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
青春期即便没有经历丧母之痛也是非常剧烈的内心冲突时期。在这段成长时期,偏执、病态妄想症以及多疑行为都是正常现象。在这成熟的狂乱中,所有规则突然间都改变了。父母变得烦躁、尴尬;朋友是无法琢磨和互相竞争的;学校里的男孩很神秘,而且突然变得重要了。当然真正的变化是从内心开始的。女孩心情变幻莫测,对性有了朦胧的认识,发现自己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制造不和谐感的超前感知技巧。“这只是阶段性的。”父母说。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说得对。青春期多数时候就是失去和再次获得的力量的平衡,就是要允许一个崭新的、更加成熟的个体慢慢地从家庭的重围中展现出来。
至少这个阶段是成熟计划的一部分、正常工作的一部分。那些年里如果有创伤发生,整个发展过程就全都被打乱了。青春期的任何一项发展任务,例如发展自治、应对权威人物、习惯生活中的矛盾和模棱两可、学会发展亲密关系、确立对性的正确认识、学会控制情绪、发展个人价值系统,以及维持胜任能力和竞争力,所有这些都将因为母亲在这个时候去世而中断或是停滞。
母亲与女儿:纽带决裂时
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生物,是需要依赖他人来满足自我的。当我们远离某人或是某个群体时,我们自然就会想要接近其他人或群体。在正常发展的青春期,如果一个女孩失去同母亲联系的纽带,她就会倾注情感于同龄朋友或是自己的浪漫同伴。虽然母女纽带的决裂意义重大,但它属于不完全决裂:女儿紧张的时候还是会定期地回头求助于母亲。正所谓前进两步,却又倒退一步。青春期是进入自主增强阶段的准备阶段,是帮助她最后脱离原本的家庭、创建自己家庭的转折时期。
一个女孩对母亲同时持有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在青春期是非常正常的,常常也就是几分钟而已。爱和安全感的需要使得她同母亲的爱护和支持联系在一起,而愤怒和憎恶又使得她和母亲之间建立和保持能独自前进探险的距离。在这个阶段,女儿也许会最终发现母亲不是完美无瑕的,甚至在同其他人的母亲相比较时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尴尬。当她认识到自己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自己有能力过不一样的生活,并且开始着手实施时,她就向发展独立的自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种分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通常是由于母亲的行为而变得复杂。因为母亲通常认为女儿是她的自我延续,所以对女儿会比对儿子要求得更多。当女儿日行渐远的时候,她会竭力阻挠。与此同时,由于她自己也经历过青春期,很清楚女儿必须自主,她又将女儿推向成年和独立。 这个时期并不是所有母亲和女儿都能达成共识,他们之间的纠葛将延续到女儿15岁以后或是20岁出头。20世纪80年代韦尔斯利大学的100份学生调查表显示,青春期的女儿超过75%都对自己的母亲表示不喜欢或不讨好。
当母亲在女儿的青春期去世,原本期望在短暂分离后重新复合的希望就成为不可逆转的骨肉分离。女儿就想对母亲大喊:“等一下!我不是真的希望你走。快回来吧!”
如果母亲在女儿叛逆的巅峰去世,女儿会为母亲的死无比愧疚,因为她们之间一直冲突不断、怒气冲冲。在她的记忆中,过去15年的关系将全部压缩,就剩下最后一年的6次争吵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吼母亲的伤人话语以及那最可怕、最自负的言语,“爱”字就像刀一样伤害她:“你根本不爱我!”“我不爱你,我恨你!”“我要你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青春期时的我有一次就是这样愤怒。我从不认为母亲是因为我这样想而去世的,但是对许多女孩而言,童年时异想的残留部分的确会在童年之后一直存在。
阿琳·英格兰德是一个注册社会工作者,她领导纽约市癌症关爱协会的丧亲群体7年。她说:“无论何时,同我们有着矛盾关系的人去世了,尤其是如果我们刚刚经历了争吵,我们常常会感到非常痛苦并且为自己曾经的恶语而自责。当人们有压力时,他们就想逃避,那时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是成年人都会在意识层面重新激活异想。然后他们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要为亲人的死负责。”
莉今年34岁,她还记得13岁时和自己最要好朋友的对话。“我们一直在聊13岁女孩认为比较重要的话题,”她说,“朋友问我:‘如果你不得不失去父母中的一个,你希望放弃哪一位呢?’我说是母亲,因为我和父亲一直很亲近,而且我认为失去母亲生活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两个月以后,母亲突然中风去世了。由于当时只有13岁,而且我是在教会学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是上帝听了我的话带走母亲的。”
青春期的女儿也许还会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好,从而为失去最后赎罪的机会而难过不已。葆拉今年27岁,多年来一直为15岁时母亲的死而自责,认为自己应当少同她吵架,多安慰她。“就好像我当时明知道她病得那么重还和她吵架。我真不应该说那些难听的话,”她说,“甚至现在有时候我会烦躁地抓自己,跟自己说哪天都做了哪些可怕的事,但是现在我能告诉自己:‘哦,那时你才十几岁,那是必经阶段’或‘也许你得了经前期综合征’。总之做些事情让自己好受些,因为现在27岁的我已经没有机会和50岁的母亲说说笑笑:‘哦,还记得那时候吗?’”
