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秩序的新认识

如今还有人相信“必然进步”吗？尽管饱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之苦，上一代人可是坚定地相信历史总在进步。与白里安（Briand）、赫里欧（Herriot）同时代的法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同样坚信的还有魏玛共和国中那些心怀善意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20世纪30年代聚集于“左翼读书俱乐部”的英国中产阶级和同一时期的美国大学教员。

如今若有谁这么说，那一定半在嘲讽，半因愚蠢。虽然这一老旧信念在政治辞令中仍然偶有回响，但当政客准备一些将见诸报端的演讲时，必会先行删去此类词句。只有少数学究才会依然宣扬历史进步不可避免。而这一信念所指的“不可避免的世界巨变”，那些曾于30多年前受其洗礼，如今皆已身处上位的老人果真愿意见到吗？这很是让人怀疑，毕竟他们整日与古物为伴：顽固推崇爱德华式装饰和青春派建筑，自我陶醉于瓦格纳音乐和前印象派的不朽画作。

至于其他人，我们早就不再盲目乐观地相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进步”，更不会对人类生活中的悲苦和人性中的邪恶视而不见。我们不再相信除了烦恼还有什么会自动到来。我们不再确定我们将去往何方，更不清楚哪里才是终点。

那么，是否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相信的呢？

这从我们的言谈、著述当中是看不出来的，充斥其中的只有困惑、怀疑和矛盾。不过，我们的行动却给出了一个远出所料但清晰无比的答案。我们确实不再相信什么不可避免的进步，更不相信它会自动发生。但我们却在从事着创新，而它是一种目的和方向都很明确的、有组织的变革。

我们现在常讲的创新，是系统化、有组织的“向未知世界跃进”。我们能从中预见新的图景，并以此获得新的动力。它以科学为工具，但却萌生于想象，源于对未知事物而非已知事实的组织。

作为一种新的动力，创新已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它改变着我们的技术，并给了我们借由技术创造一种新秩序的机会。它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能力，让我们对社会和经济实施非技术革新的能力。

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现有机构全都已由保守转入创新，如政府、军队和学校。除此之外，还诞生了许多新的专为创新而设立的机构，如商业企业和研究组织。如今，它们已处在非常核心的重要地位。

创新不仅是一种新的方法，它还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在这一视角下，相对于具有确定性的机遇，另有一些放手一搏的机会暗藏于风险当中。而通过承担风险来创造秩序，则是人类在宇宙中应该充当的角色。这意味着人类的责任不在于保持自身实力，而在于不断地创新。

研究大爆炸

各种意在寻求新知识的“研究”活动便是如今人们相信创新的明证。按理说随着进步信念的崩塌，研究活动应该减缓，甚至可能消亡。但恰恰相反，研究反而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各行业在技术研发上的支出增长了将近100倍。1928年还不到1亿美元，如今已超过100亿美元。而这还只是在非军用技术上的投入，全都用于开发民用经济中的新产品、新工艺。而工业研究也已从一个边缘因素升级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动力源泉。以前，只有电气工程、化工等有限的几个高科技行业中的少数大公司才会进行研发，如今新老行业中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都一股脑儿投身研发。

在国民预算中，工业研发是除军事研究之外占比增长最快的项目。30年前它在国民收入中还只占0.1%，如今早已增长到将近2%，而同一时期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毫无疑问，这一增长趋势还将持续下去，无论是总量还是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这一趋势并非美国特有。作为其他国家中数据公开可得的唯一国家，大英帝国的情形与美国并无差别。瑞士和西德的情况也大致相仿。而同一时期，尽管经历了萧条、战乱和外敌占领，来自丹麦的大公司飞利浦在研发上的投入依然增长了50倍。即便在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依然较弱的苏联，其非军事研发在过去几年里也得到了极快的发展。

以爆炸性增长速度在人力、物力上投入研发的，并不仅限于经济和商业。医药研究上的增长很可能更快。众所周知的还有军备技术，它在过去15年间的发展对战争形态造成的改变比之前的100年还要多。而在致力于社会创新的非技术研究和探索方面，尽管30年前人们还一无所知，如今也已成长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会计概念、教育方法、医院管理、关于组织和营销实践的理论。

就在几年前，英国漫画周刊PUNCH曾列举过多条优点和一条缺点来评价工业研发的这一最新“时尚”。其列出的优点主要包括：

·无害。

·降低失业率。

·访客及股东会因看似科学的场景和充满硫化氢的气味而印象深刻。

·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让整个行业面目一新的东西，至少在统计上这并非全无可能。

·科学家全是些毫无恶意且善良安静的大小伙子。

而真正的缺点只有一条：烧钱！

PUNCH周刊继续评论道：在对诸多优点和唯一的轻微缺点加以比较之后，没有商人会对所做之事再存疑虑，毕竟钱并非一切！

当这一评论出现在PUNCH上时，很多读者并不觉得有多风趣。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正是该评论背后所隐含的态度，才是导致大英帝国丧失其经济领导权的真正原因。时至今日，如果仍然有人把这段评论当笑话看，那也是在笑话PUNCH周刊。事实上，工党1964年秋从大选中的胜出，便主要源于其谴责保守党政府对工业研发采取了PUNCH所持的态度。

人类与变革

在这一由以前的“进步”到如今的“创新”的转变中，后笛卡儿和后现代的世界观找到了其最清晰的表达。正是对创新的追求，首次让关于模式和目的化过程的新概念变得切实可操作，尽管依然有些粗糙和原始。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变革乃是加以控制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人类活动。

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点，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将“进步”等同于变革。后两者虽在多处相互质疑，但都认为变革无从控制，都相信即使存在目的，但变革的方向和目标依然根本无从知晓。

人类一直生活在变革当中。没有什么永远不变，一切都处在萌生和衰亡之间，永远那么让人无所适从，这是生命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在多数历史时期，变革总被视为灾难，而恒定才是人类组织活动的目标。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制度一直将阻止和延缓变革视为首要目标。家庭、教会、军队和国家，全都是为应对变化威胁而构建的安全堡垒。“祖宗规矩”总被视为权威和完美的源泉，任何变革都只能将自己伪装为“师古效先”。

即便是极富创造力并带来诸多改变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依然将自身视为对古典时代所具有的永恒完美的回归。那时的改革者认为自己所做之事，其实是在恢复早期基督教文明的完美传统。任何偏离早期教会的做法都被当成堕落。时隔多年的美国革命同样将自身视为对“英国人权”传统的复归。“一战”之后，欧洲出于本能地想要回归到1913年前后的“黄金时代”，而对新涌现出的代表未来方向的发展趋势熟视无睹，而这自然也成了随后出现的灾难后果的一大原因。

对必然进步的信念改变了前述变革态度，但依然将变革视作并非人力可控，无论是历史演进、社会势力浮沉还是物种进化。而它所做的事情，只是将负号变为了正号，并没对方程做任何改动。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将基督徒对历史的看法世俗化为“上帝计划之中的进步”，只不过将时间度量由永恒时钟调整为历史时期而已。而整个过程，依然是自我启动与控制，并非由人力开启，更不受人力控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我们早已不去思索变革是好是坏。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也不再将变革看成对既有秩序的修正。我们将变革本身视为唯一的秩序，一种动态变化的秩序。由于其他一切秩序均基于变革，故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便可加以预期和预测，甚至可以控制。

