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还是不去感知
虽然不愿相信,但我们终究无法逃避一个不幸的事实——悼念令人心碎。“比如看到你的手或是她的东西这样的小事儿都让人抓狂,内心的伤痛一触即发,就想快点儿逃离这儿,”26岁的多恩说,她母亲3年前自杀了,“但是你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你会给父亲打电话和他倾诉,他只是说:‘给你买张飞机票,你就能离开这儿了。’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你还是要和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想法打架。”
《继承的规则》(The Rules of Inheritance)一书的作者克莱尔·比德维尔·史密斯(Claire Bidwell Smith)在这本回忆录中述说自己在刚上大学时如何应对母亲去世,在10年之后应对她父亲离世,以及在她母亲去世后她回忆自己在麻木中过了3年。她写道,悲伤袭来,比她想的更为猛烈,在20岁的时候,她辍学离开了大学校园,到了纽约端盘子。
我的悲伤充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悲伤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吞噬了空气,没给别人留下任何空隙。
悲伤和我常常相依相伴。我们一起抽烟,一起哭泣。我们一起望向窗外远处的克莱斯勒大厦,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穿过公寓中又黑又空洞的一个个房间,就像是矿工在地下漫无目标地寻找出去的路……
悲伤是个占有欲极强的家伙,我无论去哪里都得带上它。
我拖着悲伤出门,去餐厅和酒吧,我们一起在角落里闷闷不乐地坐着,看着人们在我们周围来来往往。我带着悲伤去购物,我们在超市中逛来逛去,我们都空虚到买不了任何东西。悲伤和我一起沐浴,我们的泪水和肥皂水混在一起,悲伤和我一起入睡,它温暖的怀抱就像是镇静剂,让我无意义地长时间不醒。
悲伤是一股力量,我被这股力量所包围。
悲伤蕴涵着风险:我们不得不向情感妥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保持对情感的控制给我们以正常的假象,但那是以什么为代价,又能持续多久呢?43岁的丽塔,其16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丽塔说刻意地避免悲伤使得她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没有摧毁自己的情感核心。
我害怕如果让自己感知到内心的剧痛,我就会马上崩溃了。我不能这样做。理智地说,我知道这不真实,但是我不打算尝试。我接受过各种治疗,成百上千种治疗方法,而且总是下意识地妥善处理母亲去世带来的悲伤情绪。我知道自己需要抚平伤痛,但是我做不到。对于陌生人,我也从未展露过脆弱的一面。
我痛恨自己对真实情感的否定,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力量源泉就是因为不能感受到深深的情感。尽管这种说法很怪异,但是从某些层面上来讲,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幸存。我工作出色,像母亲一样从秘书起步,现在也拿到了学位。我社交能力强,同成百上千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胜任正是因为逼着自己必须是个女强人。我不得不平衡自己的两面性,一面是女强人,另一面就是一个失去了母亲并会为此崩溃的小女孩。
丽塔说她希望自己能够面对悲伤,但是这只是悲伤者旅程的一半,另一半就是准备去拥抱痛苦。田纳西的7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我才承认母亲的死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或者说我才发现自己需要回顾过去、重新衡量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但那时时机还不成熟。我没有打算潜心研究,哪怕是浅尝辄止。我不得不等到心灵爆发的出现,直到不再为母亲悲伤的痛苦远远大于为她悲伤的痛苦。
注册社会工作者伊夫琳·威廉姆斯(Evelyn Williams)是杜克大学适龄学生失去亲人群体的一位治疗师,已经从事这项工作13年了。她坚称当悲伤来临时,我们内心深处是能够感知的。有好多童年或在青春期失去亲人的孩子已融入她所治疗的群体,开始准备第一次敞开心扉谈谈亲人去世后自己的失落感。一旦从心理上脱离家庭,获得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稳定,不再担心被抛弃或是崩溃,他们就能挺胸抬头面对悲伤。我们的心理似乎能够保护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面对痛苦。我们内心的小闹钟会响起,提醒我们该醒醒了,回去工作吧。
归根结底,剧烈的情感斗争能帮我们接受母亲去世的事实。封闭自己、短暂地逃避痛苦也许会令我们暂时好过,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理解和领悟失去母亲的痛苦伴随着无数次与现实的碰撞(她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她不在了),我们不断成长,想念着她,想见到她,想拥抱她,但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哲学博士黛蕾丝·兰多是罗德岛沃里克研究丧亲人群的专家,她8岁失去了母亲,17岁时父亲也去世了。她说:“每当你这样想,就会非常痛苦,但是逃避痛苦的人永远不会真正了解痛苦的含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痛苦教会你很多。”