葆拉继续说:“你希望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母亲能够在身边陪伴,但是事情不都如你所愿。你希望她走的时候并不是带着你并不爱她的遗憾而去的,这正是我所害怕的。每当自己这样想,我就强迫自己把思绪拉回来,跟自己说:‘没事。那时你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事情已如此,她应该能够理解你。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是只要你做到了,一切就都到位了。’”
和葆拉一样,我也努力哄骗自己使自己免于自责。我安慰自己:母亲一定也对她的母亲说过同样的话。虽然她们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复杂性,但这仍然可以作为我的释放愧疚之情的说辞。
“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理解母亲知道青春期的对抗是正常的。”伊夫琳·巴索夫说,“你记得《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的一幕吗?当母亲垂死时,她的长子是多么气愤、多么叛逆啊!她临终前坚信‘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那一幕真是很了不起。这部影片塑造了一位非自恋型的、无私奉献的、宽容的母亲。我相信她不顾长子对她的恶劣态度而对他这样说,是给予了他最珍贵的礼物。我认为即使不是这样的复合,不是如电影中这样发展的情节,你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母亲死去时你们的关系不好,你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母亲是很成熟的,知道你应当如何及时修护关系。最后你逐渐成长,就知道:‘母亲年龄比我大,比我睿智,知道我正要度过这个阶段。’”
因为走向成熟的过程是具有个体差异的,每个不同的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同母亲疏远,而有的从来也不会有这一过程。如果母亲去世或是离开时同女儿非常相爱、关系亲密,相比愧疚感而言,女儿会感到更加痛苦。原本依赖父母的孩子突然失去了依靠,她必须自己学会独立。玛丽安娜是家中的大女儿,母亲死于肾脏衰竭,她和我说母亲去世时她感觉非常恐惧,因为她当时还是一个那么怯懦的小女孩。我必须对她进行特殊诊断,起初我还不相信会是这样,但最后我发现她的确是这周我遇见的最感情外露的病人,因为她不停地点头强调谈话重点。
母亲去世前,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我真的都不怎么迈出家门。家里人都叫我“仓鼠”,因为有时你看见我好像要走出房间了,但其实我只是在门口偷窥了一下。母亲和我关系很亲密,她不只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不仅失去了母亲,还失去了一位亲近的朋友。从前她什么事都帮我做好了,所以当她走后,我毫无准备,不知道没有她的保护我还能干些什么。
高中毕业后我就直接工作了。如果母亲还活着,我可能会到离家近的大学念书。我很担心父亲,他患有糖尿病和低血压,时不时就得上医院。我有一年没有去工作,然后就给我所支持的国会议员做志愿者。虽然这占用了我同妹妹相处和做家务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走出家门我就会疯掉。为乔工作令我改变很大,他非常年轻,只比我大10岁。我同一群年轻、有活力的人一起工作。这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不再那么自闭了。
如果不是母亲去世,玛丽安娜的自立进程不会那么快就成功了。对于其他女儿而言,尤其是那些在最混乱的时期失去母亲的女孩,性格发展的某些方面可能会立即停止。发展停滞不只是童年现象,在青春期也很重要,通常发生于十几岁的孩子感觉同去世时的母亲有很深的矛盾。而又不知原因,不能恰当地悼念母亲、同她分裂。现年32岁的盖尔的母亲去世时,她才18岁,她是8个孩子中最小的,母亲生前对她管束很严(她很不开心)。盖尔同母亲的分裂一直到母亲去世后的12年才出现。
我同母亲的关系非常复杂。她身体很弱,情感上和身体上都很不适,在我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了。她40岁时生的我,可以说是在她生命的后期了。有时她是我的朋友,有时又大力压制我。她告诉我只有她才知道我在生活中都需要什么。我是她最小的孩子,她紧紧地把我拢在身边。当哥哥姐姐要离开家时,她和他们争吵,让他们都走,但是我青春期时从没有逃离过她。我也尝试过,但我真的和她绑在一起了,就好像脐带还没有剪断似的。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都觉得我们俩是血脉互通的。我就是她的,为她而生的,要同她待在一起,关系紧密得我都想要尖叫。而青春期时我的确尖叫过,努力和她抗争过,但每次的碰撞都是以我放弃而告终,因为我没办法赢她。
