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姜村藏在群山的褶皱里，这种环境阻断了下姜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使下姜成了游离在市场经济之外的“孤岛”。如此，当地的土特产便无法与大市场对接，也就不能成为带动农民脱贫的利器。

“现在坐汽车从千岛湖镇到下姜，用不了一个小时。当年可不是这样。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行路难，我这条小命差点交待了。”下姜村村委会主任姜排岭是条精壮汉子，他粗粝的手掌厚实有力，和他握手时，只觉得有股劲道往骨缝里钻。

他撩起衣服，执意让我看他肚皮上那道长长的伤疤：“瞧见了吧，这道刀疤，是下姜交通不便的见证，也是过去贫困日子的见证。”

姜排岭告诉我，1971年出生的他，原名叫姜麦生，属于家族里的“麦”字辈，两个姐姐分别叫姜麦娜、姜麦娣。

大约半岁的时候，父母发现，原本很安静的麦生不安生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啼哭。刚开始大人没有当回事，可连着几天，麦生的动静越来越不对头了：不但躁动不安，还常常出冷汗、呕吐，再后来竟翻起了白眼。

父母这才意识到可能哪里不对了，赶紧把他送往村里的卫生所。村里的赤脚医生检查后认为：麦生的“肚子很重”（按现在的医疗术语讲，应该是“腹部包块”），必须马上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根据症状，再耽搁下去，性命难保。

父母急坏了，抱起麦生就往县城的方向跑。

县城在排岭镇（今千岛湖镇），当时还不通公交车，去一趟排岭镇要折腾大半天，不但要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还要坐轮渡。

父母轮流抱着他，不停地跑啊跑，从上午一直跑到天擦黑，才赶到了医院。父亲的鞋底磨穿了，两只脚掌血肉模糊。

一到医院，医生马上把他送进了急诊室，确诊为肠套叠。

医生说，这本来是婴幼儿常见病，但耽搁得太久了，现在只能动手术试试看，能不能救过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院领导拍板，救人要紧，先做手术，手术费以后补上。

手术很成功，姜麦生捡回了一条命。

从医院回来后，为了纪念这次夫妻“远征”排岭镇的壮举，父母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姜排岭。

不过，为了把他从阎王爷手里夺回来，父母前前后后共花了9000多块钱。在以“分”和“角”为主要货币单位的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这笔巨款，父母靠出去打零工一点一点地攒、一点一点地还。全部还清，整整用去了8年多的时间。

“那时候，去趟县城，就是出远门了。而去杭州，在我们心里，就像现在出一趟国一样让人兴奋。”曾担任过下姜村党支部书记的杨红马讲起了19岁那年第一次去杭州的经历。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杨红马接到一项任务——替生产队去杭州送货。要去杭州了！他激动得一宿没睡好，脑子里想象着从大人嘴里听来的有关杭州的一切。

父母得知这一消息，都替他担心，反复给他交代路上的注意事项。为了不让他在路上挨饿，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干粮。

第二天一早，他起得比谁都早，焦急地蹲在车旁候着，盘算着出发的时间。

“当时一起去的还有一位驾驶员和一个食品收购站的推销员。我们要把村里收购来的土猪，运到杭州农贸市场。”杨红马回忆。

那时通往县城的是一条盘山土路，不仅七弯八拐，而且坑坑洼洼，有的时候一个上下坡就得花掉一个小时。

刚出发，一切都是新鲜的。看着路两边的青山、绿水、房舍朝车后奔去，觉得蛮有意思。可是时间长了，就倦了。太阳已到头顶，还没有看到省城的影子。

他不停地问司机：“杭州还有多远？还有多远？”

司机永远是那句话：“早着呢！早着呢！”

当时的公路上，到处是雨水冲刷过的暗坑。车轮陷进去，要狠踩油门才能爬上来。有好几次，车轮打滑，差点翻车。杨红马出了一头又一头冷汗。

早晨5点不到就出发，直到太阳隐在地平线后，车子才有气无力地驶进了市区。

“一路上颠得我几次吐黄水。卸完土猪，办完事，我钻进车里就呼呼地睡着了。回去后，村里的人问我：‘看到西湖了吗？’我没好气地说，颠得我苦胆都要吐出来了。西湖就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我都懒得瞅上一眼。”

“下姜，困在山窝窝里，山珍土货运不出去，就是端着金碗也只能讨饭了。20世纪90年代，村里许多家庭种植了中草药，收购商对产品很满意。人家试着进村收购了一次，谁知回去的路上不停地抛锚，还差点翻车，人家一算账，觉得不合算，再也不来了。”

“那时候，好东西只能烂在手里。有几年，山上的竹笋都没人挖，因为挖了卖不掉。”杨红马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