创新本身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自人类诞生以来它便陪伴我们左右。除家庭之外的一切制度、思想、艺术、工具，全都源自创新，全都是有意发展的结果。新奇之处在于，如今我们将人类视为秩序的创造者，可以预期、控制和左右变革的方向。

即使有组织的创新也不算太新。社会创新的历史差不多可追溯到200年前。1787年的《西北法令》便是这方面的一个早期例子，该法令为空旷的北美大陆规定了定居和政府组织模式。而《美国宪法》则代表着基于（既保守又激进的）共和制理念的一种有意识的创新尝试。该理念建立于三大法治原则之上：法律和法庭至高无上；公民须对联邦和州保持忠诚；以预先设定的宪法修正程序来确保系统的自我监管。

基于科学的技术创新同样可回溯到100年前。1857年，有一个叫威廉·帕金（William Perkin）的英国青年偶然间发现了一种合成染料，由此开启了将科学知识有意识地用于工业生产的大门。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基于科学的工业之父，以及现代技术和工业研究之父。

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如今我们将创新视为当然，将变革视为常理，而非让人害怕的超常偶发现象。我们不会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历史逻辑”，不去理会任何关于时代进步的虚妄概念。

但我们是否便真正理解创新了呢？

创新与知识

科学和创新之间显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如今对创新最常用的定义便是：通过系统化地运用科学方法和最新科学知识，而有意识地去寻求变革。由此可见，创新显然是科学进步的产物。创新活动以新出现的科学方法为基础，以科学知识作为人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工具。

不过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创新过程中的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创新以应用为目标，并不追求新知识，而是意在做出有效改变。这一论调常常被用于为应用研究做辩护，这类研究将纯理论知识作为可加以扩展和运用的工具。但此外，越来越多的来自军事、工业和社会等领域的证据表明，纯理论研究所带来的创新影响才是最大的。

如今，人们到处都在大谈特谈对纯理论研究的轻视，这一论调在美国尤为高涨。但与公众的看法恰恰相反的是，在纯理论研究上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减少。从比例上看其实增加了不少，以前的纯理论研究只有有限的几所大学的少数学者在做。当然与目前面临的创新需求和机会相比，在纯理论研究上的投入确实还是太少，尤其在纯理论研究已然成为最有效的应用研究的今天。

与此同时，应用研究的含义和特征也在改变。就在纯理论研究越来越关注应用之际，应用研究却越来越关注基础知识，并且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纯理论知识。例如，对抗生素剂量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应用研究。但该项研究却关注微生物的基因特征，并进而增进对传染机理和人体免疫功能的根本性见解。

纯理论和应用研究之间的传统关系非常像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关系。发射器只管发信号，不管接收器是否收到。理论领域同样在向应用领域发散，等着被转化和应用，但并没有信号从应用领域反馈给理论领域。

相比之下，创新则是一个循环过程。在让现有基础知识发挥实用的过程中，应用研究者既需要了解新知识，也需要具备对现实需求的洞察。

例如，将著名的统计理论用于分析企业营销后，发现需要对消费者行为和动机进行研究，同时也发现了需要加以解释的诸多事实。在这里，纯理论研究不仅发掘了对新的基础知识的需要，也给出了新知识的用武之地和研究工具。而后者又会催生出对基础知识的新需求，如此不断循环下去。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这一转变，将大大改变系统化研究和探索的组织方式。我们将因之而需要从应用领域向纯理论领域发出系统性反馈。而这将对各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也将极大地改变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

而这只是某种更宏大同时也更难把握的转变的外在表现之一。这一转变便是“知识”含义的转变！在传统观念中，对知识的系统研究只是为了发现新事实。而在创新过程中，有组织的系统研究的目标则是为了寻找新的理念、模式和态度。

下面我们抛开技术，来看一个经济方面的例子。

产业经济方面最显著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发生于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领域。最新的销售工具和做法包括消费信贷、包装、广告、市场调研、品牌促销、链式存储、超级市场和折扣商店。在过去的30年间，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改变了城市面貌，改变了经济结构中的强弱对比，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

其实这些还算不上是创新，它们只是两次基本理念转变的必然结果。第一次是由传统的“销售”转为“营销”：销售以说服消费者接受企业生产的任何产品为目标；而营销则包含两项工作，调动各项职能来为企业产品创造客户和市场，同时也让产品不断地适应客户和市场的需要。

我们现在正经历的则是第二次转变：在营销理念上，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后者将营销视为经济的“需求部分”，通过各种必要的努力和活动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经济需要。

显然这三种理念都在面对相同的要素：市场、产品、客户、厂商，以及介于后两者之间的分销链条，但每种理念都会将其组合为不同的模式。而这一基于理念的模式本身便是知识，是创新的基石。它既创造了对新知识和新方法的需求，也为发展新的工具、方法和分销系统提供了机会。

上一代人在经济体系中所曾经历过的另一类重大变革是将商业企业视为人际社会组织，并由此催生了人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促成了新的管理和组织概念的提出，导致了产业心理学和产业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兴起。在这方面同样没出现什么新事实，所有相关要素都在多年前即已被熟知和理解。有的只是关于工作场合人际关系的一种新视角，一种我们将在本书后续部分展开讨论的对人际组织的新见解。

无论在技术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很少有这么彻底的创新。不过即便是较为温和的创新，如新型“重大医疗支出”保险政策和新型塑料的采用，同样也源于新理念的采用。前者出于对保险功能和疾病作为家庭经济问题的新见解，后者则源于对大型分子结构和纺织品需求的深入了解。离开了这些新的理念和见解，根本就不会有创新产生，有的只是不断的调整和适应。

但是如果这些理念全凭偶然出现，全都出于直觉或猜测，而非通过有意识的系统化组织活动获得，那么同样也谈不上创新。

如今，我们相信：在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系统努力来催生这类理念。而这也正是我们相信创新的原因所在！不过，创新所需的知性直觉和系统直觉真的可以通过计划、组织和努力来加以培育吗？

对未知领域加以组织的力量

60年前，伟大的法国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 （Henri Poincaré）首次提出了直觉洞察力在科学发现中的地位。不过庞加莱所指的乃是一种“灵光闪现”，只产生于潜意识层面，根本无从预测。在他看来，个人能做的，只是多加训练以密切关注它的出现。

如今，我们相信经由想象向未知领域的跃迁一定服从某种知觉原理，一种能够感知但还无法传习的原理。我们正在开发创造性认知的严格方法。与以往的科学不同，它并非出于对已有知识的组织，而是建立在对未知领域的组织之上。

门捷列夫（Mendeleev）于1869～1872年对元素周期表的发现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尽管它发生于创新时代尚未到来的几十年前。该项发现极具创造力，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化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门捷列夫本人并未发现任何一种新元素，也未发现那时已知的63种元素的任何新性质，更没有提出关于元素及其结构、相互关系的新理论。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对那时的现有知识加以组织，并据此开展自己的工作。