和她一起的最后几年正是我重新定义人生的阶段。我重新审视同母亲的关系,意识到我从未真正悼念过她的死亡。我直接奔向美好的成年生活,把那段时期封锁了。我想:“好,我们继续前进吧,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我终于做到了。我感觉自己今天才刚刚开始青春期的旅程。
由于悼念通常反映了失去母亲时期的情感反应,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点的女儿会发现自己在完成青春期没有完成的成长任务。像盖尔这样在先前阶段发展停滞的女儿,会在成年期完成这个任务。同样,被迫很快承担成年人责任的女儿们会感觉她们遗漏了某个环节,而整个青春期不再完整。那时十几岁的她们将在10年或15年后来完成成长体验。
既然失去母亲加剧了青春期的紧张与压力,那么很小的时候失去母亲的孩子能否平安度过那激愤的岁月呢?也许不能。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汉普特斯儿童治疗诊所研究发现,相比5岁前母亲去世或是离开的孩子,同年龄段失去稳定的母亲式人物的儿童实际上在日后的青春期会有更多成长困难。多数5岁以前失去母亲的孩子都经历了前青春期,特征就是发疯似地寻找母亲式人物,找到后也许就会依附于她,而后又会慢慢放手。
前文中提到的伊丽莎白·弗莱明研究案例中的露西,她在婴儿时期就失去了母亲,当她进入青春期后,就在母亲与女儿关系中陷入了绝境。她对亲生母亲知之甚少,而又不认可继母为合适的母亲替代者。据弗莱明说,露西15岁时经历了消沉期。
那时的露西每天都很消沉、很绝望,早上起不来,对社会活动不感兴趣,不参加学校活动,也不参加分析会谈,好像身体和头脑都被固定了——这是她以前从未显示过的特征。另外,她原有的困难也被放大了,体重增加,总生病,后来还不小心把手腕划伤了。下意识地,露西将目前的困境同第一任男友的抽身离去联系在一起……她最大的绝望源自没有过世母亲的任何印象。如果脑海中有母亲的形象,那她就能脱离自己的孩子气;而作为成年女性,她就能选择是否以母亲为标准鉴定自我。接下来的两年里,露西独自搜寻一切关于母亲的详细信息,期望能拼出缺失的母亲形象。她第一次去了母亲的墓地,抑郁症状就此消失。
青春期失去母亲或母亲式的人物是推进女孩走向自主和自信的重要步骤。
青少年与失去:表面问题
大学时我加入了一个女学生联谊会。同其他学校的女学生联谊会一样,我所在的组织有自己的年度入会传统。在入会地狱训练周的一天晚上,所有64个女生在起居室地板上集合坐好。我们在蓝色圆点地毯上随意坐成一个圆圈,听入会培训老师给我们讲解规则。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故事,并且都要这样开头:“有件事我的母亲不知道……”一个女生讲的是半夜醉酒开车去了密尔沃基,另一个和我们简单说了在邻居郊外寓所的浴缸里的风流韵事。我们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时不时哈哈大笑,偶尔也会有人打趣“你真的没有吗”或是“绝对不行”。然后其他63张热切的脸都看着我,等着我讲自己的故事。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手指头,暗自思忖——我要不要顺着话题讲呢?说出真相,还是找个借口逃之夭夭?这时我左边的女孩用胳膊肘使劲捅我。“该你了。”她说。
我抬起头:“我想我就不说了吧。”
“那可不行!”“快来吧。”“给我们讲讲,讲讲,快讲讲。”
“不,我说了我不想说。”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快说吧!”“你到底有什么好事瞒着我们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每个人都要说的。”
我很惶恐,结结巴巴,最后鼓起勇气,说:“我没有母亲,但是我有父亲。所以我给你们讲个父亲不知道的事情吧。”整个房间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充斥着令人很不舒服的沉默。我含含糊糊地讲起在新奥尔良那个冬天遇到的一个男人。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细节了,而我怀疑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当时就想快点儿说完故事,然后从众人的瞩目之下逃离。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后来我还强作镇静听了几个故事,直到入会培训老师注意到我的不自然,把我领到她的房间。我放声大哭,她和我并肩坐在她的床上。“对不起,”她一边递给我面巾纸一边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母亲已经去世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我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些朋友是我抛开悲剧的避难所。在女生联谊会我能以一个无忧无虑参加聚会的女孩的新形象示人,没有过去的包袱负担。在有装饰品位的起居室里,我可以假装和其他女儿没什么不同,这里距离那个人们知道我的母亲去世了的高中有800英里 。
