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经过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争鸣，近年来产生了一大批质量高、影响大的专著和文章，下面仅对该方面主要成果进行介绍和评析。

（一）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许多学者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价值。这些重要价值主要包括：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助推中国梦的重要文化力量。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既古老又常青的光荣与梦想，浓缩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和当代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是铸造民族魂魄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宝库。

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智慧力量。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强化中国梦的文化纽带，增强中国梦的文化动力。增强实现中国梦的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基础性工程。 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从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让这一切为我所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而“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包括政治文化传统，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极为宝贵而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就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明成果。近几年，学术界出版了许多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的优秀著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辑录了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历史文化方面的精彩讲稿，这些讲稿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包括历朝历代对经济、政治、社会的治理，也包括历史经典中记录和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智慧。《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一书从中国古代典籍中选取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治国理政思想言论或实践案例，从不同角度阐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一书从古代经典精选了若干名句，按中国古典的政治理路，分为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六个篇目，深入挖掘了其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这些著作的出版发行以及引起的热烈反响和良好效果，充分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同时，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还有一些较有深度的学术文章。有学者从“世界大同”“以德治国”“中庸之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极必反，盛极必衰” “无为而治” “韬光养晦”“治大国如烹小鲜”等八个方面挖掘了这些传统智慧中的治国理念，主张将传统中国理想化的、有文化的、深入人心的一套治国理政观念，结合现代法治、监督、民本的政治观念，形成现代中国的政治文明。 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仍然有益于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于其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心性，是当下治国理政所以立基、必当关注的文化土壤，是我们凝聚国魂不能割断的精神血脉，也在于其包含着丰富的为政之理、治吏之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应当精心采掘、创造性运用的智慧矿藏。 有学者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来说，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政智慧，对于提高思想品质、道德修养、工作能力大有裨益。 另外，一些学者还从治国理政的具体问题着眼，深入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资源。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学参考读本》等书，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认为只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汲取营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论文方面，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集中概括，也是对我们民族历代先贤有关重大价值选择的深刻总结，因而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继承与创新，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理论源头和宝贵资源，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 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肥沃土壤、思想资源和源头活水，而且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要素。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以达到超迈以往的新境界、新水平，创造中华文化的新形态、新辉煌。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就能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更加有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使之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共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文化资源。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未提及软实力，但中国人其实早已深谙此道。”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增强很有潜力。”“中国有魅力无穷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正逐步打入全球流行文化圈。”“中国的软实力上升于己、于世界都有益处。”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励志修为、道德涵养、品格磨炼、认识世界、经世致用、用兵谋略、内政外交、治国理政等方面，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论述。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资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一旦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并结合外来的先进文化，就会形成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魅力，成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优势。 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前行不止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文化富于创造、兼收并蓄，是中华民族自立世界、实现复兴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化蓬勃发展、持续建设，是中华民族凝聚力量、共同奋斗的先进思想引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大力弘扬和建设中华文化。 有学者指出，几千年的文化熏染，在古代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重视文化的积累、传承。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文化软实力的说法，但的确有着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传统。即使今天国家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是若不清除近代以来沿袭下来的轻视传统文化的积习流弊，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也就不能很好地实现。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重要资源。我们应当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使其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中国学者也非常看好中华文化的前景和世界意义。钱穆认为：“当前世界人类，另外拥有一种优良文化，博大深厚，足以与现代欧西文化抗颜行者，则只有中国。” “只有发扬中国文化，不仅为救中国，亦可以救人类。” 季羡林指出：“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他认为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到了21世纪“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 。许嘉璐认为，人类要实现自身的永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四个关系——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对比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华文化能够最恰当地处理好这四种关系，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繁衍，走向幸福。他指出，中华文化是全世界文化里最富的“矿”，为了中华民族真正能实现几千年前的梦想——大同世界，为全人类的福祉，我们有资格、有义务，把它介绍给世界。