倒是前人的努力都在遵循这一方向，希望从19世纪化学的混乱当中找出一种秩序。而劳尔·梅耶（Lothar Meyer）等多位知名人物更是为之努力多年，但除了徒增困惑之外根本一无所获。门捷列夫转而将研究思路变为：要想对已知元素加以排序，我们需要假定有哪些未知元素存在？

科学教科书总在强调门捷列夫的理论在预测“未知元素”方面效果非凡，能准确地预测那时依然未知的29种元素的质量和属性。但他们很少提及的是，他其实是基于未知元素来对已知的63种元素加以排序，而非从已知元素推断未知元素。他的卓越贡献全都建立于对未知领域的有效组织之上。

当然很少有人能做出与门捷列夫匹敌的贡献。但如今我们却可以通过系统化的努力，在更低层次上，实现90年前全凭个体天分达到的孤立而难以明言的成就。其中的一个例子便是“二战”期间通过曼哈顿计划实现原子弹的研发。绝大多数核专家都明白哈恩（Hahn）和迈特纳（Meitner）所实现的核裂变为研发原子弹创造了可能。但原子弹的研发却需要对未知领域加以系统化组织，需要决定应该知道哪些方面的知识，需要推断可能出现的情形和含义，需要对每个未知部分进行有组织的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同样也是有组织的针对性创新的产物，研究者为此与未知领域奋战了20年之久。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都需要问自己下述问题：通过对哪些今天依然未知的知识做出假设，便能从已有知识的混乱局面中找出一种秩序？换而言之，哪些知识是我们接下来需要了解的？

对各类创新方法和工具的探讨已超出本节的讨论范围。以运筹学为例，这是一门将逻辑和数学方法系统地用于风险决策的学问。它源于“二战”期间的英国，这绝非偶然。当时英国将大量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投入战略和武器问题的研究中，但他们对所研究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比如让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数学家去研究飞机配给和反潜防御。

另外，还有诸如“关键因子分析”之类的方法，通过它们，我们将会知道需要哪些新知识，而又有哪些看似无关的知识有助于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

目前，我们还无法建立高效的太阳能发电厂。不过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的肯尼斯·金顿（Kenneth Kingdon）博士的研究揭示了：首先，太阳能非常充足，足够在美国为每家每户提供能源；其次，太阳能的成本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各是多少；再次，可行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必须包含光伏转换单元和存储电池两类模块；最后，太阳能发电要想变得切实可行，光伏转换单元的成本必须降至当前成本的1%，电池成本则需降至16%。

上述研究结论显然无法让我们拥有太阳能，但却通过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让我们知道需要进一步了解什么。而我们也可以据此决定该项目是否可行，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和人力的投入，应该怎样分配时间和资金。从中我们甚至还能预测获取新知识所需的时间，需要哪方面的突破以及可行的突破口。

但其实创新的关键并非新工具，而是一种新观念：相信在这个宇宙中存在某种秩序，它决定着我们的想象力，也决定着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而这种秩序其实是一种模式，一种能在完全被认清之前加以感知的模式，对该秩序的感知乃是创新的基础。最后，该观念还假定：通过对未知领域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探索，我们可以获取所需的特定知识和工具，以实现这种“蛙跳”式的感知。

创新的力量

创新就像添柴加薪，它代替不了火种。它无法取代源自天才灵光闪现的创造性活动，也无法仅仅依靠组织活动而实现知识的提炼和进步。

恰恰相反，创新的作用在于让天才的火焰烧得更旺，以及让改进、适应和运用知识的过程变得更为平稳。它抓住地平线上源自个体洞见的电闪雷光，将其化为永恒之火。与此同时，它为改进工作指明方向，并在对知识的乏味探索即将跃入新的想象力大门之际加以预先感知。事实上，创新工作让这一跃迁过程变得更有组织。

从抗生素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天才的灵光闪现转化为系统创新后的威力。在这里，灵光闪现之处在于弗莱明（Fleming）对青霉素杀菌功能的发现，而创新则来自瓦克斯曼（Waksman）对未知领域的有效组织和深刻洞见。他将杀菌功能视为一类全新的生物化学反应，并将其作为抵抗细菌和治疗疾病的一种新方法，这花费了10年之久。可只要观念上的转变一旦完成，后续工作似乎全都展开于一夜之间：对新的抗菌微生物的研究；该类微生物需满足的特征；其生化反应的理论机理和潜在风险。

而解释前工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提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如何改造现有知识的例子。10年前根本就没有这类理论。但如今，我们却有了一个足以让铁幕两边的经济学家都能接受的理论，尽管稍显粗糙和原始。不过不同于其他主流经济理论的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提出并不能归功于任何经济学家。它应该归功于创新方法的运用：界定目标；确定需要了解的内容；再通过大量细微的努力于不断改进中寻求突破。

创新并不能改变人类面临的固有限制，但却增加了人类的活动维度：设定一个以当今的能力和知识无法企及的目标；确定实现该目标需要做些什么；再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加以实现。当然，人类从来就不缺创新。但新鲜之处在于，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系统化的活动做到以前全凭灵光闪现才能实现的事，而这全凭对凡夫俗子的有效组织，而不像以前只能依靠少数天才。

创新大致可分为两类：在自然界中构建人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创新。前者指的是技术创新，它基于对自然界的最新认识，为人类构建对其加以生产、控制和预防的能力。后者指的是社会创新，分析社会需求和机遇，并创造理念和制度来加以满足。在这两个方向上，创新都赋予了我们新的能力。它让新技术变得极具开放性，也让社会进步不仅局限于改革和革命。

极具开放性的技术

创新让技术变得极具开放性，变得随心所欲。通过技术创新，我们既能获得物质文明所需的最新基本资源，也能开发出满足特定需求的物质产品。这在更大程度上，让我们得以根据事先确定的人类、经济和社会目标来安排物质环境的各个要素，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回顾一下现代技术发展史，我们便会发现，大约自200年前起，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许多重大突破便开始逐一涌现。其中有些让我们得以对很多新的物理资源加以开发。例如，蒸汽机的出现让我们得以利用机械能，而电磁和电子现象的发现则为通信与远程控制铺平了道路。有些则作为智力资源，提供了某种观念和态度。例如，18世纪早期率先于英国推行的系统化农业模式，从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于1810年提出的可互换零件到如今以自动化为代表的生产模式，以及帕金于1957年开创性地将科学知识用于新型市场化产品的研发。

我们的工业文明立足于过去200年实现的10～15项基本技术突破之上。其中只有3项立足于对已有技术的改进：让航海变得可任意控制的经纬仪；18世纪末开发出的诸多机械化工具；1860年左右研制出的工业化炼铁。通过改进，我们得以更好、更快、更便宜地做到本来就能做到的事情。其他各项都是真正的创新，各自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能力而非只是改进，都让我们做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事。

医药行业同样如此。自哈维（Harvey）发现血液循环及詹纳（Jenner）研制出天花疫苗以来，医药行业经历了10多次突破。每次都是一项飞跃，都让人们获得了新的视野和能力，都显著区别于当时的医疗知识和实践。