同龄群体是青春期女孩生活中力量强大的青少年陪审团,它在青春期女孩失去母亲后的恢复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多数青少年在这个时候常常会将原先倾注于父母的能量转而投向同龄人或是最好的朋友。因为多数青少年鲜有应对痛苦的经验,所以女孩的同伴经常无法认可她们的情感,无法理解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
罗宾(Robin)现在27岁,其母亲去世时她才16岁。她还记得那时候她与同伴相处并不融洽,但她还是非常感谢帮助过她的同学。
那时我的同辈关系很棘手。她们总是抱怨得做多少作业,而我就会想:“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会比自己母亲去世还令人难过吗?”我还觉得她们在互相竞争,看我更依赖哪一个,这真让我发狂。我觉得不能和其中一个人多说一句话,要不另一个人就会很难过,认为我忽视了她。有一个朋友还总是把我看成流浪小狗,总是说:“哦,我真为你难过。”这让我觉得我得让她好受些,让她知道我很好,用不着为我难过。我连自己都快控制不了,又怎么能让别人好受些呢?
母亲生病时,我在避难中心为越南人做志愿工作。在那里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和我关系非常好。她是非常辩证的人,有能力保持客观性,而不是为情感所左右。她和我谈起过母亲的病情和死亡,她从不说:“我真为你感到难过,可怜的小东西。”相反,她问我:“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她给我空间倾诉,我告诉她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可怜。我意识到自己的其他朋友都很回避这个问题,都害怕牵连到她们自己和自己的母亲,她们不能真正地彻底和我讨论这件事。避难中心的这位朋友并不认识我母亲,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的其他朋友都认识我母亲,所以相对于那位朋友,母亲的死对其他朋友而言非常真实。我和她在一起谈了很多,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青少年焦虑中最严重的就是女孩害怕被自己的小圈子拒绝或是令圈内的朋友沮丧,尤其是当其他家庭成员忙于应对丧失亲人的痛苦而没有时间顾及她的时候。青少年正象征性地与家庭决裂,因此与孤儿有很多共同之处:感觉被疏远、被孤立,自卑,家庭混乱,害怕被群体拒绝。其他女孩常常认为母亲是女儿最重要的财富,所以失去母亲的青少年会因为自己丧失这宝贵财富而非常难为情。十几岁的女孩会认为母亲的缺失会令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很不正常,所以会选择拒绝同龄人——常常是避免和朋友谈论母亲的去世或是隐藏任何愤怒、沮丧、愧疚、焦虑、困惑。
与此同时,十几岁的女孩还会将悲伤推到一边,对外竭尽全力表现得正常,就好像在告诉别人:“看!我是足球队长、优秀学生,而且是校园话剧的主角。我太完美了!”她的自我定义是以有母亲的家庭为基础的,只是由于自己不能预见和无法逆转的力量而改变了。如果准许其个性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就意味着将其定义为没有母亲的女孩——这并不是她希望选择的准确形容,但她也不想违背它。所以她尽力创建新的身份,是相对于过去完全独立的身份。
在寻求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她努力使自己成为有能力的、有自制力的人。而据报道,在患有暴食症、吸毒或是酗酒的失去母亲的女性中,没有人说自己这些问题的冲动是十几岁时开始的。不管怎么说,青春期是焦虑和探索的时期,但是对于失去母亲、需要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环境都很正常的女孩,对某事上瘾或是有自毁倾向是战胜悲伤的常见手段。丧失亲人的孩子常常将情感隐藏于内心,但是青少年则可以通过很多方式释放情感。25岁的朱丽叶在母亲被诊断为癌症后开始吸烟、喝酒,而且每次母亲的病情恶化,她就会变本加厉。朱丽叶回忆:“她开始化疗的前一天,我又在商店偷了30美元的东西。然后我被抓了,接着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她因癌症前期生长而切除扁桃体的那天,我在舞会上喝醉了,我朝每个人身上狂吐,差点和别人打起来。她死的时候我酗酒正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23岁才有所好转,最后我清醒了。”当青少年时期失去母亲的女孩被内外巨变所围困时,她就会寻找自己能得到安慰的方式或是认为她能够得到安慰的方式对此加以控制。
