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改变的次数:女儿人生的发展阶段
那是在1973年,父亲为母亲买了那件中长款式的皮草大衣,大衣棕色的拉链非常结实。童年时在纽约城郊的那些日子,母亲一直穿着它。她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皮草大衣,羊毛质地的其实更适合她,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纽约春谷地区,皮草极为流行。母亲穿上皮草大衣几年后,我父母在后院修了一个游泳池。事情的顺序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件皮草大衣不能和长款貂皮大衣相提并论。母亲白天穿着它,晚上有非正式的活动也穿着它。她个子很高,肩膀很宽,穿着很合身。那件大衣的皮毛是灰黑色的,几乎和她稀疏的短发一个颜色。对比着单调的黑白色,她鲜红的唇膏很是抢眼。她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大衣上的软毛,很令人舒服。晚上,当他们外出看电影、参加保龄球协会活动或是从邻居家的晚宴归来,父亲会开车送保姆回家,母亲则走进我的卧室和我说晚安。我站在床上,手放在她脖子上。皮草上还有外面的寒气,我都能闻见她脖子上香奈儿5号香水的味道。晚上她用香奈儿,白天她用查理那个牌子的香水。
有几个学校的同学穿兔毛夹克去上学,其他皮草都只适合成年人。社区里也有些妇女穿长到脚踝的狐狸皮或者貂皮大衣,那是她们结婚纪念日丈夫送的礼物。她们通常都开着四个门的梅赛德斯(Mercedes)轿车,我母亲开的是一辆奥斯莫比(Oldsmobile)旅行车,那车很大,同时搭上我的6个朋友都没有问题。我觉着这车就不错。一直到九年级时大家都开始穿品牌服装,而我却一件都没有,就出现问题了。有天下午母亲就带我去商场买了两条歌莉亚·温德比(Gloria Vanderbilt)灯芯绒裤子和一条约达西(Jordache)牛仔裤。她说她知道我渴望能和别人一样时尚。
那时我才14岁,还不觉得在公共场合和母亲一起很尴尬。一直到那年年末,我开始变得总和朋友在一起,不喜欢母亲的陪伴了。我开始在停车场和游戏室流连忘返,只有需要搭车回家时才想起父母的存在。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仍旧有着安全感,而且知道虽然我开始抵制母亲,但是母亲并没有抛弃我。十年级的一个冬天里,我上西班牙语课时病了,不得不给母亲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她到的时候,我正躺在护士办公室外的躺椅上。她穿着那件皮草大衣,脸冻得红红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品牌手袋。我觉得她就是有活力的女强人的真实写照。她快速地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看我没什么事儿,快速地松了口气。我们并肩走在去往停车场的空旷的大厅里。当时我真想撞开所有班级的大门,大声喊道:“大家快来看啊,我年轻漂亮的母亲来解救我了!”
这件事发生在她生病之前。后来,她开始接受化疗,头发都掉光了,每天早上吃的白色药片也使她的体重暴增了近40斤。她一照镜子就哭,她开始不愿意外出,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下午晚些时候,我会开车带她去接受化疗,她紧抓着我的胳膊来抑制呕吐。那以后,她只多活了一个冬天,我记得她再没有穿那件大衣。实际上,在接受治疗的16个月里,虽然我知道她有着一柜子衣服,但是除了睡衣和浴衣,我真不记得她还穿过其他什么衣服。我想象着她穿着讲究的套装,就好像我给纸娃娃穿衣打扮一样。当记忆不再准确,就会产生幻觉。现在10年过去了,每年我的记忆都会更模糊一些。
虽然我宁愿忘却一些事情,但我猜测自己青春期时是相当不容易相处的。我找了份全职工作,就此宣告独立了。15岁以后我就对家务事毫无兴趣了,每天我都忙些别的事儿。当母亲忙着做午饭、和朋友修指甲的时候,我正在尝试毒品;当她和麻将牌友在楼下牌桌上掷骰子、闲聊时,我正在隔壁房间和男友约会……也许这就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期少女的生活。后来的某一天,这种生活结束了。