尽管根本性的突破很重要，但在人类理解和掌控自然的努力之中，这类工作往往只处在边缘而非核心位置。主要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其实大都被投入到对已有技术的改进当中。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技术突破才会出自天才的灵光一现，而非持之以恒的研究。大众印象中发明家躲在自家阁楼上孤独探索的画面，仅仅只存在于漫画中。绝大多数做出技术突破的人都过得很好，其中很多人甚至还因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其中包括瓦特、李比希（Liebig）、帕金斯（Perkins）、西门子、贝尔和爱迪生等。即便在据称到1880年前后依然极度抵制创新的医药行业，也极少存在未获认可的伟大创新者。但大众印象总是顽固地相信技术突破多出自外人之手，而非有组织的研究。

各类经济和技术组织之所以能实现有组织的突破，全都因为投身于创新活动。

我们知道只要对现有技术善加利用，全球食品供应将会大大增加，具体做法包括：在全球范围内采用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耕作技术和组织方法；将对温带物种的研究理念和研究工具用于改良全球一半人口靠其养活的热带作物和动物；推广各种经过测试的农场财务、谷物管理、农产品营销和运输方法，以降低目前占到一半农业产出的浪费、损失和破坏。事实上，只要真正做到了上述几点，全球粮食供给至少会增加两三倍。

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人口及人均营养摄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上述方法最多只能支撑50年。

到时候，一些新的主要食品来源渠道将会闪亮登场，而这将是真正的创新。我们知道，食物中的生物能来源于以光能形式存在的机械能，尽管对此我们尚未完全搞明白，而产生生物能的关键在于光而非土壤。故而海洋将会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重要食物来源，我们可以在海洋表面构建以水产业形式存在的农业，以补充基于陆地表面的种植业。

事实上，我们预计水产业产生的生物能将比种植业还要多。因为阳光是生物能的真正来源，每英亩 海洋的产出丝毫不逊色于相同面积的陆地，甚至可能更多。海洋的面积相当于陆地的两倍以上，除了极地地区海洋全都可用，而绝大多数陆地根本无法耕作。

当然，上述分析仅限于理论探讨，只是以新的视角看待众所周知的古老事实。并且，全部分析完全脱离于海洋生物学的具体知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需要哪些具体知识，以及该到哪里去找。整个农业全都建立在两类主要食物之上：植物和脊椎动物。对于水产业，却有三类：诸如海藻之类的植物；脊椎动物，主要由鱼类构成，而非鸟类和哺乳动物；海洋特有的非哺乳动物，如被归为“甲壳纲水生动物”的各种贝类，它们大量生活在广阔的海域中，一直充当着大型鲸鱼的主食。在将饲料转化为肉质和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的过程中，这类海生无脊椎动物的效率在所有动物中位居首位。

而后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假如对水产业的上述三类可行领域进行切实可行的开发，各自在成本、生产方式和收成上的要求又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又会从中知道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如此不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有组织的系统化工作。从中，我们甚至可以估计出需要投入多少时间、人力和财力才能实现水产业的大范围推广。

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同样可以将类似的组织创新思路用于寻找新的机械能，或是用于创造人类生活的其他物质基础，如土壤和水的供应、天气预报和空间开发。在生活方面，则可以通过组织创新来保持健康，医治和预防疾病，以及开发更加低廉、有效的生育控制措施。

在所有这些方面，如果依次展开，看起来将会像对水产业的组织创新一样简单。当然毫无疑问，真正执行起来肯定复杂而艰巨，花上数十年也未必能成功。而这一看起来虽然简单的严格创新过程，在三五十年前还根本无人知晓。

与此同时，创新还可以用于另一种用途：材料和产品的开发。它让我们可以按照特定需求开发新产品，安排其自然属性。

作为化学的一个分支，高分子化学主要研究大型有机分子。在该学科的帮助下，人们开发出了合成橡胶和塑料纤维，并已成长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行业。这一过程同样以明确需求作为出发点：对具有某种性质的材料的需求，而该性质的已有材料全都无法满足。而后，据之确定所需的分子结构，并通过组织创新生产出该类材料。

例如，德国化学家齐格勒（Ziegler）发明的低压聚乙烯便采用了这一方法。该类材料对原有聚乙烯的分子结构进行了重新排列，从而获得了想要的新性质。

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医药研究。例如，生产某种能给染病器官或肿瘤组织造成“吃饱”幻觉的化学物质，该物质与该类器官组织所摄取的营养成分极为相近，但其成分却会让染病部分“饥饿致死”。

跟其他领域一样，电子和冶金行业也在越来越多地按需求开发材料和产品，而受此影响最大的往往不是具有重大根本性创新的材料和产品，而是日常产品。这两个行业正在依照对性能、市场、风格、价格和成本的理论要求，对材料和产品不断进行设计与再设计。

只要将基本生产方法和最终产品上的开放性合二为一，我们便能随意创造技术、企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而不用再费力去适应既有资源和产品。

传统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都信奉一条公理，那便是：可得资源决定着该生产什么，并且既有产品决定着所需资源。这一点至今仍为多数经济学家追从，不过这一经济学观点明显带有笛卡儿式世界观的特征。按照这一观点，如果你手中有钢铁便能生产很多种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你手中又必须拥有钢铁。唯一能选择的只是将钢铁用于何处。任何时候，都该有一种对钢铁使用情况的最优配置，一种确定的最优固定配置，恰如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一样。

随着创新的出现，这种决定论观点正在迅速发生改变。如今，我们正越来越多地根据需要而决定生产的最终产品，并据此寻找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同时，我们也日渐可以自行搜寻原材料，并自由决定将其用于何处。当然，显然也会有所限制。但如今的限制比以前要少得多，在原材料和产品之间有着极大的空间，以至于国家、企业和技术专家在做决策时可以假定并无任何限制，丝毫不用顾及既有知识和传统做法所带来的约束。

纸张被广泛用于书写、印刷和包装，对工业文明而言，它跟钢铁一样必不可少。而在以前，纸张必须取材于温带树木。没有这类树木的国家要么依靠进口，要么干脆不用纸张。

如今，我们却可以这样发问：纸张由什么成分构成？本地有哪些材料可用于生产这种成分？结果，如今我们可以将甘蔗渣等一切含有纤维素的原料用于造纸，甚至不含纤维素的原材料也行。

今天，我们生产出可代替金属的塑料，生产出可作为纺织纤维的玻璃，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考虑技术可行性，还考虑经济可行性：确定成本要求；决定原材料供应、市场环境和生产过程应满足的要求；分析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实现。

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过去那种资源和最终产品相互决定的传统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源和最终产品有意识的规划。对“最佳”资源配置的传统看法，如今已让位于对诸多选项的选择。而这些选项本身又是人类决策和行动的产物，而非上苍赐给的资源。所有国家和行业中的每一家企业全都置身于这一转变之下。

目前，还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致力于解释这类抉择。不过，投入产出分析之类的分析工具经发展之后却有望担当此任。而这同样也是企业家所谓“长期规划”的内容所在。