家里的新女主人
几乎就在家里完成犹太教法规定的8天悼念后,我带着弟弟去理发,带着妹妹去看牙,钱包里揣着家里的备用金。我继承了母亲的车。我就好像踩上了前进的按钮,一下子从17岁变成42岁。我没有任何悬念地承担了母亲的角色。私下里,我数着时间,等着逃离的那一天。秋天,开学的时间到了,我马上溜出城去上学,而15岁的妹妹就接手了我留下来的烂摊子。
青春期的女孩在母亲生病、离开或是死亡后,常常会无意识地成为父亲或兄弟姐妹的“迷你”母亲。这是我们当今文化下不幸的副产物,我们希望女性能照顾孩子和家庭,希望长女或是次女(即便家中有长兄的存在)能够承担母亲的角色。如果这个女孩正处于青春期的话,她特殊的身份将是一个冒险。玛丽安娜的母亲死后,16岁的她不得不承担家中所有的家务事,包括照看妹妹。“如果你16岁,而且以前这些家务事都是母亲来做的。那么你肯定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凭什么我应该洗衣服?凭什么我应该洗盘子?’”她说,“刚开始的几个月很难熬。我的姨妈,我叫她‘干净太太’,会来检查卫生。那真是让我抓狂。直到今天,我都非常痛恨洗盘子。每天晚上我还得做晚饭,照顾妹妹——她根本就是个野孩子。换句话说,白天我和所有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晚上回家就得做饭、打扫屋子,就像母亲或妻子那样。”
面对这样的责任,一个女孩有三个选择:满足需求、部分满足需求或根本不满足需求。有时,如果她年龄足够大或是自制力足够强,就会主动拒绝扮演母亲的角色,但是之后就会为抛弃家庭而内疚。有时尝试了几年后失败了,她会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满足不了家庭的需求。菲莉丝·克劳斯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是一位注册社会工作者,也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和圣塔罗莎的精神分析专家,她经常为失去母亲的女性做咨询。她说:“不得不扮演母亲角色的女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们会变得超级能干或者是为努力达到自己的要求而筋疲力尽,也有可能以某种不健康的方式逃脱责任,比如和家人关系恶化或是离家出走。”
如果青春期的少女不得不成为生病的母亲的护士、弟弟妹妹的家长或痛苦的父亲的看护者,她们就会形成富有同情心、怜悯心的性格,这对于其今后的生活有好处。社会赋予关爱者(尤其是女性)许多令人钦佩的特性,表面上看十几岁的女孩必须要照顾其他人。一些研究表明,亲人去世后对他人承担责任的孩子能够获得一种能力,并更有可能成功地消除丧亲之痛。但是在多数文化中,让青少年承担看护的责任是不成熟的,在她能够胜任之前就提前把她拽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这就迫使她在本应该倒退或是被照顾的时候提前成熟了。
再没有比亲人去世最能让青少年迅速成长起来的事了。她的思想、责任和意识的成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但是她的身体、环境经常在提醒自己还没有长大。当你每天都搭校车去上学,就很难成为一个大人。芙朗辛32岁,母亲在其13岁时突发心脏病成了植物人,她17岁就搬出来独自生活了。她说:“我觉得自己比同龄人要老得多,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比我大10多岁。我喜欢与独立的人交往,他们和我很像,但是有时我又跟婴儿一样。我丈夫说有时我非常成熟、能干,但有时候又一点儿不像成年人。我不得不快速成长,不能像个孩子。我最近准备减少工作时间,一周只工作三天,这样我就有时间当小孩了。我真高兴自己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当小孩了。”
过去的24年里,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时间年龄。母亲死后,我总感觉自己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迅速成长为42岁的女人,开始接手母亲该做的事;第二部分停留在17岁了,守候着母亲的形象以及我们那时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我常常觉得最不了解的事,即正常生长。有时我真希望自己能有超能力,伸开双臂,一手抓住42岁的我,一手抓住17岁的我,然后把她们紧紧地拽在一起,直到在某一点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