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观和道德观
提要: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服从暗示/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书的价值微乎其微/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群体的感情总是走极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更卑下/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我们还要仔细考察这些特点的细节。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在进化形态低级的生命中经常可以看到,例如女性、儿童和野蛮人。不过这一点我只是顺便说说,并不打算论证。因为这对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纯属多余,也很难让对这种心理学不懂的人相信。
因此,我将讨论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看到的各种特点。
群体冲动、易变、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心理的基本特征时就曾指出,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他们的行为与理性或智慧无关。尽管就表现而言,他们实施行为的执行力可能非常好,然而他们的行为不是受大脑而是脊椎神经的支配,这不过是一种本能反应而已。我们完全可以将群体视为一个对文明一无所知却充满破坏欲望的野蛮人——群体的思维与行为和原始人非常相似。
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所有刺激因素都能控制群体,并且群体的反应会随着刺激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有施加于群体的刺激因素,也同样作用于独立的个人,孤立的个人也同样会对这些刺激因素产生感觉或反应,也会参与到激烈的行动中去,但与群体中的个人不同的是,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意识仍然是清晰的,仍然在发挥作用。当大脑警告他参与某些行动不明智时,他就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一道理用心理学语言来表达,即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刺激因素的类型决定了群体的行为是慈悲的还是残忍的、强硬的还是懦弱的。但无论是何种刺激因素,其产生的冲动都十分强烈,个人利益,甚至生死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而总是被各种刺激支配的群体也因此而变化。这解释了为什么群体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嗜血的狂热分子变成慈悲为怀的英雄。群体既容易充当刽子手,也很容易成为慷慨的殉道者。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的,正是群体大众。不用回顾群雄并起的时代就能知道,群体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前,G.布朗热将军突然声名大振,只要他一声令下,就有十万人甘愿为他赴死。
因此,不为行动做规划的群体,会先后产生最自相矛盾的情感,他们总是受当下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一样四处飞舞、散落。我在后面研究革命群体时,会列举一些他们情绪多变的例子。
群体的这种变化多端使得其难以被管理和统治,公共权力落到群体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务失去了约束力,民主便几乎不可能持续了。此外,群体虽然有各种狂乱的愿望,但却不会持久。普通群体没有能力或根本不想做任何深远谋虑或思考。
群体不仅像野蛮人一样冲动、多变,他们还认为,实现愿望的道路上不会有障碍,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这种障碍,因为数量的优势使之以为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却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激发出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所有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正像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例如,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法国最近发生的事件就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1870年,仅因为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公布了一份很有挑战意味的“埃姆斯”电报就引发了众怒,结果是立刻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同一时期的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也遭受了非常惨重的失败,国内只有轻微的不满情绪,一个被解职的官员都没有。任何群体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群体尤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异于在悬崖边上散步,指不定哪天就跌入深渊。
群体和野蛮人一样冲动而多变,并不管愿望和现实之间有什么障碍。在宗教裁判盛行的欧洲大陆时代,神职人员随意用火刑惩罚他们不喜欢的人,或者给那些可怜的人们套上铁皮靴,再往铁皮靴里灌满滚烫的铅水,最后命令人把铁皮靴砸了。这样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罗马教皇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天文学家布鲁诺就因为公开追随日心说——科学——而被教会烧死。正如一位主教曾经说的:“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绝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来世的希望。”一切不符合教义的主张都是教会的障碍。由此可见,群体意识里没有障碍一说,即使是有,那也是充满敌意的挑衅。
群体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愿望受阻的群体很容易就进入激愤状态,任何障碍都会被粗暴地摧毁。希帕蒂娅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古埃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美貌出众,学识渊博。但在当时,基督徒认为哲学和科学都是要被禁止的异教活动,希帕蒂娅因此成了牺牲品。
一天晚上,希帕蒂娅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暴徒把她从马车里拖了出来,把她剥得一丝不挂后,用石头砸死了她。她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尸体被肢解,残缺的遗体则被扔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焚烧。在这些暴徒看来,希帕蒂娅的博学是他们信仰的障碍,粉碎这个障碍,就成了群体的当务之急。
群体没有不可能的概念,独立个人可以轻易分辨的是非,群体却无法理解。孤立的个人不会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诱惑也能抵制。因为,个人实施行动非常困难,而且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一个人纵有激烈的反社会思想,也很清楚自己在犯罪。但当他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群体没有负罪意识,群体意味着约束解除——数量即正义。任何一个人融入群体时,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天然正确且合法的,并意识到这种群体的绝对数量赋予他的力量。除了人数赋予他的力量外,法不责众的思想也释放了他的本能,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付诸行动。数量还给了他一种正义的错觉,在杀人劫掠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反而会生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情绪。
群体轻信,易受暗示
我们曾经说过,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也解释了群体感情为什么能向某个方向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关注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暗示通过相互传染,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表现出非理性的狂热,除极端轻信之外再无别的可能。群体存在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想拥有编造并传播神话和故事的能力,必须牢记这一点。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且轻易在群体中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还因为神话在群体的想象中容易产生魔术般的曲解。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形象本身又会引起与其毫无逻辑关系的其他形象。我们会对想到的任何事情产生一连串幻觉,虽然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并被迅速地传播,甚至会演变出多种怪异的版本。群体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说,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用歪曲性的想象力把这种由想象建立的幻觉与真实的事实混为一谈。群体也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常常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与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歪曲的方式取决于极为细微的思维末节,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群体对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既多且杂。虽然群体成员不同,但因为相互传染,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所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都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暗示的信息经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迅速传递开来,如同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有一个人最先传达了圣乔治出现的消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之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什么—— 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就立刻会被所有人接受。于是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被质疑的,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一个人造的奇迹就这样产生了。
