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去下姜村，大约是在2011年的暮春。

记得是随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去的。当时，赵书记正在搞全省新农村建设调研。

说实在的，那次调研，下姜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通往村子的那条路，还没有彻底修好，车子颠得够呛。深春5月，山冈上、田野里的花早谢了，到处是油汪汪的绿；因为只有这一个色系，便显得有些单调、沉闷。那时的下姜，已经基本摆脱了贫困，村里的房舍大都很新——是那种外立面嵌着白色瓷砖的二层或三层的楼房。不过，这种楼房在浙江乡村着实很普遍。

一句话，在经济发达、城乡统筹做得最好的浙江，这样的村庄遍地都是。

跟赵书记出来调研是个“苦差事”，他调研得很深入、很细致，时常错过饭点。那次就是如此。他先去枫林港对面的田野里看了黄栀子园、桃园和葡萄园，详细了解农产品深加工情况。已经过了中午12点，他又一头扎进农民家里耐心地倾听他们卖蚕茧时遇到的沟沟坎坎。

由于早上出来时，我没来得及吃早饭，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不远处一户人家在卖小吃，便悄悄溜了过去。

摊主是个身材单薄的老太太，满头白发，嘴瘪瘪的，透着一脸的慈祥。她的小吃摊很简单：煤球炉上放着一口冒着热气的钢精锅，里面煮着茶叶蛋、豆腐干之类的吃食。

“老人家，日子蛮惬意嘛！”吃东西时，我随意地和老人攀谈起来。

“好！好！和以前比，是天上地下。”

“哦，以前很苦吗？”我边吃东西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

“苦得咧！‘饥荒年’那辰光，饿死了好几十口子呢。”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作为一个长期跑农口的记者，我对“饥荒年”这个词特别敏感。

“饥荒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多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后被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大陆地区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而出现的全国性粮食短缺。

说起饥荒，1980年后出生的人，不会有任何印象。因为自从“大包干”后，饥荒就从人们的视野中遁形了——无论天南地北，大家谈论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吃得饱，而是怎样才能吃得更好、更有营养。

但几千年来，饥荒，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据我的老前辈、人民日报社原总编邓云特（邓拓）写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仅清代不足300年间，歉收造成的全国性饥荒就达90次。中华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与饥荒的斗争史。

通过下姜村去研究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摆脱饥荒，也就有了典型意义。于是，从下姜回来后，我找了许多有关下姜的资料开始研究，并有了一次又一次的下姜之行。

渐渐地，我便梳理出了一个中国普通乡村求生存、求发展、求振兴的艰辛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