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重来
一年中有那么几天,我不得不抑制自己要钻到毯子底下藏起来的冲动。那些特殊的日子是我不愿意过的:首先是母亲节;紧接着是7月10日,父母结婚纪念日;7月12日,母亲祭日;然后是9月19日,母亲的生日,在假期开始之前,这给了我一个时间上的缓冲。4个月以后,当我还在努力思考如何修正罗马日历,直接从4月跳到6月的时候,卡片商店已经布置好母亲节的场景了,这个节日大循环又开始了。
我通常假装这些节日并没有打搅我,甚至一开始假装忽视,但是心里暗自知道这些纪念日。我们内心的日历不允许我们跳过。32岁的艾琳(母亲在其3岁时去世)写信给我说,她一看见日落就很悲伤。她在心理上很回避这些纪念日。一天开车回到家,她决定去看一下日落。然后,她想起来自从母亲死后,她常常在吃晚饭时跑出家门,在护栏边看着日落,希望母亲会出现,来接她回家。在联想之后,她就会在日历上记录下时间,然后发现她决定开始看日出的日子恰好是母亲的生日。
特定的日子或是每天、每周或每年的特定时间都能成为轮回的触点,复活悲伤反应。假日、灾难和感性的提醒物都能再次激起以前的感觉。黛蕾丝·兰多称之为“STUG反应”或是系列暂时性的悲伤情绪高涨。她指出,对逝者强烈的渴望的间歇性周期是正常悼念步骤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预测他们的到来,就像上例提到的明确的日历标注,我们就能着手开始准备了。当这习惯日积月累最后远远超出对个人的关心,我们就可以创造自己的传统了。31岁的阿迪(母亲在其19岁时因心脏病死去)就很惧怕一个人过母亲节。“当我在一家玩具店工作时,有一次与一位希望能同母亲一起过节的同事一起工作,”她回忆说,“整整一天,我不断地看见母女一起来店购物。我很痛恨这一天——非常生气、非常伤心。我感觉受到了欺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哭了至少一个小时。就在去年,我的治疗师诊断说我必须以某种方式纪念母亲才行,所以我决心修筑一个母亲节花园。我举行种花仪式,祈求力量、生命和光明。这种方式很适合我,因为我纪念了母亲和自然,而且还庆祝了生命赋予我的自我特性,而这恰恰是母亲给我的真诚的礼物。”
生日也会激起悲伤的反应,不仅仅因为生日提醒我们自己从未接到过祝福电话或贺卡,还因为每每庆祝生日我们就会想起那霓虹数字:母亲去世的年龄。由于我们对母亲的身体状况非常熟悉,而且我们的命运一度与她紧密相关,我们多数人认为自己也会在母亲去世的年龄死去。这个年龄是一个里程碑,能够度过这年龄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
“我见过的这样的人多了。”娜奥米·洛温斯基(Naomi Lowinsky)博士说。她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位心理治疗专家,也是《慈母心:妇女寻找女性根基的旅程》(The Motherline:Every Woman’s Journey to Find Her Female Roots)的作者。“当有些人接近母亲去世的年龄,他们就会有点神经错乱。他们有着奇怪的征兆,意志消沉、忽然心悸或是没有任何其他医学解释,只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
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范德林·派因(Vanderlyn Pine)博士是全国研究死亡和美国社会的首席专家。他发现这种悲伤的反应非常普遍,并命名为“父亲母亲触动”。派因博士的父亲是在他19岁时去世的。他说,到达同性父母死亡的年龄会突然触发孩子对父母必死命运的感知。直到那时,他们才能体验之前无法体会的对父母去世的悼念之情。“当我接近父亲去世的年龄的时候,我意识到我非常关注那一天的到来,”他说,“他的死亡给我很大触动,但是我19岁时并没有那样触动过。我准备好了用一位48岁男人的眼光去看待一位48岁男人的死亡。这就像杠杆。父亲在我体内安装了一个触动开关。早上醒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我48岁了,但是我这48岁的人看起来还不错。’我反复打量自己,然后想:‘你怎么能这么年轻呢?你怎么这么倒霉就死了呢?’我48岁,用我19岁时所没有的眼光审视父亲的死。我忽然间48岁了,并用一个48岁男人的眼光来审视另一个48岁男人的死亡,多么令人震惊啊!”
每个人体内都有个触动开关,悄悄地安装在你身上,没有警告,从一个角落里出现,当你脑海中思考其他事情时溜出来拍你的肩膀。这些悲伤反应通常在女性人生转折点出现——毕业、婚礼、生产、新工作。随着女性的成长,这些反应又将增加责任感——这使得我们感到恐惧和犹豫不决,从而导致我们渴望被保护、寻求安全的天堂。“从常识上来说,这些反应不得不应对成长的危险,”巴尔·哈瑞斯中心的主任本杰明·加伯(Benjamin Garber)博士说,“如果你长大了,发生了不好的事,你死去了。从更加私人的角度说,转变期内你通常被赋予更高的期望。你前进的每一步,都想要回首。当你向后看的时候,希望父母能在那里。如果你向后看去,没有人在那里,这真是很恐怖。”伊夫琳·巴索夫(Evelyn Bassoff)博士是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一位精神治疗师,也是《如母亲般自我照顾》(Mothering Ourselves)的作者。她补充说:“在这些转折点,我们的心理系统并不平衡,有许多内部矛盾。我们紧抓保护角色或是保护角色的记忆不放,非常渴望安全感。”
当我们到达这些里程碑,母亲的缺位很明显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无论是下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都曾经幻想这些时机并希望她能在那里。当她并没有在那里等我们时,我们的假想就被残忍地粉碎了。女儿为之伤痛的不仅仅是失去了母亲,还有就是永远都不会再有母亲了。如果她的母亲生前没能给予她保护和支持,女儿也会为曾经没有拥有且今后再也无法拥有这份爱而伤心。
当我大学毕业时没有家人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很想念母亲,非常想她;第一次工作晋升时,我很想念她,希望能和为我骄傲的人一起庆祝;生病和感觉孤单时,我也会很想念她;当我想起对付蚊虫叮咬的最好办法时,当没有其他人关心被邮局办事员粗鲁对待的我时,我都会很想念她。至于如果她还活着,会不会真的喂我她熬的鸡汤或是给我送来卫生棉并不是真的问题所在。坦率地说,我母亲生前从未亲手熬过鸡汤,她都是购买罐头产品。真是因为我不能再当面质问她使得我更加想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