐慌的时代，而这一状况并不仅仅只发生在美国社会。但是若将这长长的时期视为进入本书所提出的“后现代”世界前的转换期，将这38年 间所经历的恐慌和危机视为转换期内必然存在的波动，或许并不算过于乐观。真希望本书再次发行之后，整个世界即将迈进的时代，能证明38年 前写下的此书中的乐观不是幻想。或许，这同样不算过于乐观。

彼得·德鲁克
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199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