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有两兄弟结伴前往纽约剧院观看《风的传人》 （Inherit the Wind）。他们正当20岁出头，都是聪明博学的研究生。而所观看的剧目则改编自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 。在这一臭名昭著的案例中，田纳西州的一位乡村教师因传授达尔文进化论而被判有罪。19世纪以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至此以一种极其荒唐的方式达到高潮。

到家以后，两兄弟都认为演员们的表演很精彩，但又都觉得剧情很让人费解。他们很想知道，这出剧目的看点究竟在哪儿？他们的父亲在与他们年纪相仿之际，曾因深受该案触动而由牧师改行做了律师。当父亲向他们解释该案的意义和看点时，两兄弟一齐回道：“你就瞎编吧，说得一点都不对！”

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在于：即便这两兄弟中一个是遗传学研究生，另一个在长老和纯加尔文教派神学院攻读神学理论，可要想向他们解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却已经根本不可能！

很多前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如今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得让人无法理解。现代世界的第一代人，只要聪明博学如牛顿（Newton）、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即便身处“二战”前夜，也能顺畅地与世界相互理解。但若将他置于当今，他绝对无法与外界进行交流，尽管时光仅仅只往前走了20年。我们自己也能看到：在最近的选举中，20世纪30年代所经常出现的问题、标语、热点和政治联盟即便没有变得让人无法理解，也都早已无人在意了。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后现代世界的第一代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则是基本世界观（fundamental world-view）的转变。我们依旧在接受并传授着已通行了300年的旧世界观，但它早已与现实脱节。而对于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又不能给出相应的分析工具、方法和语汇。对现实世界的感悟是世界观最重要的特征，是艺术鉴赏、哲学分析和技术词汇的基础。而在过去的15～20年里，我们突然在这方面面临着全新的基础。

“整体即部分之和”

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可被称作笛卡儿式世界观。尽管在系统回答主流哲学问题时，过去300年间的哲学家很少有人追随这位17世纪早期的法国人的脚步，但现代社会的世界观却无疑源自于他——勒内·笛卡儿。在过去的300年间，不是伽利略和加尔文，不是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甚至不是牛顿，而是笛卡儿在决定着什么应该关注、什么比较重要、什么才是理性可行的！是他关于自己及自身所处世界的观点，划定了现代人的视野！

笛卡儿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笛卡儿为现代世界提供了宇宙本原和秩序的基本公理。笛卡儿谢世之后，下一代的法兰西科学院曾对科学给出过一个极为著名的表达：“科学是由事物动因引发的对事物确定而明显的知识。”如果放下优雅精奥的身段，这句话也可理解为“整体即部分之和”。当然，这一过于简化的说法是为那些既非科学家也非哲学家的普通大众准备的。

其二，笛卡儿提供了运用其公理对知识加以有效组织和探寻的方法。且不谈他的解析几何在数学上的重要性，至少它建立了用以联系各类概念的普遍量化逻辑，并提供了一整套通用符号和语言。200年后的凯尔文爵士据此而将笛卡儿式世界观定义为：“只要我能度量，便算我已知晓。”

其实在笛卡儿之前，“整体即部分之和”早已作为一条代数公理存在了近2000年（尽管如今它已不再是一条通行于所有代数领域的公理）。不过笛卡儿的观点还隐含着“部分决定整体”，进而我们可以通过识别、了解部分来获知整体。它暗含着整体行为取决于各部分的运动，暗含着除了部分之和及部分间的结构与关系之外，作为整体其实并无其他。

在过去300年一直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这些观点，如今看来早已稀松平常。不过当它们首次被提出时，却是极具根本性的创新。

虽然普通大众依然对这些论断熟悉得犹如条件反射，但仍旧认同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定义的科学家已经越来越少，至少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是这样的。如今，我们所有的原则、科学、艺术全都基于一套新的概念。这套概念与笛卡儿公理及自其发展而来的现代西方世界观完全不相容。

从原因到形态

我们的每条原则都已由原因转向形态。

关于整体的概念在所有原则当中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不过如今它不再指部分之和，不再能够通过识别、感知、度量、预测、移动和理解各个部分来加以认知。而模式和形态则成了所有现代原则、科学和艺术的核心概念。