从改革到社会创新

对于盟军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租借法案》 的作用堪比各类新式武器之和。该法案的推行让各国得以全力备战，极大地增强了各国国民的自豪感和动力。而战后西方世界的复兴则起源于《马歇尔计划》，而非原子弹。这两项方案都属于社会创新，它们对我们这代人生活的影响丝毫不在任何技术创新之下。

而帮助苏联确立超级大国地位的，是其推行的一系列社会创新。比如农机合作社、五年计划以及推动其经济发展和军事进步的大众教育观念。

如今畅行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则是另一类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创新。发达国家在过去25～50年出现的巨大经济变迁同样源于社会创新。卡特尔和反托拉斯法是一种社会创新。在美国，各个行业所推行的大众生产、分销、研发以及基于投资信托和退休基金的大众持股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社会。这些同样是社会创新，正如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的新观念一样。“生产力”的概念也是社会创新，尽管推动其发展的工具皆源自技术，至少部分源自。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沉浸在新的制度、商业企业以及确保人力资源有效利用的管理过程当中，其实苏联也同样如此。

而在更低层面上，经这一两代人之手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那些从街角小商店发展而来的大企业，同样也基于社会创新。英国的马莎百货公司（Marks and Spence）和美国的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公司建立于大众市场理念之上；大众汽车公司立足于欧洲正经历的交通革命；IBM公司崛起于办公室工作的组织化和信息化理念；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成长于经济一体化及其对新产品的需求。

社会创新在令人瞩目的个人成功故事中也居功至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艳羡的超级富豪。从20世纪初的英国出版大亨和亨利·福特，到如今发家于能源运输的众多希腊船王，其发家致富的历程全都源于对新的社会要素的配置方向，以及对新的社会机会和需求的准确预见。而后，他们根据新的社会需求创造出所需的技术、财务结构以及新的销售和服务方式等。

社会创新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在历史上至少有着与技术创新相当的影响和重要程度。若非17世纪末保险业作为社会创新产物出现，工业经济的到来简直无法想象。如果不能免于承受自然灾害、水灾和火灾，免于承受沉船和冰雹所带来的风险，我们根本经受不住经济变革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社会创新明显变得更多、更快、更常见。

如今我们正在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创新，所有的大型企业、工会联盟和政府机构都正参与其中。很少有企业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通用电气公司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该公司有意识地将其总部员工定位为社会创新者）。但所有大公司都正致力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社会创新：组织结构、市场营销、管理方法研究、分销成本管理、财务政策、人际关系、数据处理、管理教育和国际经济发展。当然，很多小公司也在这么做。同样在做这件事情的还有政府、大学、医院和军队。

若非我们业已获得有意识地进行有效系统创新的能力，这些努力全都微不足道。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新获得的这一能力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方法而非灵光闪现，是一种想象力的运作规则而非艺术才情，是一种有组织的协同努力而非好运降临。最为重要的一点，它是一种让我们设定目标，并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该目标的方法。

在这方面，“二战”以来美国涌现出的诸多新的独立研究组织便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斯坦福研究院、阿瑟·里特研究院、兰德公司（美国空军的一个辅助机构）全都在致力于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其成员包括各类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这些机构当中，管理专家、营销专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一同在并肩努力。

就在20年前，这样的事情还根本无法想象。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当对美国最庞大、最古老的通用研究机构（美国农业部）进行改组时，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还是明确分离的。而即便是美国南方和西南部最为成功的区域研究机构，其研究范围也仅限于原材料、产品和生产过程方面的物理学研究。战后研究机构的超常增长和巨大成功，应该明确归功于对社会创新的涵盖。

社会创新的作用非常类似于技术创新。它让社会组织更具开放性，让有组织的、向新的社会目标跃迁变为可能。在其协助下，人们得以开发出具有特定用途的社会工具和社会制度。它让我们有机会在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各条路径之间做出选择，也让我们有机会选择用给定的社会方法和制度去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25年前，我们只知道一种为工业社会负担现代医药和医疗护理成本的方式：政府提供国民义务医疗服务。在这方面，唯一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这么做，是否会存在问题？而结论也很明显：随着现代医疗的兴起，全方位的获取医药和医疗服务已成为人心所向且极有可能实现；只是除了少数富豪，医疗支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个巨大的问题。循着这一逻辑，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建立了政府运营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若是遵循上述逻辑，美国也该早就这么做了。不过，我们却将问题界定为让所有人都承受得起与看病有关的直接支出，并进而将需求界定为医疗护理服务应该进行预付费，并且风险应该尽可能的分散。我们进而发现这两点完全可以做到，因为疾病的概率分布是可以预测的。事实上，那时存在的所有国民健康计划全都基于某种保险原则。

于是，我们将需求具体定义为：让病人具有自主选择医生的自由，让医患双方保持专业服务关系，并让医生在合乎职业道德的范围内具有自主设定收费标准的自由，同时设定一定的地区和私人控制原则。

而后我们便可以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和工具：率先在就业群体中推行，然后扩展到全部社区的自愿住院保险；覆盖“常见”疾病的自愿医护保险；专为得病率低但治疗费用巨大的大病设置的大病医疗支出保险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医疗计划。为此我们还创设了很多新的制度：在保持各类医疗计划和保险公司自由竞争的同时，实现自愿性社区合作的“蓝十字”和“蓝盾”计划。

以上的每一步都服务于某一局部目标，但又全都服务于全局性的最终目标。

不过，上述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医疗需求并不能得到完全满足。为了实现让所有人都免受医疗负担所累的目标，政府还得对特定对象实施救助，对部分重病群体实施再保险，其中包括超高龄群体和饱受重大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群。极端贫困且经常失业的群体也难以被现有医疗计划覆盖，他们的需求只能通过免费医疗、慈善医疗和政府救助基金来加以满足。而对于带着年幼儿童的寡妇，除非她有工作，不然我们现在还真不知道如何为其提供医疗保险。我们的体系还存在很多缺点，这一点很像别的政府医疗体系。

不过，通过这一体系，我们已经解决了医疗问题，至少解决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并且花的钱一点都不比最高效的政府医疗体系多。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强化了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保持专业独立性、确保地区自主、实现多元化竞争，姑且不论这些观点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假定是对是错。

在这里，美国所解决的社会问题跟欧洲国家遇到的一样，所要实现的目标也一样。不过我们用于设计“产品”的资源却是美国所特有的：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关于以相同的资源设计出差异极大的社会最终产品，还有很多例子。例如，马歇尔计划所用到的贷款、专家意见和跨国管理委员会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其“产品”却是全新的，而这全出自为实现创新目标的有意设计。另一个例子是欧美公司中日渐崛起的跨国企业，它们采用的手段是早已有之的：贷款、专利权保护和投资，压根没涉及什么特别的技术和产品线，但它们却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并且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如今的欧洲有望重现统一气象，其间并没有用到征服和让人目眩神晕的俾斯麦式外交手腕，也没用到革命暴动。而仅仅只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和发展出诸多共同纽带：建立煤钢共同体、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机构等为特定目标而设立的共同机构；发展共同利益；培养共同的历史经验。这些增进欧洲福祉的举措所用到的资源还依然是国家利益、国家忠诚度、国家传统等老一套，尽管正是这些东西曾让欧洲长期陷于分裂。