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成千上万的人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必要考虑群体成员的个人智力品质,这无关紧要,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起,天才和智障都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了几本书,也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不想给读者留下空口无凭的印象,因此,我举几个实例,这些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18世纪早期,欧洲出现“圣梅达尔的痉挛者”群体,这群人常常会聚集在他们最信任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交流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的问题,希望借此给身体带来奇迹。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疾病。每天通往墓地的道路都会被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这种所谓身体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但是当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之后,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进而引起群体的狂乱。
我再举个最典型的实例,它证实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菲里克斯在《海流》一书中顺便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刊登过。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联的巡洋舰,一位值勤士兵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个船只求救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搜救,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人的木筏被发出求救信号的船拖着。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但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于是,德斯福赛上将放下船去营救遇险者,即使在接近目标时,官兵仍然认为自己“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伸手呼救、不少失去亲友的人正哀号着。但是,所谓的“遇险者”不过是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人们的幻觉这才消失。
在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值勤士兵发现海上有求救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全体官兵接受了。
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联想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就算他们全都是博学之士,也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只要融入群体,他们个人的卓越观察力和判断力就会马上消失。
著名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根据《心理学年鉴》的记载,达维先生曾经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在让这些人观察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了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记录下来。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观察家们全都认为,他们观察到了超自然的现象。但真实的情况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达维先生的简单骗术。
最神奇的部分并非是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经过目击者提交的虚假报告——经过暗示的虚拟联想。达维先生只是动了一个小小的手脚,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这项实验仍然是暗示效应的作用,就像催眠师催眠患者一样。可见,这种作用对逻辑严谨、有怀疑态度的人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即使目击者人数众多,他们也可能用完全错误的间接条件来否认自己的描述。但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的方法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人们惊讶于他如此胆大妄为。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有本事让群体相信自己“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
1678年,英国首相接到报告: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称法国军队已经登陆英国的一个岛,军官走在队列前面,军队队列整齐。英国的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向海德公园策马狂奔,所有的士兵都拿着武器,严阵以待。但所谓的法国军队队列,不过是一排排的树篱笆桩,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马。
集体撒谎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是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在各大教堂盛行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来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几乎可以充当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
事实荒谬至极,却赢取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不仅神职人员如此,甚至民众也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顽疾,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只要稍具理性与常识的个人,都会认清这事情的荒谬,但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丝毫诚实与警醒。并非是所有人都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行为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计其数。在我写到本章节的时候,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人们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平安无事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和溺水而亡的人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和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一样,第一个证词本身就是充满联想和幻觉的证词,这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假如我们还原整个事件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阶段。在谎言制造阶段。在联想和幻觉的主导下,第一个目击者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尸体,目击者甚至还能说出一些特征,譬如一块疤痕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当他开始传播这种暗示的时候,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接着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总有那么些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牺牲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则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在谎言扩散阶段,所有群体成员都会成为说谎者。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瞬间被征服了,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消息被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之中。