或许，在这方面生物学比其他任何学科表现得都更为明显。在过去的50年里，生物学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这些发展全都基于对经典力学、分析化学和数理统计等严格笛卡儿式研究方法的运用，不过随着生物学愈加变得“科学”，便越多使用诸如“免疫”“代谢”“生态”“并发症”“体内平衡”和“模式”之类的术语。它们每一个都在描述物质属性和数量背后的和谐秩序，每一个都更像美学术语！

心理学家如今成天讨论“格式塔”“自我意识”“人格”和“行为”等在1910年之前的专业文献中绝无踪影的术语，而社会学家如今则常常探讨“文化”“整合”和“非正式群体”等“形式化”概念。它们全都是整体概念，全都跟模式、形态有关，全都只能在整体层面上加以理解。

单靠对各个部分的掌握并不能实现对整体形态的理解，即如单靠倾听单个音符根本无从感知旋律。实际上，所有模式和形态的任何部分都只能存在于整体当中，都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来加以认识。正如我们从曲调而非按键当中辨明音符，同样我们也只能从完整形态中辨别各个部分在整体中的地位。无论人格中的动机，还是化学中的化合物，抑或代谢中的电力学运动、文化中的仪式和风俗，甚至抽象派画作中的颜色和形状，全都如此，无一例外。

而作为我们经济生活重心的企业，同样也遵循“格式塔”模式：我们将作为完整形态的产品生产过程看成一个真实实体，并将其粗糙地命名为“自动化”。“管理”同样是一个形态语汇。如今政府谈论“行政管理”和“政治进程”，经济学家谈论“国民收入”“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平常得跟神学家谈论“存在”一样。即便是物理学和工程学这两门在其本源与基本概念上最具笛卡儿式特征的学科，如今也在探讨“系统”，或是另一个与笛卡儿主义最不相容的术语“量子”。在“量子”的概念中，物质、能量、时间、距离、速度、方向等全都融于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过程。

而最具震撼的变化或许发生在语言技能的学习方法上，这是我们人类最基本也最熟悉的一套符号工具。不论教师和家长怎样极力辩解，如今还是越来越看重“沟通”，而非作为语言细节的“语法”。“沟通”是一个整体概念，不仅包含已经说出来的话，还包括言外之意和对话过程所处的气氛。要想实现很好的“沟通”，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所要传达的全部信息，还需要辨别沟通对象的行为模式和人格特点，需要辨别沟通环境及文化氛围。

前面提到的概念和术语都是全新的，任何一个在50年前都不具有任何科学含义，当然学者和科学家更不会用它们了。它们全都是定性的，全都不具备定量特征。文化并不由在其之下生活的人数来定义，也不由任何其他定量指标定义；商业企业同样不会由其规模界定。在这些形态术语中，只有在导致性质转变时，数量变化才有意义，希腊谚语中的“聚沙成丘”即为此意。而这一转变并非连续过程，而是一个非连续的事件。在性质上跃过某个门槛之后，声音便成了清晰可辨的旋律，言语和动作将连成行为，商业流程会化为管理哲学，原子则从某一元素变为另一元素。所有这些形态转变全都无法以定量方式加以度量、表示和传达，即便通过传统符号和定量关系做到了这一点，传达出的信息也与事实大相径庭。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概念全都不再遵循“整体即部分之和”的公理。恰恰相反，它们全都遵循一个尚未被当作公理提出的观点：部分寓于整体之中。

目的化的世界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这些新概念的背后，全都不存在指向它们的原因。作为笛卡儿式世界观的核心要素，因果关系在这里彻底消失了。不过也并不像人们常说的：一切都是随机和偶然事件。当爱因斯坦说他“绝不接受上帝在宇宙间掷骰子玩”时，他坚信自己是对的。而他的这一论断，恰恰反映了很多物理学家的无能，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他们无法接受因果关系之外的秩序概念，无力摆脱对笛卡儿式世界观的盲从。在这些包括现代物理学概念的新概念之后，存在着一种关于秩序的新理念：一切虽无关因果，却各有其目的。