有一些女儿,比如丽塔,有意识地去回避痛苦。其他人则不肯放手,痛苦与母亲同在。兰多博士说:“这种伤痛已成为自己和深爱的人长时间保持联系的纽带,也许这是能使自己同逝去的人保持联系的唯一纽带了。有时将痛苦推到一边是缓兵之计,而有时紧紧抓住痛苦也是一种暂缓方式。我对失去父母的痛苦很克制。这样做很艰难,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寻找其他同父母感情维系的途径。”
当我们允许自己悲伤,就是让路给虚拟的感情大战:恐惧、反感、抛弃、罪恶感,还有气愤,而童年或是青少年时期失去亲人最常见的反应其实是狂怒,而不是痛苦伤心。对于失去母亲的女儿而言,这令她很为难。因为她早期所受的教育是“好女孩”不能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情绪,至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传统文化多年来都形容愤怒的妇女是暴力的、疯狂的,被其触怒的男性都是悲剧英雄。《第一滴血》中的兰博(Rambo)持枪捍卫自己的丛林之路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末路狂花》中塞尔玛(Thelma)和露易丝(Louise)的公路枪战却震惊了全国。作为女人,可以效仿的释放愤怒的榜样几乎没有。我们不得不常常向冲动妥协,假装我们从未有过那种感觉。
这就会引起一系列不幸的反应,因为愤怒总是与我们同在,至少会存在一段时间。愤怒作为情感的第一反应,能够避免我们过度悲伤,直到我们可以平稳过渡到调整情绪的阶段,但是长期愤怒又使我们忽略愤怒之下的其他情感——反感、离弃、困惑、罪恶感、爱,这些才是悲伤建立的真正基础。
母亲去世后的这7年里,我怀揣愤怒四处流浪,就像背负着正义的、沉重的十字架,把自己定位成高尚的受难者,但是背地里却不能确信如何卸下这重负。我不可能听了“心理学入门”的讲座就将这十字架甩掉,轻松自由地走回家。相信我的大学室友会告诉你,我和她们一起住的日子里会定期大发脾气。那时,我每天都安排了很多活动——繁重的学业、学校报纸的出版工作、女生联谊会、志愿者工作、业余兼职,我没有时间独处。即便如此我也会抽空回家,紧紧关上卧室房门,把行李摔在地上,大声尖叫,说着词不达意的话,直到嗓子都哑了,把衣服从衣架上拽下来,把书本都扔到地上,把毛绒玩具都砸向墙壁。这种心理释放是一种解脱,而且是相当必需的。虽然这种狂躁对我们而言很恐怖,但它是我唯一能想到的释放愤怒的方法,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外面表现得正常。
这愤怒是难以界定、四处弥漫的,也是我无法理解的。我一直以为愤怒有着特定的目标,是因为对父亲有意见,不知道如何调整导致的。没有特定的目标,我会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发脾气:和电力公司通话时、和男友共进晚餐时、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完成历史作业时。逛百货商店看到试衣间试衣服的母女,我就会瞪着人家。我真想把商场布置的母亲节贺卡都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痛恨秋天,因为母亲喜欢秋天的氛围,喜欢那落叶纷飞,我为母亲不能再看到这些而悲伤难过。
“你知道这种感觉,”31岁的黛比说,她的母亲8年前因癌症去世,“正开着车,你忽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崩溃了。旁边车里的人说说笑笑,继续开车。他们正常生活着,然后你就会想:‘天杀的,你有什么权利去笑?’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这些。你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所有事都还正常地进行,而你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正常的轨道上了。永远都不可能了。”
通常你会感到被上帝抛弃或是认为这世界亏欠所有年少时失去母亲的女儿,这是极端的愤怒:一种极端的愤怒被激起,但是潜伏在这表象之下的其实是女儿对母亲的愤怒。虽然她深爱着我们,虽然我们不应该迁怒于死去的人,我们还是为她将我们单独留在人世间而生气。对于那些抛弃了儿女或是自杀的母亲,女儿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愤怒——她离开了我,即使是因病而死的母亲也会受到责备。
罗谢尔52岁,她的母亲在她24岁时患癌症去世了。她说:“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朋友都要结婚生孩子了,而我却在为她清洗便盆。我很生母亲的气,因为她没有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也没有正常的生活。”又比如辛西娅的母亲在她9岁时去世,52岁时她说:“20多岁、30多岁甚至40多岁时,每每想起母亲离开了我,我就很生气。这完全是非理性的。她不是成心要得肺炎死去。不管怎么说,在我的思想意识里总是有一片乌云,对她离开我有着冷酷的愤怒。就本身而言,这件事毁了我的人生。”
就像辛西娅一样,我知道我的母亲并不想离开我。我知道她宁可烧尽生命也想要看到她的孩子长大成人。事实是她离开了,留下我们来收拾她身后的烂摊子。即使是现在,她的离开仍是我们心上的一个可怕的空洞。到了节日,我们没有家可回,没有什么日子可庆祝。没有人告诉我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让我重拾当母亲的信心或者安慰我这个母亲当得还不错。我的孩子没有外祖母。一家三代女性一起走在街上,我经过她们时,外祖母和母亲一起推着女儿的婴儿车,她俩被一个我没听到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这对她们来说只是一起度过的一个普通下午。我看到这一幕时心里的醋意胜过毒药,取代了当我看到一个母亲和女儿一起购物或者共进午餐时我的愤怒和伤感。
我仍时常感到愤怒,有时过于气愤我就会跺脚、尖叫。我做有氧健身操,以此替代在家里搞破坏、更换更衣室的装备、在受格式塔理念启发的方法中攻击代表母亲的空椅子,但是愤怒仍旧存在。难道我还在紧紧抓住母亲不放吗?或者这暴怒会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吗?