全球各个贫困农业地区为共同提高产量而自愿建立起的合作惯例，则是另一类范围更小但可能却同样重要的创新。这些地区以前确实也有浓厚的合作惯例，不过这些惯例仅用于保持风俗。而在以前，要想推行什么新东西，唯有依靠政府自上而下。

而如今，这些地区有望通过这类合作，做到很多极易办到的事情：挖水井；修建田间公路；引进更好的种子。这些事情虽然简单，但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乎为此付出的努力。不过要想实现这一点，却需要将社区合作习惯的应用方向从阻止变革和进步，变为促进变革和激发进步。而这便需要让农民看到这些新做法的前景和功效。

从最后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创新与旧的社会变革方式（改革和革命）的区别。它不同于改革的地方在于：其目标并不是弥补原有的缺陷，而是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其不同于革命之处在于：它并不以颠覆原有价值观、信条和制度为目标，而是采用传统的价值观、信条和习惯去创建一些新的东西，或是以一种更好、更新的方式去实现原有目标，而原有的习惯和信条则会在此期间渐渐改变。

除此之外，社会创新还能做一些改革和革命都办不到的事：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一种既可以用来确定能做及该做什么，又能用以确定其实现路径的方法。

其实，相对于技术创新，我们更需要社会创新。我们身处的这个后现代社会面临着很多挑战，它们全都是创新的沃土。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无力应对这些挑战，唯有真正的社会创新才可堪重任。

创新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吗

创新充满风险。它需要马上投入资源，而结果却以高度不确定的形式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在实施创新时，所有活动和行为都为了将来才可能出现的某种潜在现实，可在当时它根本不为人所知。

创新可定义为：人们为了在思想观念或自身所处世界中构建某种秩序，而从事的具有一定风险的尝试行为。它以必将承担一定风险的刻意行动，来代替此前对“盲目尝试”和“必然进步”的信奉。“盲目尝试”的做法流行于现代社会出现之前，文艺复兴时代将其称作幸运之神对人类命运的眷顾。“必然进步”则是近期为人信奉的一种观念，但同样也已过时。这两种观点都丝毫未对机会和风险加以考虑。

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行为。它需要承担的风险不止一类，而是三类：被创新击垮的风险，又称作暴露风险；创新失败的风险；最为严重的，还有创新成功的风险。

创新风险

被创新击垮的风险（暴露风险）

创新会在一夜之间改变现有秩序，让原本牢不可摧的惨遭遗弃，让原本微不可闻的风行一时。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效率和卓越的管理表现是当今大型企业的内在成长动力。即便企业已不再具有进取精神和竞争力，这一动力仍会让其在很长时期内保持强大。这里面其实内含玄机。

30年前名列最大100家制造企业的美国公司，如今超过一半都已悄然退出该榜单。有些早已烟消云散，另一些则远远落在了后方。取代它们位置的，则是30年前默默无闻的小公司，或是于这30年创立的新公司。这些新企业之所以能达到现有地位，靠的并不是财务运作，而是新技术、新流程和新产品。而这些，全靠创新！

创新的发展，带来了暴露于创新之下的风险，而这类风险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性质。拜其所赐，国际局势及国际势力的对比平衡随时都可能被瞬间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发生在世界经济上，可能发生在资源和交通条件的地理分布上，也可能发生在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工业实力对比和国内政策上。各国的国际地位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剧变，即便是最大最强的国家也难以幸免。

当然这类剧变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很多次，只是并不像如今那么频繁。在以前，导致剧变的原因不外乎神秘的历史事件、一国的活力衰落或另一国创造力的突然爆发、外敌入侵、商业路线的突然改道等。长期以来，这往往都源自新技术的引入，尤其是军事技术。不过，这类在过去并不频繁发生的由技术革新催生的“转折点”，如今却成了随时都要面对的危险之源。曾经的副产品变成了有意追求的目标，而以前的幸运女神则化为了洪水猛兽。

这一变化不仅发生于国际环境，它同样也发生于各个国家和经济体内部的所有机构、群体和势力当中。任何技术、行业和企业都面临着未获警示便遭遗弃的风险，而带来这一风险的则是涌动不息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浪潮。

这种风险根本无从规避。恰恰相反，任何阻碍或忽视创新的行为，都只会让风险变得更大。我们更不能将其视为“日常小事”而简单对待，必须正确面对并为之做好准备。

创新失败的风险

现在我们来看看与创新活动相关的第二类风险，创新失败的风险。

创新其实是一种对未来做出预期，并将自身的资源、努力甚至命运与这一预期绑在一起的行为。但谁也无法预测未来，更不可能去控制未来，故而创新有极大的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导致创新失败的风险有很多：错误的预见、设计上的缺陷、不成熟的时机、无法得出预计结果、无法按时得出结果等。

不过，或许最残酷却也是最常见的失败风险却是：创新活动完成得近乎完美，但在其完成之际却早已过时！这可能源于特定事件的发生，可能源于知识的增长，也可能仅仅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也解释了为何如今我们所经历的巨大医学进步中，大多不是出自30年前的专家认定的主流医学研究项目。

暴露风险和创新失败的风险合在一起，让我们面临极为尴尬的局面。要想防范被大力投入创新的对手击垮的风险，就必须快速投入多项创新。而这，就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一场失败远多于成功的赌博！

创新成功的风险

不过，暴露风险和创新失败风险都没有第三类风险大，而它便是创新成功的风险。

创新并不会创造出新的自然规律，其主要目的也不在于发现新的自然规律，而是将自然力量用于实现与满足人类的意图与需要，同时也将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信念和制度用于该项目。

而一项成功的创新除了带来意料之中的影响，会不会产生别的影响？会不会导致预期之外的新变化？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结构、信念和社群关系？

我们来看个小例子，高效杀虫剂DDT的发明曾被当成是个巨大的进步。它的出现让控制带病、有害昆虫的创新意图得以真正实现。不过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新的杀虫剂对害虫、益虫全都不放过，既杀携带疟疾的蚊子，也杀蜜蜂。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但威胁到无食可进的鸟类，还因为杀光了授粉昆虫而威胁到多种花草树木，其中便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果树。

由此可见，创新不仅仅带来了机会和风险。最为重要的，它还意味着责任。谁也无须为机会负责，谁也无法对其改变分毫。对于必然出现的进步，人们要么张开双臂热情拥抱，要么痛惜怎么会变成这样。除此之外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加以延缓。但创新却出于我们的特意选择，故而也应该对其结果负责。

最基本的抉择是对创新手段和创新目标的价值评估。由于创新让技术和社会结构变得极具开放性，故而我们需要不断探寻创新的价值所在。我们的目标在强化还是削弱社会传统？该设定更高的目标，还是权宜从事？

当然，也有一些价值目标确定于创新决策之外的领域。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者则更倾向于完成生产任务。不过，这两个目标其实都难以进行清晰无疑的度量。长期盈利与在一两年内保持盈利大不相同，这里面蕴藏着极为根本的价值取舍。同样地，生产任务的度量指标也有很多，数量、价值、质量、成本，究竟该怎么选？诸多证据表明，苏联人在选取生产任务指标时的意见分歧，丝毫不逊色于市场经济国家内部对利润指标的理解差异。