每一个新概念都服务于整体目的。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后现代概念的一般原则总结为：要素（我们确实不能再称之为“部分”了）之所以存在，便是为了组合之后服务于整体目的。例如，生物学家便是基于这一假设来研究器官及其功能的。正如著名生物学家埃德蒙W.辛诺特（Edmund W. Sinnott）在《精神生物学》中写道的：“生命是基于对物质的组织。”如今我们所谈论的“秩序”，指的便是这种服务于整体目的的安排。于是，在被笛卡儿式世界观扬弃和代替300年后，整个世界又重新回到目的论的统御之下。

但是，我们的目的论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目的论存在极大差别。那个时期的目的论即便没有与人们所属、所为、所见的一切相脱离，至少也游离于物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之外。而与之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论指的正是这些学科的具体形态。它藏于自然之中而绝非形而上，是存于世界当中的目的，而不是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目的。

前不久，我读了某位知名物理学家的一篇文章，其中他提到了“亚原子粒子的特征”。这无疑是个笔误，不过却无意中揭示了他的某些观念。若在半个世纪之前，即便是最为马虎的物理学家，也绝不会跳出物质“性质”的范围。可如果构成原子的粒子具有“特征”，那么就算物质和能量并没有同时具备特征，至少原子也应该具有“特征”。而这，便需要事先假定物质内部存在一个目的化的秩序。

此外，新世界观还是基于过程视角的。每一个新概念之后都蕴含着增长、发展、旋律和成长等理念。它们全都是不可逆的过程，而笛卡儿式世界观中的一切则像等式两端的符号一样可以逆转。除非在童话世界中，不然成人绝对变不回小孩，铅绝不能还原为铀，企业也绝回不到家庭作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不可逆的，因为在变化的过程中，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在变化。换言之，这是一种自我催生的变化。

直到75年前，作为前笛卡儿思维的最后残余，生物自发产生的观念才算在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研究之后归于沉寂。可如今，当极具声望的生物学家研究太阳光和宇宙粒子导致氨基酸生成而诱发生命时，这一观念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而备受尊敬的数理物理学家则在严肃讨论一些会对笛卡儿式世界观带来更大冲击的东西：一个关于物质如何以新宇宙和新星系的形式自发持续生成的理论。而作为澳大利亚病毒研究的先驱人物，一流的生物化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在《美国科学》杂志1957年2月刊中将病毒定义为：“并非通常意义下的有机体，而是几乎可被称作一连串生物形态的东西。”

最近这种对过程的强调或许会导致与已统治我们达300年之久的现代西方世界观的最大决裂。笛卡儿式世界观不仅是机械的——所有事物都由有限因素决定，并且是静止的。经典力学中的严格惯性，乃是这一世界的假定基准。在这一点上，与大胆的创新者不同，笛卡儿主义者是最为极端的传统分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都推崇一种信条：唯有不变的事物才是真实和完美的。而笛卡儿式世界观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则是运用了这一传统信条。尽管运动显然存在，但如果将静止作为首要公理，人们根本就无法对其加以解释、理解和度量。早在2000年前，芝诺（Zeno）便以一系列著名的芝诺悖论的形式提出了这一点，阿基里斯与乌龟的悖论便是其中之一。唯有通过对微积分的运用，才能打破静止与运动之间的僵局（当然，其中需要用到笛卡儿本人提出的作为现代数学基础的解析几何，还要用到17世纪提出的笛卡儿式世界观）。这里面用到了一个极具天才的技巧，将运动拆分为无穷多个无穷小量，然后加以解释和度量。

然而，芝诺悖论远没有像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得以解决。实际上，我们正越来越痛彻地认识到这一解决方案并不适用于真正的运动：发展。无论生物繁衍还是经济增长，都无法以错觉来加以解释。尽管在这300年间，现代世界观确实做到了前人无从下手的事情：于坚持惯性定律的同时，不断增强其对运动的处理能力，从而将在运动分析、预测和控制方面的成功，作为其公理“只有静止和不变的事物才是完美与真实的”有效的证据。

如今，通过对“过程”概念的思索，我们正越来越相信另一条假设：增长、变化和发展才是常态与真实的，离了它们，将只剩缺陷、衰败、堕落和死亡。因而，我们将要与之决裂的，并不仅仅是现代西方世界观的显见常识，还有那更古老也更为根本的西方传统。

