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银祥，是我在下姜采访时接触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很注意穿着。基本上无论穿什么外套，里面都会搭配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很正式的那种，没有花纹，没有图案，衣服上唯一的装饰就是左胸前的口袋上别着的一枚党徽。搭眼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人当过干部咧！

他眼睛老花得厉害，但几乎不怎么戴眼镜，头发也染得乌黑，梳成偏分头，那道缝很直，两边的头发一丝不乱。用他的话说：“革命人永远年轻！”

记得他给我讲饥饿故事时，是个早晨。他执意要爬上村旁边那座最高的山的山顶，说，只有站得高了，才能看得远，话也才能讲得透亮。

清晨的下姜村，被淡淡的薄雾拥裹着。笼罩在柔和薄雾中的房舍，如同童话里的积木。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静，只有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河不知疲倦地“哗哗哗”流淌着。因为地势高的缘故，雾气凝成了团，微风拂过，白白的雾团飘来荡去。

在这样一个清晨，这样一个地点，姜银祥向我回忆过往时，一切都如同在梦里。而这个梦，是那样的苦涩。

“真正饿起来，恨不得桌子腿你都想卸下来吃掉。那种滋味，什么时候你都忘不了！”说这些话时，姜银祥的脸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1952年出生的他，是个遗腹子。

打小他就听母亲念叨：“啥时候才能填饱肚子？生在下姜，那是老天爷让你遭罪啊！”

父亲就是由于填不饱肚子，加上过度劳累，才早早撇下他们母子走的。

没了父亲，姜银祥只得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土改”后，家里分了三分五厘田。当时的水稻亩产是400多斤。三分五厘田，就是碰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产粮也不过100来斤。

三口之家一年100来斤粮，怎么着也不够吃呀！

小时候，姜银祥记忆最深的，就是母亲借粮的情景：每年刚过正月十五，母亲就会拿个口袋外出。傍晚，当她拖着疲惫的步伐回来时，大多时候满脸愁苦。

说是借粮，凭孤儿寡母这种状况，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亲戚朋友大多支支吾吾找个理由推脱。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家家都不宽裕呀。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几次碰壁后，她就对两个儿子说：“就是饿死，我们也不求人了。”她背起银祥，拽起大儿子上了山——她决计伐木烧炭，用烧好的木炭到山外换粮。

下姜村耕地少，但山地面积较大，漫山遍野长满了杂木。

烧炭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重体力活，一般人干不了。

一次次失败后，倔强的母亲终于找到了门道。几年后，哥哥把门道“接”了过来。

这时候，银祥已经可以帮着母亲、哥哥干活了：每天还没有睡醒，就被从床上拽起来，随着母亲和哥哥上山。早上一般没有东西吃，到了中午，母亲从布包里摸出两个饭团，看看哥哥，再看看银祥，然后长叹一口气，递给大儿子一个，因为砍柴、和泥这些重体力活都要靠大儿子。

她自己和银祥分另一个。而她手里拿的，总是最少的那一半。

半个饭团，哪够银祥吃！他三两口就吞了下去，又把目光投向哥哥。情况往往是这样：趁母亲不注意，哥哥再悄悄将自己的饭团掰一些给他。

烧炭要用硬柴。近处的硬柴早被人砍光了，哥哥砍一担柴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待硬柴砍回来，母子三人就围着窑坑一层层搭木头。搭好后，再把和好的泥糊在周围。

母亲说，要烧出一窑好炭，关键是留好透气孔：孔太小，火容易熄灭；孔太大，烧出的炭质量差，不经烧。除了这一点，还要把握封窑的时机，等到木柴都烧着了，就要用泥巴把透气孔糊上。这道工序更是要紧，要掐准火候，早封了晚封了都不行。

封窑之后，事情还没有完，得有人看守。这项工作，一般由姜银祥完成。母亲和哥哥还要忙田里的活计呢。

为什么要看守？莫非炭也有人偷？的确如此。那时候谁家都穷啊，人饿得没法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姜银祥很懂事，他坐在窑坑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从不到远处玩。不过，他也确实玩不动。吃不饱，哪来的力气玩。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全村人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这时候，姜银祥开始上学了。他印象最深的是开学时老师教的那首儿歌：“吃饭不要钱，幸福万万年，为什么男女老少笑开颜，嗨，幸福万万年！”

不过，还没吃上几顿饱饭，食堂就办不下去了。方圆十里八乡，下姜底子最薄，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就在这时，又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了下姜人面前：1959年4月，为支持新安江水库建设，上级安排下姜村接收安置芮畈人民公社冯家墩大队的水库移民50户，共189人。

对于原本只有78户、330人的下姜村来说，新来居民数达到了原有人数的将近60%。

姜银祥家里新住进了两户人家：一户6口人，一户5口人。他家原本不足80平方米的3间破瓦房里，一下子要容纳14个人。屋里摆不开床，各家只能砍些树棍搭个上下铺挤着睡。

吃的问题，就更难解决了。1960年春节刚过，许多人家就断了顿。刚开始，集体还能给些接济，后来，附近的粮库全空了，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家庭。人们不得不放下日常活计，纷纷到附近的山上挖野菜和树根。

