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么，缘何没有人去组织？

说起这个问题，下姜人一直讳莫如深。有人悄悄给我出主意：“你去问问姜德昌。”

姜德昌有点年纪了，满头白发，走起路来慢悠悠的，背微微有些驼，两只手习惯性地抱在小臂上。他很爱和人聊天，尤其喜欢给陌生人讲当年的故事，但他的普通话不好，听起来很费力。好几次我和村民聊天时，他都凑上来。一开始，他就在边上听，但一讲到下姜的历史，他就忍不住插话，还急赤白脸地纠正别人的错误说法。

可真要问他一些下姜村的内情，他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接触次数多了，我还是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1964年，“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运动在全国展开。姜德昌那时候在村里当会计，没想到运动一开始，他竟被列为“重点审查人员”。

下姜村穷得叮当响，想贪污也没财物可贪呀！姜德昌拒不承认。

他的话没人信。可村集体那薄薄的账本被前前后后翻了无数次，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工作组仍不放过他，到他家里掘地三尺找“罪证”，结果，仍一无所获。

工作组下不了台，便开始动粗的，把他捆了一绳又一绳。以至于过了许多年，他见了绳子仍害怕……

不光是姜德昌，当时的生产队队长、粮食保管员、记工员等，凡是沾点权力的，都受到了严格审查。

“看来公家的事不能沾！”这件事情，在下姜村村干部心中留下的阴影，很多年后仍没有被彻底消除。

之后，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村子穷，“斗争精神”却不减，派系林立，夺权与反夺权搞得村子“烟雾腾腾”；长期的不稳定，让老百姓对村里的班子失去了信任，基层党组织基本趋于瘫痪状态；而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得村民人人自危……

“那年头，一天到晚，就知道斗！斗！斗！斗来斗去，谁还有心思抓生产？斗来斗去，把淳朴的民风、勤劳的传统也斗丢了，有些年轻人竟然出去拦路、打架、抢劫……‘文化大革命’后期那几年，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人被判刑，最多的一年有4个，最重的被判了14年。”忆起往昔，杨红马痛心疾首，“如果不聚拢涣散的人心，下姜村发展，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