走向新哲学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这些新观念已经化为现实融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尽管还未成为大众报刊上的日常话题。它们对我们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任何想从方法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轻率地认定它们难以捉摸、无法理解的人都应该被视为空头理论家，甚至应该直接被当作不可理喻的老顽固。

从生物学、物理学、商业运营研究、现代数学到一般系统论、语义学、语言学、数理信息理论，所有学科都已开始向新的综合体系转变。我们正在从那种由客观物质静态性质决定的老旧机械概念和原则中解放出来，转而将“增长”“信息”“生态”这类普遍性的结构和过程视为新的原则。

尽管包括亚里士多德、达·芬奇、歌德、伯格森、怀特海德等人在内的许多大思想家都曾预见过这一新景象，不过让人震惊的是，第一个真正理解它的人却很可能是来自南非的简·克里斯蒂安·史姆兹（Jan Christiaan Smuts）。后者是20世纪最接近于“完人”的人，曾于25～30年前提出整体论哲学。

物理学家也正在加大这方面的探索，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兰斯洛特·劳·怀特（Lancelot Law Whyte）的《人类的下一步发展》（The Next Development of Man）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而关于新景象最新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表述则来自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印象》（The Image）一书。

如今在美国，平装版著作最为畅销的当代哲学家当属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不过其中绝无流行论调，反而处处都在谈论日耳曼式的抽象原理。在他的书中，他同样将模式、形态和符号背后的秩序视作人类经验的根本所在。

尽管我们越来越将新世界观视作理所当然，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尽管我们能流畅地说出“形态”“目的”和“过程”，其实我们并不懂这几个术语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彻底抛弃笛卡儿式世界观，实际上它甚至正在迅速地变得让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建立起新的体系和方法工具箱，并未建立起一套据以对秩序和意义加以探寻的新公理。新的笛卡儿还未降生，我们正在各个领域全面遭遇认知和审美危机。

在各个学科中工作的人都会碰到新的基于过程或形态的概念，除此之外他们很少遇到别的东西。但是在开展严格工作时，他们手中却仍然只有基于旧世界观和旧概念的旧方法可用，尽管这些方法已不适用于当前的新景象。

在社会科学中，这一滞后表现为一对惊人的矛盾：人们经常谈论“文化”“人格”和“行为”，但除了大量收集能对特定项目加以证明的经验数据之外，他们却什么也做不了，而就其定义而言，这些项目往往毫无意义。

对于我朝夕从事的管理科学而言，局面同样令人沮丧。这门学科建立在“商业企业”和“管理过程”等形态概念之上，我们也都认同“组织氛围”“个人在组织中的成长”“对企业使命和目标的规划”等过程特征才是管理学的重中之重。但当我们试图讲求科学时，我们要么被扔回到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当中，要么只能空喊组织原则和各种定义。

物理学家同样难以抽身事外：对于亚原子粒子了解得越多，他们便越感到迷茫，因为他们看到的现象会更加复杂，并且与他们所给出的关于物质、能量和时间性质的一般理论相差越大。

世界观转变的另一结果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学科，尽管有着最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但也正在快速变得让人无法传授。

毫无疑问，经过最近一代人的努力，医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对于如今的医学毕业生是否得到了与30年前那些更为无知的前辈相当的教育，我认识的每一位从教多年的医学教师都存有疑虑，尽管他们跟前辈同样毕业于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原因很简单，如今的医学教育依然沿袭着过去的做法：将该学科的知识划分为静态知识包，而后加以分别传授。

100年前，当现代医学刚刚萌生于巴黎、维也纳和柏林时，最多只有六七个这样的知识包。但如今，其数目早已增长到50个以上。并且，每一个知识包都是一门发展完善到需要用尽一生才能完全掌握的学科。在医学院就读的短短5年，就算对每一学科都浅尝辄止，也都异常艰难。