不过，所有社会创新都避不开价值判断，在选定目标、给出限定条件、制度建设和方法选取时都会涉及它。因为所有的社会创新，无论推动者是政府还是学区、企业或工会，全都在表达对个人和社会现状及其改进方向的某种见解。

故而创新有着极深的伦理内涵，正如它是一个智力和艺术感知过程一样。正如最近一本见解独到的著作 所指出的那样，创新往往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并进而决定怎样做才是对的，而这又会用到与此相关的伦理准则。传统的伦理学，无论哪个学派，全都致力于给出给定环境下的正确反应。而创新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却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合乎伦理准则？

多数哲学家都承认自斯宾诺莎 （Spinoza）以来，伦理学便再无大的进步，尽管该领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在之前那个由“必然进步”主导的时代，还并不需要人们在做出理性决策的同时，确保该决策合乎伦理规范。但如今，我们非常渴盼伦理学出现大量具有根本性进步的新作，创新活动急需它们的指导。

计划还是无计划

创新所具有的风险和责任，意味着我们要对创新活动本身进行大的创新。如果只看第一类创新风险（暴露风险），那么非常有必要对创新活动加以合理计划。不过第二类创新风险（创新失败的风险）又意味着我们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中央计划，转而让大量局部计划相互竞争。而衡量创新成功所带来的影响的第三类风险，却暗含着需要以一种新的态度看待变革，需要一种新的面对社会变革的政治观，一种新保守主义的观念。

25年前，有个叫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曾写过一本名为《要不要计划》（Plan or No Plan）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少在英语国家这么说绝不为过。她的论述极为简单：计划必不可少，故而很有必要通过中央来控制社会和经济。因为在她看来，如果不采取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那么整个世界将陷入“无计划”的疯狂的自毁乱局当中。

她的论述实在太过天真，即便在当时看来便已错漏百出。但就在前些年，类似的观点依然时常出现，而且信奉者也包括美国的企业界。正是在它们的大力支持之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才得以通过国家复兴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制订并推行以中央计划形式存在的经济振兴方案。

从多数西欧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经历过中央计划的国家若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机会，它们大多会做出新的选择。因为它们所见到的现实与理论描绘的秩序井然、和谐高效相差极大。不过，不再采用中央计划并不意味着没有计划，而是代之以自主控制的计划。

计划如今依然无处不在，制定长期规划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家最为核心的工作主题。每天我都会收到大量邮件，它们全都是世界各地知名企业长远规划的讲稿或文章，这些企业遍布于英、德、法、意大利、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国。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起自己的长期规划部门，而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开始这么做。

绝大多数大学都在按照长期规划展开工作，同样这么做的还有医院、学区、研究实验室、专业协会、报刊、国际组织、军队、政党、政府部门和律师事务所等。实际上，制定长期规划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在华盛顿流传着一句嘲笑长期规划但却语含真知的话：“要是我们不想做一项工作，那就为它制定一个又一个的长期规划吧。”

不过很多时候，人们其实并没有弄懂什么是计划，该采用哪些方法。人们常常将计划与对变幻莫测的商业周期的盲目预测混为一谈。另一种错误的做法是认为未来会重复过去的趋势并据此做出计划，却忘了清楚地认识到“将来不同于过往”才是计划该有的起点。还有一种极为常见却异常危险的论调是“计划的目的在于消除风险”，计划实际上正在创造并承担风险！

当然，随着对计划功能和性质与日俱增的了解，我们对制订计划的工具和方法的知识也正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已经逐渐学会区分“计划”和“预言或预测”，学会区分“希望发生的事情”和“能促成其发生的事情”，学会区分“盲目赌博”和“根据既有信息对风险做出判断之后的理性抉择”。我们已经逐渐懂得计划的目标并非“使现有的一切化为永恒”，而是“预测和促成新事物的出现”，是创新！

而“唯一能抵御暴露风险的保护措施便是进行创新”，乃是我们至今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只有主动进攻，我们才能免于被持续存在的创新击垮。关于这一观点，最好的表达或许来自企业界：改变公司运营所基于的管理理论，并据此对公司的职能、目标、产品、市场和组织做出创新的时点，应该是公司最成功、利润最多之际。因为所有管理理论最终都会过时，而如果等到公司走下坡路时再去改变，那就已经太迟了。

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态度，需要一种极为珍贵的洞察力：在成功之时进行主动的检讨和质疑，但这也是战胜创新风险的唯一态度，虽然并不容易做到。例如，当一国的外交政策遭遇失败时，很自然便会想到对其进行全盘检视，随便找个时事评论员都会这么做。但当一国的现有外交政策极为成功之际，创造出一个新的超越现有政策的概念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这却是避免失败的唯一办法。而制定长期规划的目的，则是为了将这一态度融入有组织的连续系统创新活动中去。

局部计划还是无计划

由于创新风险的存在，我们不能在中央计划和无计划之间，而应该在中央计划和局部计划之间做选择。但创新失败风险的存在，却又让我们的选择范围变为了局部计划和无计划，因为此时无计划甚至强过中央计划。

一旦存在创新失败的风险，中央计划根本无从制订。强行制订的结果只会导致混乱和暴政，其预想中的确定性根本就不会出现。此时任何单独的计划都无法承受未知命运的重量。或许当我们投入资源去博取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结果时，当我们将全副身家用于获取未知能力去达成目前还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时，我们是该制订个计划。但指望某个计划一定能得出正确结果却实在是愚不可及，而指望某组计划人员能做到这点同样好不到哪里去，无论他们为此比较分析过多少种方案。通过简单的权衡我们便能知道，与其这样孤注一掷地赌博，还不如毫无计划地随机选择。

更有甚者，为了更好地实现其计划目标，中央计划者将被迫控制一切，任何不可控的因素对他而言都将是潜在的危险源。中央计划者很可能会由此走向专制，绝对的权力只会带来对权力的更大渴望。即便计划者不愿实施专制，为整个经济或社会制定的中央计划也会迫使他不可避免地向其迈进。中央计划的范围越广，前面的风险越大，它便越难成功。

30年前，很难预料到医药领域近期会取得如此巨大的突破。初看起来，这一突破似乎为反对有组织的系统创新提供了论据，但该领域的主要突破全都出自天才的创新举动，而非仅仅源于凑巧。如果所有的医药研究都遵循某个或一群人制订的中央计划，那这些突破便绝不可能出现，无论计划制订者多么知识渊博、聪明和负责。这些突破的实现，只因为研究计划是由大量专家同时、自主制订的，是一种局部计划。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计划在创新活动中毫无用武之地，而局部计划才是应该采取的合理形式。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控制权而非所有权，是中央计划而非国有化，尽管它们常常相互关联。在这方面，由遍及全国的工业卡特尔（例如罗斯福的国家复兴署）制订的中央计划，其实跟专制统治下的中央计划一样恶劣。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已经唇枪舌剑了很久的经济领域，还表现在创新上。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的社会创新。