（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法

学界普遍认为，从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地理大发现开始，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落伍了。到1人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文化汹涌而入。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胡适曾经哀叹：“当吾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于是睡狮之梦醒矣。” 可以说，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吾数千年之旧文明”遭遇了质疑、批判、抛弃、破坏等悲惨命运，也得到了坚守、继承、弘扬、复兴等不懈支持，批判与肯定、抛弃与弘扬激烈争锋，传统文化经受了并正在经受着冰与火的冲击。近代以来，关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的文化态度和方法论有以下几种：

第一，文化保守论。文化保守论的主张古已有之。早在清初，因为历法问题就引起了中外文化之争，当时有人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的压迫下，一批开明士大夫主张“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乃至思想文化，发起了“洋务运动”。但学习西方的主张随即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例如，洋务派要推行天文算学教育，当时理学领袖倭仁就反对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郭嵩焘出使英法，大学者王闿运写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批评保守派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许对传统文化是真诚的热爱，但他们的主张的确成为中国前进的一个障碍。

第二，“中体西用”论。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士大夫阶层不得不正视西方文化。于是，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中体西用”的主张：“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了解释、论证。虽然这种主张出现在19世纪末，但它是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思潮，当时的各派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赞成此论或受到它的影响。对于“中体西用”的出现，历史学家陈旭麓指出：“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 由于这种主张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脱胎换骨，也没有因此抵挡住西方列强的武力和思想入侵，因此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可以说影响很大、效果不佳。

第三，“全盘西化”论。 “中体西用”论在实际上的失败，使一些人对传统文化彻底失去信心，转而主张“全盘西化”论。较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在1929年上海出版的《基督教年鉴》上发表的《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 （wholesale weastemization）和“充分现代化” （wholehearted modemization）的口号。他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文化问题，指出：“数百年来自由选择自由拒绝世界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必须要我们在两个中间挑选一个。” “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蒋廷黼也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了有名的“蒋廷黼之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解答这个问题，他指出：“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们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借着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论再次被叫响，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传统文化惹的祸，他们主张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等学说和制度，用以代替中国现有的一切。

第四，抽象继承法。冯友兰在1957年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文章，阐述了他在传统文化继承问题上的方法论观点，提出了全面整体地理解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他的观点被概括为“抽象继承法” 。他指出：“我主张在研究古代哲学的工作中，要把哲学体系中的主要命题，加以分析，找出它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如果有可以继承的价值，它的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继承的。在研究古代哲学的工作中，我们如果注重其中命题的抽象意义，就可见可以继承的比较多。如果只注重其具体意义，那可以继承的就比较少，甚至于同现在‘毫无共同之处’，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继承。” 冯友兰认为抽象继承与批判继承并不矛盾：“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与我有利的就继承，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 易中天也主张“抽象继承” ，他指出对待传统文化不能“全盘继承”，不能“具体继承”，不能“直接继承”，只能“抽象继承” 。他认为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最核心、最带有普遍性的思想，从他们提出这些思想的具体环境和原因中抽离出来，只继承其中的合理部分。这样一种继承，就是‘抽象继承’。”

第五，综合创造论。这一著名理论的提出者是张岱年、程宜山，影响较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岱年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综合创造论”。 20世纪80年代后，张岱年对其进行了发展完善，于1990年在与程宜山合著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明确提出其文化主张是“综合创造论”。他们分析了16世纪以来历次文化论争的正误得失，指出：“我们所说的辩证的综合创造是指：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原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及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对于综合创造论，方克立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 。

第五，文化复古论。什么是“复古” ？陈先达指出：“崇拜过去，蔑视现实，言必夏商周，唯经典是从，谓之‘复古’。” 文化复古主义主张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丢弃了传统，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归传统。蒋庆于2003 年出版《政治儒学》一书，指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不再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问题。所谓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理性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康晓光主张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 这种文化复古的论调，无疑是与“全盘西化”一样偏执极端的错误主张。