“那肿瘤是癌症。”母亲说,那是我快16岁时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她刚从外科医生办公室回来,正好在楼梯口和我相遇。
“那意味着什么?”我折回来问。
“哦,天啊,”她紧抓着栏杆说,“医生要动手术割掉我的乳房。”
她还说了些别的,我知道,但我所听到的就只剩下这句话了。“不!”我大喊,我跑下楼,冲进我的卧室,紧关上房门。她紧跟着我,不停地敲门。我尖叫着:“走开!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躺在卧室地板上,那时我就知道,这事儿意味着我的童年就此结束了,这比月经初潮或是第一次接吻更有决定意义。我在房间里给朋友打电话:“我妈得癌症了,我怎么办呢?”然后跑到1公里外约定的地点去见她。她和另外的两个朋友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失控地冲向她们,跳过必经墓地的矮矮墓碑。我敦促自己快点去,就好像自己动作的爆发力将会把我弹射入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
乳房切除术后,当母亲坐在厨房挤压橡胶球以增强剩余肌肉的力量时,我已经知道将愤怒转为沉默。“别让母亲心烦”这话不用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不敢大声弹琴,在饭桌上能不说话就不说,以及天黑后,让男友通过我半地下室的窗户进来约会。我在反感和害怕之间摇摆不定,在地狱边界徘徊,害怕自己不待在母亲身边(要是我这样的话,她可怎么办),然而我也为她的癌细胞拖我后腿而生气(因为如果我不走又会发生什么事)。每当我自信满满走向自立,家里的现实就会将我拖回来。天啊,真是一团糟啊!
7月4日(过了我17岁生日的两个星期后),我看完音乐会回家,探身去父母卧室宣告我的归来。
“我回来了。”
母亲正窝在躺椅上,调电视频道,但她一看见我,就马上坐直了,冲我微笑。她问我:“音乐会怎么样啊?”
“很好。”
“演奏的是谁的曲子?”
“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还有别人的。”
“那好啊!多长时间啊?”
“两小时。”
“两小时?时间很长啊,中间没有休息吗?”
“没有。”
“跟我说说,人多吗?”
“很多。”
她不停地提问,我越来越不耐烦。直到第五个或是第六个问题时,我再也忍不住了:“这都什么和什么啊?你在审讯我吗?”我大发脾气,冲下楼回到卧室。母亲是位古典钢琴家,她以前从不关心流行音乐,怎么突然对流行音乐会感兴趣了呢?父亲几分钟后敲门进来。“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你把母亲弄哭了。她自己不能出门,问你只是想和你分享你的一天,连这你都做不到吗?”
我羞得满脸通红,逼着自己面对父亲。他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仍克制着自己没有对我吼。那时我已经知道母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葬礼之后,我收拾母亲的衣物,准备捐给慈善机构。7月末的一个早晨父亲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我做不到,你来吧,好吗?”那天下午家里没有别人,我慢吞吞地、机械地收拾着母亲的衣服。我小心地展开、重叠每件毛衣,期待看到她绝不可能写过的留言条飘到地板上。我尽力不思考每件衣服的特别意义,但是我怎么能做得到呢?每件衣服都叙述着自己的故事:白绿相间的家居服是用砂锅做晚餐时穿的;那件红色的浴衣是母亲乳腺癌手术后我们俩一起选的;紫色丝绒运动衫,她在我十年级照相时穿过。我一个接一个打开她的抽屉,机械地从左向右整理,然后把拾掇出来的衣物放进卧室地板上的大纸箱里。
抽屉里的都收拾好以后,我把箱子拖到楼下客厅的大衣橱那里,这时发生了个什么事,可能是电话响了或是我去喝了口水,我再没能清空最后一个橱柜。因而母亲那件皮草大衣一直放在那里,它就挂在父亲的旧羊皮大衣和妹妹的外套中间,直到第二年我上大学时带走了它。
为什么我要随身携带这件大衣呢?当然,我不是想要偷偷地藏匿,但事实上我是偷偷地把它塞进了我坐船去芝加哥带着的行李箱里的。也许其他人没有注意到,也许是他们根本不介意。我不知道!我把它挂在自己衣橱的最里面,先是在宿舍里,后来是在我住了3年的校外公寓里。我根本就没打算要穿它,但是我觉得某一天我会穿上它。