有报纸记录,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印证以上说法。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指出的两种暗示。事情是这样的,人们在法国的拉弗莱特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模糊记忆指证说那是自己的同学费利贝·夏凡德雷,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开始了。
在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女性情绪失控地喊道:“天啊,那是我的孩子!”她走近那具尸体,观察死者穿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这位太太住在福尔街,是个看门人,“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夏凡德雷太太叫来了表弟,问到他时,他说:“那就是小费利贝。”费利贝的同学则根据死者佩带的一枚徽章肯定死者身份。而费利贝的邻居也都认为这个死者就是他。
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很有说服力,但他们全搞错了。一个半月后,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被杀害,然后又被运到了巴黎。这似乎可以证实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女性和儿童——他们是最没有主见的人。这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我们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最爱撒谎。尽管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无辜的谎言仍然是谎言。如果要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还不如扔硬币来得合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女性和儿童,因为他们最缺乏主见。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
在群体观察力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用相当多的例证来确定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此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在那些矛盾的目击者证词中,根本不可能确定谁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也在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后方曾经出现过一支携带大炮的强大增援部队。然而,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历史证明,所谓的增援部队不过是一群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折回前线,大炮则只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
再举一个可以证明我观点的例子。1806年,英国利兹地区有一只老母鸡不停地下出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许多人听闻后专程赶来参观。惊恐万状的信徒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印证世界末日将至,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由此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外形的怪蛋。实际情况是,那不过是普通的鸡蛋,只是上面用腐蚀墨水写上“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事例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逻辑学论文引用证人众口一词的意见来证明真相,将众人意见当作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那些论文需要重写。最应该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同一件事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也就是说真正的事实可能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看来,无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那一刻时,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了作者对思考结果的解释。那些被记载且已经成为史实的事件,也未必有价值。而那些皓首穷经的所谓智者,也远非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秉笔直书。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但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不朽的文学、艺术,那么我们对以往时代也便一无所知。
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一句也没有。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范围内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在神话中的形象。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伟人在神话中呈现的形象。我们要的是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神话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于是,关于他们的谎言被一再编造,直到和我们今日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前文说过群体通常是以形象来思考的,这就使得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但它们本身却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例如《圣经》中的耶和华,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从一位嗜血的神变成博爱仁慈的天父。
我们在前面提过,种族的基本特点决定群体的无意识。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假如将印度人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信奉的佛祖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
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背离它的真相,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
英雄的神话随着群体想象力的改变而改变,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须多长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便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某个伟人的神话,在不到50年里就改变了好几次。
拿破仑是历史上了不起的伟人之一,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这位年轻的军人是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是一个社会底层人士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是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记忆之中的好人。30年后,这个和蔼可亲的英雄却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毁灭了自由,让300万将士命丧黄泉。
事态并没有停止,在法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之后,人们便开始尝试着回忆往昔的辉煌。他们又开始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战功,这个神话再次发生变化了。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16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名叫马萨尼罗的渔夫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浑蛋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又被群众打死在路上,被割去头的尸体则被扔在泥塘里泡了几个小时,最后又被抛进了护城河。
第二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群众对他的情感完全颠倒了过来。无数人举着火炬寻找到他的尸体,人们给他重新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上万名武装军人和百姓参加了葬礼。即使是那被众人撕成了碎片的衣服,也被当成圣物珍藏起来,他的房门也被拆成碎块,制成了各种纪念品,破旧的家具突然身价暴增,连他走过的泥土也被当成制作护身符的原料。
不难想象,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勒斯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意味着极化,不管是好是坏,群体感情的特点就是极其简单与夸张。在这方面,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他们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不能做出细致的区分,也看不到事件的过渡状态,群体感情简单粗糙。群体情绪的夸张由于这一事实而强化,即不管是什么感情,一旦这些感情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后,会非常迅速地传播,明确支持的目标的力量就会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群体全然不懂怀疑,也不知道万事万物皆有其不确定性。如同陷入情网的女性,轻易便会走向感情的极端。情人有任何令人怀疑的言行,立刻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平常生活中免不了见到令自己心生厌恶的人,或不得已执行自己非常反对的意见,作为孤立的个人,多数会控制自己的冲动,这些情绪不会对个人有什么影响,若是处于群体中,这些情绪却能让他们勃然大怒。