与其他情感一样,这愤怒带来了很重的思想包袱。对于我,就是相当强烈的愧疚感。从很小的年纪开始,我就收到明确的暗示——不能随便谈论她的死亡。对于母亲的去世,最重要的就是赞美要超过所有的一切,今后提到她都要权衡再三,要极力赞美,上升到一定高度。正如13岁丧母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写的:“青春和死亡都散发着奇异的光芒,你很难看到其背后真正的事实。”
因为我们爱母亲,因为我们希望她们活着的时候完美无瑕,所以在她们去世以后称赞她们非常完美。为了安慰自己,我们编造出自己所希望的母亲形象。凯伦29岁,她的母亲9年前去世了。凯伦的童年因母亲酗酒而破碎不堪,她14岁时就离家出走了,尽管如此,她脑海中的母亲形象几近完美。“我母亲酗酒,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她和她活着的时候不一样,她很聪明,很好,”凯伦承认,“就我而言,从我出生直到我离家出走,我穿的衣服被母亲整理得连个褶都没有。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就是一种回忆,是以母亲希望的方式记住她。她非常希望自己很完美。这样对待她是给予她一直期望获得的尊重。”
与愤怒一样,理想化是对失去母亲的一种正常、有用的早期反应,聚焦于母亲身上的优点也巩固母亲地位的重要性,而拥有母女关系快乐的一面也是激起悲伤的较为温和的方式。每种人际关系常要受矛盾冲突的影响,每位母亲都是优点和缺点的混合体。要全面地悼念母亲,我们就得回顾过去,了解完美和爱的另一面。没有这些,我们记忆中的母亲就只是他们真实的一半,我们就会不再悼念那早已不再存在的人。
几年前,我的妹妹有次非常坦诚地说:“母亲是位圣徒。”听众频频点头称是。我暗自思忖,一位圣徒?她是很仁慈、很有同情心、总是优先照顾其他人,我承认所有这些优点都是真的,但是她常常很紧张、不开心,而且不止一次帮我拿错主意。我不是有意要回忆那些片段,我也不是非要回忆那些事情,但是现在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看起来毫无道理。回首过去,母亲就是一个吸烟的普通女人,喜欢在餐桌旁和邻居朋友煲电话粥。我6岁时,她会在我每天上学前帮我小心地、有条不紊地理顺纠缠在一起的头发。她还蜷在我的床上,耐心地听我唱着跑调的、准备在13岁成人仪式上唱的哈夫塔拉(haftarah)。我九年级时,她还曾为我拿着一盒子卫生棉在紧闭的浴室门前大喊。
这并不是她的全部。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她常常威胁孩子们,让他们保守秘密。当父亲有天晚上在车库摔门而去时,她坐在厨房大哭:“我该怎么办才好?没有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因自己常常无功而返的减肥计划而深受打击,对1978年我的过度减肥也不干涉,一直到我1.7米的骨架子瘦得只有90多斤。在我第二次路考失败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嚷嚷:“我不会再整天陪着你在马路上闲逛了。你想都别想。”她还把16岁的女儿发展成自己的知己,跟我说她要离开父亲的理由,最后又罗列了一大堆离不开父亲的理由,使得我和父亲关系疏远。我听说每种情感都蕴涵着自己的另一面,但是从哪里开始,又是从哪里结束呢?当我回想母亲,爱、愤怒、愧疚感会交织在一起。我不得不努力分解它们,区别它们的好与坏,从而使母亲成为正面和反面特性的混合体。只有当我眼中的母亲在去世后和她生前比什么也不多、什么也不少的时候,我才能悼念她。如果我不能悼念这位坏母亲,我的一部分永远都与我拒绝见到的她的另一面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