毫无疑问，作为知识进步的后果，这一危局绝非许多学者愿意看到的。知识进步带给我们的，应该是一如既往地变得更为简易：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学习，也更容易教授。如果这不是知识进步最为重要的目标，那也该是首要目标。知识变得更为专门化、更为繁复，而非更具一般性，只能证明我们尚未掌握其实质，还没办法给出一个与我们所处世界相适应的哲学体系。

在这样一个哲学观念转变期，最让人苦恼的事情莫过于各个学科的表达混乱，以及惯用语言风格的效力因之所受的削弱和侵蚀。如今每门学科都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术语，都在越来越多地采用鲜为人知的符号。对于身处20世纪的我们而言，世界统一的气象早已一去不复返，或许自700年前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将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与世俗传统融为一体之后便再未有过。无论何时，只要想重现统一，我们便只能回到笛卡儿哲学，重新诉诸那些极端实证主义和机械主义者惯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又恰恰否认了让统一变得令人向往和非常必要的知识与洞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民众感到疑惑不解、茫然无措并不足为奇。我们听到很多传言说如今的大众存在反知识倾向。但如果知识正变得让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可要想让大众都能理解，各门学科就需要先确立一套统一的通用概念，而专家在这方面依然力不从心。

不过幸运的是，如今我们已然能够预见这一新的融合该以什么形式进行，而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首先我们知道哪样是不对的。新哲学观应该超越并涵盖笛卡儿式世界观，而非对其加以断然否定。当初之所以有必要向笛卡儿式世界观转变，全是因为之前的苏格拉底主义贫乏无力到一败涂地。而如今我们需要新世界观，却主要是因为前者的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功。

我们正在摒弃笛卡儿式世界观中的整体部分观念，摒弃其机械因果和惯性公理。但当现代物理学带着我们在一个全新层面上理解亚里士多德时，我们并不会对占星术产生过多的兴趣。在现代生物学和现代管理学中，我们接受质量、价值和判断等概念并对其加以度量，但这并不会让我们摒弃那些严格的实验和证明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对客观度量方法的追求。

另一件我们需要加以否决的事情是：新体系中不得保留笛卡儿主义关于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二元论。尽管二元论在美国从未获得过完全认可，但它无疑是笛卡儿体系中最有力量也最核心的部分。在过去的300年，尽管非其本意，但它无疑在让思想家和实证家逐渐地陷入毫无意义的分裂当中。每一方都在自己关于现实的狭小研究领域之外充满恶意地构建起越来越高的藩篱，而这也让整个哲学体系几乎陷于瘫痪。

如果过去真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区分的话，那么自实验人员首次发现对某一现象的观察本身就会对其产生影响之日起，这一区分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如今，我们的任务在于理解物理、生物、心理和社会秩序的各种模式，对物质和观念的精确探寻唯有置于这一更为宏大的统一体之中才有意义。

当然，我们也万分肯定地知道新体系该当怎样。

它必须为我们提供一批既具统一性又与具体现实相吻合的“整体”概念，依具体情形可称之为“系统”“有机体”或“情境”等。我们需要一门学科而非对具体情境的简单描述，一门能对诸如发展、成长、衰败等不可逆质变加以严格刻画的学科。我们需要一套能对这类变化加以预测的严格方法。我们需要一门能对各类事件和现象的变化方向与未来状态加以解释的学科。这门学科并不会仅关注因果，并不会仅盯住某一潜在变化方向而对其他可能的变化视而不见。

我们需要一套关于目的论的哲学，以对质变的质量和方式加以度量。我们需要一套能对潜力与机会、临界点与关键因素、风险与不确定性、持续性与时机、跳跃与连续加以分析的方法论。我们需要一套容许两极共存的辩证法，将统一性和多样性视为必然共存于事物当中的两极。

这份清单似乎太大，大到看上去已远超我们所能。不过，要实现它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已经在为其积聚力量：创新的力量、在新的动态秩序中协调个体和社会的力量。

早在上7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就曾告诉过我们一个古老的真谛：不要担心找不到正确答案，真正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问题。在哲学、科学、方法论甚至艺术当中，一旦问题能被定义或准确提出，或其答案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能被确定，那么问题也就开始得以解决。因为那时，便是我们明确所找寻的目标，明确什么适合、什么是相关之际。

而这，经过人类在各个领域的不懈努力，我们早已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