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的曲曲折折
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党要指挥枪,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井冈山等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扩大,党领导的红军内部也逐渐蔓延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红军中有人试图以军事机关代替党的领导,提出:在组织上以军事工作机关为主导,不以党的组织对外,而是“司令部对外”。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原则变成“枪指挥党”。毛泽东发现这种苗头以后,果断地指出:这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在红四军要绝对建立起党的领导权。他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分析了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这两点情况后,他说:
“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做报告,讨论解决红军如何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会上,他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这是古田会议旧址。
正因为“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这样地难改”,“总是抗分”,所以毛泽东决定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就是古田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说:“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他还特别提醒说,绝不能出现这种现象:“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红四军中党的绝对领导问题由此基本解决。
回过头来再说叶挺。如果光有勇猛的军队和善战的将领,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行不行?这恰恰是叶挺在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大困惑。
叶挺是大革命开始后的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既是北伐名将,也是中共最早的一员战将。1927年分别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当年12月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左”倾领导人不公正的责难和冷遇,脱离党组织,侨居海外。离开党组织的叶挺,既失去了“同志”的称呼,也没有了党的属性,时常感到“空虚或不足”。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怀着民族大义回国投入抗日大业。恰遇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在商谈改编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事。国共双方都在为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左右掂量:南方游击队是中共自己的队伍,自红军长征后在千难万苦中坚持斗争,好不容易迎来“出头之日”,自然要更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国民党蒋介石早就想彻底消灭中共武装,无奈最终要联合抗日,只好谈判合作,但先是趁和谈之机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全面消灭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图谋未果,不得不同意保留的情况下,又不愿意在其“腹地”留存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此,国共双方在任命谁为军长的问题上,曾经一度僵持。叶挺的出现,给双方打开了僵局。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晤刚刚回国的叶挺时,曾提议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但蒋介石方面正式直接任命叶挺为军长的目的,却是想利用叶挺这一非中共党员的名将来执掌新四军,达到其削弱中共对新四军领导权的目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入主新四军,虽然有助于形成南方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但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不断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方面较量,并面临着“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核心问题。蒋介石正是在这一核心原则问题上,始终想置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于死地。
在叶挺获得任命之后,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到过延安。在延安期间,他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领导,却没有接受有关人员提议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叶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治军思想,与中共中央的主张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叶挺的完全信任。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也存在王明等人的一些杂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特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提醒全党同志,要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要求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下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批评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在如何处理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两大问题上,给了大家明确的解答。他说: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党指挥枪”的口号,就是这样呼之即出的。
再回过头来看新四军的命运。新四军成立后,其领导权和指挥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就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蒋介石很快感觉到失控,即便任命了叶挺,也不能掌控这支部队,最终使得他下决心发动“皖南事变”欲消灭新四军。1941年1月,叶挺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不幸身陷囹圄,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后来辗转被囚于广西桂林和湖北恩施。这期间,中共中央不断设法营救未果。抗战胜利后,叶挺被押至重庆,失去自由达5年之久。在中共中央无数次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下,最终才把叶挺救了出来。
1946年3月4日,叶挺出狱。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作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立即申请重新入党。3月5日,叶挺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申请:“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共产党”。3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若飞电:“同意叶入党。叶来电与中央复电,均于今晚广播,收到时请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先告叶,但不要登广告。”8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复叶挺电:“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斗争,经历了种种严重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在叶挺这番波折中,在他与党的关系中,使用“种种严重考验”和“无限忠诚”两个词,不是一句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话。叶挺终于成为党中央称呼的“亲爱的叶挺同志”。
回到党的怀抱中的叶挺,完全像个孩子似的,“开始了新生”,他连夜给刘少奇和任弼时回信说:
“晨写此信时,我的热泪不时泛起,不可抑止。我分析这种眼泪的成分,首先是感激与喜悦的,再则是痛苦和郁闷的,它们并泻并交流,结束我的过去,开展我的新生!但我自知,痛感自己过去所获的浅薄知识,决不足以应付中国复杂的局面。就目前而论,不问党把我放在任何岗位,我都不敢自信的。如何学习,补其空虚或不足之处,尚祈考虑指示为幸!我噙着眼泪写这封信,一则表示感激党中央对我的殊遇,再则请求帮助我解决学习问题。至于我的最后一部分自传,当即赶写奉上。我很高兴,从此之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
一句“不问党把我放在任何岗位,我都不敢自信”的话语,一部叶挺与党的关系史,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确立“党指挥枪”理念的曲折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