创新的存在限制了中央计划的作用。当一国在效仿另一个更发达的国家时，它便很可能采取中央计划的形式。尽管这有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可能还会导致国家陷于专制，但中央计划还是有可能制订并加以推行的。不过当创新成为一项深受推崇且必不可少的活动之后，中央计划便不再可行了。

当目标非常明确、执行期很短且计划成本无关紧要时，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便是战争。毫不奇怪，制订中央计划的想法其实源于“一战”，尤其是其间美国和德国所建立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不过即便在战争时期，针对创新活动制订中央计划的做法也依旧与既有经验相悖。只有在涉及现有、已知、可获资源的使用时，才会制订中央计划。

丘吉尔之所以能在战争时期成为一名强大的领袖，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他深悉此道。他亲自制定了许多细致入微的集中决策，实现了对既有资源的完全控制。但在所有创新领域，无论是技术、战略还是社会创新，丘吉尔都在鼓励、激发、推动和维护相互竞争的分散化自主决策。

我们反对中央计划，但并不反对设置诸如国家政府部门、军队总参谋部或是企业最高管理层这样的核心部门。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核心部门的有效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全局性规划。核心部门必须通过制订计划来完成其工作：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大型企业需要确定其基本经营目标、财务政策和组织结构，因为核心部门也同样面临着暴露风险和创新失败的风险。

除此之外，核心部门还必须立足于各个部门的共同利益，协调、平衡和引导好各类局部自主计划。它必须做出最终的风险决策，为各个部门设定行为和绩效标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核心部门必须鼓励各个部门制订各自的计划，而不是漫无目的的行动。但是，核心部门绝不能自行为各部门制订计划，也不能强行为各部门的计划制订标准，而应该鼓励它们独立制订竞争性的多样化计划。

关于中央计划和局部计划权力范围该如何划分，存在着大量的分歧。这类分歧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能见到。大学中的核心部门与院系部门、单个学者之间存在分歧，大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和各个分部、职能部门、单个管理人员及专家之间也存在类似分歧。当然，关于社会、政府、军队、大学和企业应该如何通过内部的合作、竞争和自主决策来实现多种创新，还有极大的争论空间。不过，应该遵循的原则却非常简单明了：创新的风险实在太大，绝不能在创新时追求集中统一，而应该通过具有差异化和竞争性的局部努力来实现，这应该是一个局部自主选择的过程。

尽管说了这么多，但中央计划其实并非当前的主要问题所在。更为现实也更困难的问题在于：在进行局部计划时，我们该在多大程度上加以“局部化”？如果范围定得太窄，则局部部门将不具备创新所需的视野和资源。如果订得过大过宽，则局部计划其实就是中央计划。

苏联最近宣布了一项让各大地区自行制订各类计划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政策是错的，而且执行效果肯定好不到哪去。一方面，这些地区实在太大，内部有着极大的差异。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性的行业和真正的技术创新，它们又显得太小太狭窄。

苏联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曾公开反对以分散化的形式进行技术研究，尽管他并不喜欢中央计划。他预言，分散化的结果只会让研究转而为地区利益和现实需要服务，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创新。

与此同时，苏联很多大企业的管理者同样谨慎地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样的分散化还不够彻底，各个地区依然在制订各自的中央计划，应该让每家企业自主制订各自的局部计划。

对于那些了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军队、大学和企业的人，上述争论会让他找到某种熟悉的感觉 。

制订局部计划的最佳单位之所以这么难找，是因为目的不同则最佳计划单位也不同，而这也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要想找出最佳计划单位，并无既定公式可用，也没有统一标准可循。

局部计划或许会显得极为无序、非常不合逻辑，甚至显得像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但所有最伟大的计划者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多样性和竞争的存在使得自然界得以抵御生存风险。如果只存在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那世界自然更为有序。但当强大的恐龙屈服于环境变迁之际，另一些不知名的卑微物种取代了它们的位置。作为如今各类哺乳动物的祖先，这些物种的优势在于在某个毫无用处的方面进行了创新：自行控制体温。

当然，如果每只母青蛙只产两三只卵，或者人类的精液中只包含一个可与女性卵细胞结合的精子，那么自然能极大地减少浪费。不过，为了抵御青蛙从胚胎成长为成蛙过程中所将遭遇的变幻莫测的命运，为了让精子能在艰难跋涉之后顺利找到卵子，自然界让它们成千上万地出现。正是这种多样性，这种有意地复制、结果导向的逻辑和合作性的竞争，才是自然界真正该有的秩序。

当创新的威力和风险刚刚展现之际，制订中央计划是人们采取的第一反应，但这其实是以一种笛卡儿式的手段来增进对后笛卡儿世界的认识：中央计划依然将世界视为一台机器。我们确实需要计划，但创新风险的存在却禁绝了中央计划的发挥空间，转而提出了对竞争性局部自主创新的需求。

中央计划试图规范我们获取新知识和能力的过程，其前提是假定创新过程遵循某种以效率为衡量标准的机械秩序，但对创造性活动的规划应该基于更高形态的秩序——生命，而其衡量标准则是创造性。创新的目的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将投入变为产出，而是不断地化未知为知识、化无能为力量。在具体实施时，关注的核心问题应该是风险而非效率。

创新中的责任

或许，对于创新而言，最为重要却也最难把握的事情便是创新过程中应担负起的责任。说到底，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责任。

如果价值取舍不可避免且意义重大，那么极具建设性的保守主义便是最有可能也最该奉行的立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担负起强化基本价值观的责任，需要强化建立于这些基本信条之上的风俗习惯；需要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同时，避免陷入食古不化的泥潭；需要尊重既有的道德信念，但又明白它们的弱点、缺陷和错误所在；需要有更高的立意和更长远的视野。而这些，都是保守主义者的传统品质。

在由“必然进步”主导的时代，存在着很多信奉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伯克、阿克顿、约翰·亚当斯、马歇尔、卡尔霍、斯塔尔、托克维尔。也有许多将保守主义奉为信条的伟大政治家，其中包括华盛顿、汉密尔顿、林肯、卡斯尔雷、迪斯雷利和梅特涅。不过，即便在有着盎格鲁-美利坚传统的国家，保守主义也始终未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因为保守主义要么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应激反应，要么沦为阻碍进步的守旧角色，从未充当过任何创造性力量。

当然也有例外情形，美国的华盛顿和英国的迪斯雷利都超越了保守主义的一般做法，各自以保守主义创新者的伟岸形象立于世人面前。但他们只是保守主义者中的个例，尽管这样的人自然越多越好。真正左右那个时代走向的，即使不是那些革命分子，至少也依然是那些更崇尚自由，带来了诸多根本性变革的人。

如今，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早已行之将死，意识形态上的派别之分也早已变得过时而毫无意义，而保守主义也绝无可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复活。

但我们确实需要某种新形式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创新者！他能接受创新，并且能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和后果。因为在当下这个由创新主导的时代，讨论需不需要变革或是该以怎样的速度变革早已毫无意义。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该如何变革，是变革该以什么为目标、该如何做！而这个时代，也是属于保守主义者的时代，因为他们相信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他担负的责任而非其个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