第六，中马融合论。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陈先达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态度，指出“这种非此即彼、冰炭不同炉的看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他认为“只有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 。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结合，能够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当代中国先进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不会也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应发挥其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 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实现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 。

第七，“马魂、中体、西用”论。在理论渊源上，“马魂、中体、西用”论与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以及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延伸和发展关系。直接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是方克立，他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主张。他解释说：“‘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 “马魂、中体、西用”论集各家观点之所长，是目前较有影响的文化主张。

（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美无缺。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特别是在中西对比中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不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的或许显得过激而失之偏颇，但对于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是有启发意义的。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了中西方文化的区别：“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而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这里实际上指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不足。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巨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反省，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吃人”文化：“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还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因此他提醒中国青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梁漱溟在其名著《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有“五大病”：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五、暧昧而不明爽——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 “疑莫能明”之惑。

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一个是缺乏民主传统。这两大缺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功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文化在15世纪以后逐渐落后，主要表现即在此。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还有四个严重偏向：第一是重理想而轻效用，第二是重协同而轻竞争，第三是重继承而轻创新，第四是重直觉而轻知解。这些严重偏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向近代形态的发展起了重大的阻碍作用。

周思源在《中国文化史论纲》中指出，没有绝对优秀、不存在任何缺点的文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几个弱点：将“圣人”绝对化，向后看，重视继承而忽视创新；推崇中庸之道，忽视竞争与突出，缺乏活性因子；不重视个人的权利与作用，缺乏刚性精神；偏重于浓缩性、整体性和感情，缺乏穷究意识与严密的逻辑思维。

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在其名作《丑陋的中国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治愈。”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质量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 “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

（四）国外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涉及非常广泛，一些著名学者，如费正清、龙夫威、史景迁、顾立雅、李约瑟、顾彬、马悦然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于当代中国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列举如下：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 “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 各个文明的精神导师，包括老子和孔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访问中国后写了《中国问题》一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值得西方世界学习地方：“我们要向中国人学习的东西和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学习的机会却少得多。”罗素认为，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要求奋斗、掠夺、无休止的变化，以及不满足与破坏”，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露无遗。因此，罗素认为：“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

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产生了很多政治家、智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和圣人，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丰富着我们的视野，深化着我们的人性。” 他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中，列举了人类历史上十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其中孔子名列第一；十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名列第五。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研究，他认为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其中就包括：“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他针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世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值得一提的是，何兆武、柳御林主编的《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一书，辑录了62位外国著名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论述，既有正面赞扬，也有深刻反思，对于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很有益处。另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印象中国——第3位外国文化名人谈中国文化》一书，辑录了当今世界第3位知名学者和各领域要人对中华文化的印象。他们普遍认为，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随着中国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华文化将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五）研究现状简要评析

从上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介绍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成果比较丰硕。下面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评析。

第一，值得肯定的研究趋势。其一，研究逐渐趋于理性辩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猛烈碰撞，引起了学术界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应该固本培元，坚守传统文化，以对抗外来文化。反对者认为，传统文化已经十分落后，成为中国走向富强的障碍，必须破除旧思想，引进新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虽然也出现过正反两方面的极端论调，但总体上逐渐趋于理性辩证。很多学者既看到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陈旧部分，也看到了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元素，能够持一种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其二，研究更多联系社会实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集中在传统文化能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上。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研究，更加注重联系社会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重大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总之，联系社会实际的研究是可贵的，脱离实际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第二，目前存在的研究不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评价还不够全面科学。价值是客观评价的结果，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没有当代价值、有什么当代价值、有多大当代价值，必须经过科学的价值评价。目前学术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主观臆断、模糊判断的成分较多，尚缺乏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其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丰富内涵阐释还不够。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研究中，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问题，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其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实现方法探索还不够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已经被充分认识到了，但如何在传统文化经历众多曲折坎坷之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深入人心，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发扬光大，这些方面我们还没找到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

习近平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四个“讲清楚” ，理应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研究的趋势，本书也试图在这方面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