先是在村边的山上挖，可是不久，周边的塘丝坞、炭子坞、稻子尖……地就像被犁铧翻过一样，连枯草的断根都很难见到。小溪旁柳树的树皮一律被剥光，只剩下白花花的树干矗立着。

人们只好到深山里找吃的。往返二三十里路是很平常的事。

学校早就停课了，学生们随着家长往山里跑。这时候，学知识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到了1960年秋天，方圆几十里的山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挖的了，浮肿病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浮肿病？人体内，水分总是从浓度低的地方向浓度高的地方渗透。长期饥饿，血管里的蛋白质就很少，血液的浓度就很低。如果血管内液体的浓度低于血管外细胞间隙的液体浓度，那么，血管里的水分就会渗出，在细胞间隙流动，从上往下先在脚部形成积液，即形成水肿。积液越来越多，浮肿自下而上发展，最后全身浮肿。这种病无药可治，也无须用药治疗，只要有饭吃，血液里的蛋白质就会增加，浓度增加了，浮肿就消了。

可是，就算当时的人们明白这个道理，又能去哪里找吃的？

村里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人开始不管不顾地挖乌拉根（一种野生树根）吃。

老辈人都知道，这种树根，吃到嘴里甜甜的，可是吃下肚就麻烦了，像沉甸甸的石头堆在肠胃里，吃得越多，堆得越结实，排便也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再吃，就会要了命。

可人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暂时止住饿，管他明天怎么着。

讲到这里，姜银祥打住了，似乎不愿意回忆那段伤心的往事。过了许久许久，心情平复了，他才接着讲下去。

在姜银祥家住的那户移民人家，早就断了顿。姜银祥的母亲给他们送去了一点麸皮和野菜。

可老两口舍不得吃，把这些能活命的东西留给了孩子们。

老两口上山刨挖野乌拉根吃。几天之后，两个人的肠胃便出了问题，先是每天互相帮着用棍子从肛门里往外抠大便，后来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抠了，鼓着圆溜溜的大肚子有气无力地躺在院坝里“哼哼”。有一天早上，一阵急促的“哼哼”声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两个老人就这样先后去世了……

三年困难时期，下姜村一共饿死了30多口人。剩下的人，也大多得了浮肿病。严重的饥饿，还带来了生育率的严重下降。据村志记载：1960年到1962年，下姜村的人口出生率低得吓人，出生人数分别只有1人、4人、3人。

“你知道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作答。

不等我回答，姜银祥自己回答了：“是土面。”

人民公社成立后，母亲在村上的磨坊为集体磨玉米面。

放学后，姜银祥会来磨坊玩。一次，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趁母亲不注意，从箩筐里抓了一把玉米粉就往嘴里塞。

谁知被母亲看到了，“啪”的就给了他一巴掌：“放下，这是公家的东西！”

母亲严厉的神色，把姜银祥吓住了。他怯怯地把面粉放回了箩筐。因为从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平时对他非常疼爱，别说打一巴掌，就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

姜银祥“哇哇”地哭了起来。

母亲也想不到自己会这样对待儿子。她先是一愣，然后，一把抱住儿子，抹起了眼泪：“儿，我知道你饿，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碰！”

这句话，姜银祥记了一辈子。

母子俩相拥着哭了很久很久，突然，母亲想起了什么：“儿，别哭了。你瞧，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姜银祥疑惑地看着母亲。

母亲直起腰，拿起墙角的笤帚、撮箕，从土坯墙的缝隙里和窗框的角落里，一点点轻拂磨面时荡起的粉尘。扫遍了四面墙壁和窗框，收获显然不能使母亲满意。她又踩着凳子，将笤帚向房梁伸去，过了许久许久，终于使撮箕底部积了薄薄一层玉米粉和泥土的混合物。

母亲笑了，是那种寻到了无价之宝的开怀的笑。

她找来树枝、枯叶，生起火，把撮箕里的粉尘加点水和一下，捏成团，插在树棍上烤起来。不一会儿，一股奇异的香味便在空中弥漫开来。

说到这里，姜银祥闭上了眼睛，脸上的线条也柔和起来：“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呀。”

1969年，17岁的姜银祥通过虚报年龄当了兵。

因为从小吃不饱，体重不达标。为了体检能过关，他提前做了准备——很多天不洗澡，因为身上有点泥，多多少少可以增加点重量。体检当天他又喝了一大桶水，一直憋着不敢上厕所。

好悬啊，称体重时，勉勉强强达标。

到了部队，天天像过年，全班属姜银祥饭量最大。

肚子吃饱了，当年，姜银祥的身高就往上蹿了五六公分。

姜银祥坦言：“那时当兵，保家卫国的想法有没有？当然有。中苏关系正紧张，听说珍宝岛还干起来了。保家卫国，二话不说。不过，最主要还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个年代，因为饿长不高，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我的小姨子就只有一米多一点点。她的上一代、下一代的身高都挺正常，只有她的个子没有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