我的室友发现我衣柜里母亲的皮草大衣后感觉很奇怪。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我打开她的珠宝盒,拿走了她的结婚戒指,戴在我右手上,后来一直没摘。当我告诉别人这是母亲的婚戒,人们会赞叹:“真漂亮啊!”人们对这件皮草大衣的反应却是大不相同,常常是惊讶或是厌恶。一次一位朋友和我解释道:“结婚戒指象征着你的未来,但是皮草大衣呢?那些剥皮致死的动物好像把你包围在过去了。”
我从不努力解释这满是灰的旧皮草大衣对我而言散发着一种永久的温暖——谁又能理解呢?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母亲去世的头几年,我有时会俯身衣橱,把脸贴在那毛皮上,努力寻找残存着查理香水的味道。
在学校保存皮草大衣的那四年里,这衣服我只穿过一次。我大学的朋友都是校园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放弃食肉、祈愿并且参加动物权利集会,不久我也加入了他们,虽然我深知愤慨和抵制是冲动的。在某个特别的日子,我突然感觉她们和母亲很像,或者说和她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像和母亲共度的最后时光。我在她去世后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我像女生联谊会的姐妹收集串珠手链一样不断进行各种校园申诉活动,我的个人政治只靠简单的黑与白的对比来定义。至于我的观点是否真的是事实并不重要,只要我每次能够确认和支持一位明显的受害者——哪怕是我自己。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听说芝加哥城里像我这样激进的人都往皮草大衣上泼红漆,也许那只是流言,但不管怎么样,我对皮草的热爱从那以后就消退了。一天,当我整理衣橱准备冬装的时候,看见衣橱深处有一堆动物皮毛的时候,吓了一跳。随后我就想起来那是什么了。
我不得不承认没有扔掉这件皮草大衣令我很羞愧。这件大衣又在我那儿放了一年,直到有一天,上课前我想都没想就把它从衣橱里拽出来穿上了。那天早上密歇根湖畔很冷,似乎穿皮草是很合时宜的,但是我朝校园走了两个街区后,就意识到自己真是愚蠢至极。我站在街角,周围的人都穿着L.L.Bean皮制大衣和长及脚踝的大衣,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穿这件大衣了,这和水貂农场或是被泼红漆没有任何关系。皮草大衣是严肃的商业产物——适合妇女、妻子和母亲,适合她们在2月的晚宴上或是在纽约听歌剧时穿着。皮草这类东西,适合我的母亲,但一点儿都不适合我。当时离上课还有点时间,我急忙赶回公寓。我把大衣挂进衣橱。两周后,没有任何预兆,我把这件大衣打包寄给了慈善机构。
有时我仍然觉得母亲去世对我而言仅仅是同她少待了几年,或是对她少了一些了解。那些年我们是否会相互憎恶和争吵呢?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呢?很早就失去母亲的女性朋友很嫉妒我,因为她们没能和母亲共度许多时光;20多岁才失去母亲的女性则和我说她们同母亲的恶劣关系过了17岁就缓和了。到底是有了母亲却又失去她好,还是根本就没有母亲好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任何时期、任何年龄失去母亲都很困难。无论失去母亲时我们有多大,我们一生都在呼唤母亲的爱,寻求安全感和安慰——那是当我们生病、处于转折期或是感到压力时,只有她才能给予的。
关于母女关系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了,但是关于失去母亲提及得还很少。最自然的想法就是我们想知道母亲活着时的情况,以及母亲离开后我们的变化,但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说母亲的存在对孩子自尊的发展很必要,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母亲的孩子就没有自尊了。相反地,这类孩子一定以别的方式发展自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失去母亲的年龄很重要。失去母亲的年龄能指出孩子可能的发展,以及利用哪些情感和感知工具能帮助她应对突发灾难的压力,指导她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