群体的性情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因责任感的消失而强化。他们意识到“法不责众”——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蠢人、白痴和心怀妒忌的人,会摆脱卑微和无能感,生出一种决绝、短暂但强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感情的夸张倾向,通常把人类的恶劣表现到极致。1527年5月6日夜,罗马被雇佣军占领,八千多名百姓被杀,但这只是开始。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开始洗劫教堂,他们还洗劫教堂和要人的宫殿,闯进修道院强奸修女,残酷迫害百姓。
据说南意大利军队的士兵连船夫的简陋小屋都不放过,夺走了茶壶和钉子之类的东西。有研究表明,一些圣物被当作靶子,成堆的史书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长矛划破,在上面刻上马丁·路德的名字。
群体利用自身的强大摧毁一切道德障碍!群体很容易干出恶劣、极端的勾当。这是原始人的本能遗传的残留,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约束自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崇高的美德。其实他们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美德。在后面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们只会被极端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锋芒毕露、信誓旦旦。他们少不了要夸大其词,而且以不断重复、绝对不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演说家惯用的技巧。
换个简单的说法,即群体对英雄的感情也同样夸张。英雄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很早就有一位编剧指出,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拥有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打动观众的艺术多数品位低下,但即使创作这些品位不高的艺术,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戏剧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行的。剧院经理拿到剧本时,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把自己转变成观众。毫无疑问,这种立场是合理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逻辑基本毫无相通之处。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想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潮的剧本,在另一国却未必能获成功,或只能取得部分的或一般的成绩,这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该国公众的影响力。
没必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说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大打折扣。一位学识渊博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我的观点。群体只是擅长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有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别人提出的任何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律拒绝。不是把这些意见视为绝对真理,就是看成绝对谬论。要想控制群体,历来只能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用合理的信念来解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与其对信徒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熟知。这种偏执的情绪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扭转,改变一种偏执情绪的唯一办法是用另外一种更偏执的情绪来取代。
群体认定的真理或谬误都不容置疑,由于群体力量强大,它的理想和偏执就带着专横的特质。理性的个人一般会倾听各种意见,调和矛盾,群体则不然。在集会上,如果演说者略有微词,立刻就会招致严厉的呵斥和粗鲁的叫骂。在听众的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或执法者的约束,反驳者往往难逃一死。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欧洲猎巫风潮说明了这一点,数以万计的人成为猎巫队伍的牺牲品,那些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惨遭毒手。
1704年,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女性对他实施巫术。一名女性在被抓进监狱后逃了出来,但在第二天又被捉住了。在回监狱途中,对巫师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们想淹死她。他们给这名女性捆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艘渔船的桅杆上,把她投进水里后拉上来,再投下去,不断反复,在这名女性被折磨到半死不活的时候,人们又把她拖上海滩。一个暴徒回家把门板卸下来,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再在上面堆上大石,这名女性被活活压死。没有一个地方官站出来,负责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职守,幸灾乐祸,凡出来阻止暴行的人无不被恫吓或殴打。
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种族性格,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尽管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但其程度还是各有不同。在这方面,支配着人们思想感情的种族因素,再次发挥作用。种族决定群体的感性程度,感性的种族群体更冲动、易变和急躁,尤其是拉丁民族组成的群体,他们的专横和偏执可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典型,正是偏执和专横这两种态度彻底破坏了该民族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真正的独立的人,是能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强烈反对自己信念的人。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在各拉丁民族中,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皆如此。
前文说过,群体的累加只是低能弱智的累加。1630年,米兰发生了一场瘟疫,随着瘟疫的蔓延,许多异想天开的荒唐故事被人们信以为真。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声称自己在某个黑夜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有一辆6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马车后面跟着许多身穿黑袍的仆人。马车上走下来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他邀请巴萨尼上车,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几乎倒塌了一半的巨大宫殿前。巴萨尼看到许多骷髅互相笑骂,相互追逐,朝荒地奔去,荒地中间的岩石下面流淌毒水,毒水经过田地,渗入了米兰城所有的饮用水当中。
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愿意将米兰所有的门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巨额财富。此时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便向上帝祷告,电闪雷鸣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了教堂的走廊上。这样的疯话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
此外,群体常常也会对意识形态进行夸张的处理,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了荒唐至极的地步也毫不在意。专横和偏执是群体的感情,他们很容易就表现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只要有人煽动这些情绪,他们随时都会付诸实践。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称臣,却很少为仁慈所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拓荒时代,英国派来两名工会成员协助当地土著农民。英国工会的人到了之后,当地的农民为了声援码头工人,不仅罢工,还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他们焚烧营地的建筑物,甚至自行武装起来,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一位颇有声望的苏格兰人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后,从车上一跃而下,大声呵斥这些非洲人,他们被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呆了,立即丢下武器落荒而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只向严厉的暴君低头。
1795年的10月,拿破仑·波拿巴奉命镇压骚乱,然而,他竟然将大炮对准了自己的同胞,一时之间血流成河,骑兵手持武器冲向了幸存者,之前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呼叫。
几年之后,拿破仑尝试与议员们进行沟通,但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对,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逮捕起来,剩下的议员们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人。
群体喜欢的英雄,他们眼中的英雄像凯撒一样冷酷残忍。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高大的雕像。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转眼之间,群体又会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因为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群体随时会欺压软弱者,但对强权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群体就会被极端情绪所左右,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如果以为群体在革命中本能处于主导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群体常常爆发超乎寻常的暴力和破坏力,但这种爆发是十分短暂的。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群体强烈地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的状态之后,他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只要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上台之后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痛时,拥戴他、崇拜他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如果不深入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我们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群体可能渴望通过改朝换代换取卑微的需求,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发动暴力革命,但却常常沿用旧制度,从中国王朝的更迭中便可看出端倪。这些旧制度本质反映出了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专制者轻易便能拥有整个种族的顺从。
群体的变革,只针对很表象的事情。他们如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群体对传统事物、传统制度有着迷恋式崇拜。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掌握了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不可能实现。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才能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尤为突出,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远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反对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对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群体的道德
如果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欲,那么群体显然不具备任何的道德。群体既多变又冲动,他们不可能有道德。
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期内表现出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群体的行为,经常会有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群体的犯罪行为。他们见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于是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的结论。他们只看到了群体行为的一部分。群体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继承了原始时代的野蛮和破坏的本能,其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在生活中满足这些本能,风险成本太高了,有正常判断的人都不可能蠢到去干一件得不偿失的事,而一旦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就彻底消失了。我们常常说“法不责众”,这里指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强。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使得群体彻底放纵。在生活中,有的人因为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本能,便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十分懦弱的残忍。
17世纪初,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说,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吃上饭、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立刻被抓了起来,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百名成年人围观,但没有一个人阻止这个暴行。
同样也是17世纪末,北美洲殖民地一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否认,但还是被判了刑。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负责监督行刑的司法长官,竟然命人用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回了嘴里。
这样的残忍,与猎人聚集成群捕杀动物时的残忍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之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会做出严重违背良知和道德的事情来。
群体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做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行为,那是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让他慷慨赴死。
像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1792年,欧洲诸国集结军队,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志愿参加军队,一举击败联军。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群体为了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可以英勇地面对死亡。
理性的个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我利益几乎是孤立个人行动的唯一动机,但自我利益几乎不及群体的强大行动力。只有群体才能表现出不计名利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
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儿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在公众智力难以理解的战争中,支配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些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如同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群体能使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变成无恶不作的恶棍,反之,亦能使罪大恶极的浑蛋严格按崇高道德纪律行事,仅仅因为他是群体中的一员。法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泰纳提到“九月惨案”时指出,群众原本可以把从受害者身上搜刮来的钱财据为己有,但他们都悉数交公了。1792年9月,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中。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们感觉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于是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然后用大炮来轰炸他们。暴民们杀人如麻,但他们却没有侵占财物。
1830年7月,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镇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里宫。这些呼啸而过的民众,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珍宝,占有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衣食无忧。由此可见,群体对于个人,有很强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可能意味着社会灾难性的后果。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这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状态。
即使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我前面说过,观众要求剧作中的英雄具有现实中可能有的夸张美德,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集会中,即使该群体成员品质良莠不齐,大家也会表现出少有的一本正经来。那些平时放荡不羁的浪子、操贱业的皮条客或缺少教养的粗人,在某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也会变得彬彬有礼起来,虽然与他们平时相比,这种场合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人类低劣的本能,踩天理和道德于脚下,干出惨绝人寰的勾当,但也不时树立起崇高的道德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群体最具备这些美德,而且他们达到的水平,哪怕是德行最高尚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
当然,他们只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但这无碍大局,我们求全责备,指责群体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成为被本能愿望支配的不动脑筋的机器。但是,如果连群体也受眼前利益桎梏,那么地球上根本就不会有灿烂的人类文明,更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