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时期，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邓广铭先生也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作为宋代文化组成部分的宋代文学，同样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总体成就与唐代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宋代的许多文学大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等人，同时也是文化巨人，这更是宋代文坛迥异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较之唐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很不够的，宋代文学研究总体成果和总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与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即使从宋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格局来说，也存在着一些失衡和空白之处，重宋词而轻宋诗就是突出的一点。前人从文体的角度，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焦循《易馀籥录》卷一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观点，并以词作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但这种观点，只有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才是正确的。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说：“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我们对宋诗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以宋诗与唐诗比较而言。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统计，已收的宋代诗人近万家，收诗20余万首，均为《全唐诗》的五倍。宋代的诗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北宋开国后，北宋统治者采取了包括广立学校、扩大科举、优待文人、提高文官地位等一系列开明政策，广开言路，一大批知识分子得以入仕，从而使宋代不仅名臣辈出，学者辈出，许多诗人都合名臣、学者于一身，有的还位至宰执，如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范成大、文天祥等，他们的诗作与当时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较之宋词，宋诗更广泛真切地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现实。较之唐诗，宋诗的题材更加广泛，艺术表现手法更为多样。在唐代诗人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宋代诗人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艺术上另辟蹊径，自成面目，出现了不少开宗立派的著名诗人，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从而取得了可以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关于唐诗、宋诗的优劣和区别，今人钱锺书、缪钺先生的论述最为公允。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指出：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其《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进一步指出：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他对宋诗总的评价是：“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同上）这是对宋诗成就和地位的最精当的概括。
缪钺先生认为：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
……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惟杜甫多叙述议论，然其笔力雄奇，能化实为虚，以轻灵运苍质。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夫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入，玩味无斁，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长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满意宋诗者以此。（《论宋诗》，《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这是对唐诗、宋诗风格的最准确、形象的评述。
然而自宋起，就有关于唐诗、宋诗的优劣之争。欧阳修的《梅圣俞墓志铭》将梅尧臣诗与唐人之作相比较，称赞梅尧臣诗“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已启唐诗、宋诗优劣之争端。而南宋的张戒则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曹植），成于李（白）、杜（甫），而坏于苏（轼）、黄（庭坚）。……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更主张“以盛唐为法”，批评宋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明、清两代诗人，或主唐音，或宗宋调。直至当代，关于唐诗、宋诗的优劣之争犹未平息（参见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
正因为长期以来有唐诗、宋诗优劣之争，而且对唐诗的关注超过宋诗，因此有关宋诗的辑录、选注工作远逊于唐诗，民国之前不仅没有一部如《全唐诗》一般汇集一代诗歌的《全宋诗》，而且也没有一本像《唐诗三百首》一般风靡人口的宋诗选本。民国以前，有影响的宋诗总集主要有清康熙年间吴之振、吕留良等辑《宋诗钞初集》106卷，和清乾隆年间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前者辑录诗人84家，收诗2 780首；后者所录诗人有3 212家。稍有影响的宋诗选本主要有清乾隆年间张景星、姚培谦等编选的《宋诗别裁集》（一名《宋诗百一抄》），是书收宋诗645首，作者137人。直到民国期间陈衍编选的《宋诗精华录》出版，宋诗才有了一个影响广泛的选本。《宋诗精华录》也可以说是1958年钱锺书选注的《宋诗选注》出版前最重要的一个宋诗选本。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他学识渊博，著述繁多，在经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深于诗，是清代末年诗坛“同光体”（即宋诗派）的理论代表，在当时影响很大。清代乾隆、嘉庆以还，朴学考据之风盛行，注重学问、义理的所谓“学人之诗”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翁方纲。翁氏论诗倡肌理，强调质实，以肌理为褒贬诗的标准，认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在他的倡导下，诗坛上宗宋思潮蔚为风气。道光年间，魏源、曾国藩等人又倡宋诗运动，使宗宋派在诗坛占据了统治地位。降及同治、光绪年间，更发展为以宗宋为主的“同光体”诗派，其代表诗人为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同光体”的名称，即始于陈衍与郑孝胥（苏堪）之戏言。陈衍《沈乙庵诗序》云：“同光体者，苏堪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宋诗精华录》是陈衍晚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授时讲授宋诗的自编教材，如程千帆先生所说，是“老人对于宋诗之‘晚年定论’”（《读〈宋诗精华录〉》，《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陈衍论诗以兼师唐宋二代为宗，实际上是在为宋诗争地位。他曾提出著名的“三元说”：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唐玄宗年号）；中元，元和（唐宪宗年号）；下元，元祐（宋哲宗年号）也。（《石遗室诗话》卷一）
在这里，他将北宋“元祐”之诗与盛唐“开元”、中唐“元和”之诗相提并论，正是为了泯灭唐、宋界限，将宋诗提高到唐诗一样的地位。在《石遗室诗话》中，他还指出：
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卷一）
自咸（丰）、同（治）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甫）、韩（愈）而下，现诸变相，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杨（万里）、陆（游）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卷十四）
在这里，他把宋诗看作是唐诗的发展和变化，在“力破余地”和“变本加厉”的评论中包含着对宋诗的高度评价。《宋诗精华录》的编选宗旨，即体现了陈衍的诗学思想及其对唐诗、宋诗的评价。
本书卷一开篇即言：
案，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羽）、高典籍（棅）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宋神宗年号）、元祐（宋哲宗年号）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具在焉，唐之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龙标（王昌龄）、右丞（王维）也；南渡茶山（曾幾）、简斋（陈与义）、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为中宋，唐之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也；“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以后为晚宋，谢皋羽（翱）、郑所南（思肖）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此卷系初宋，西昆诸人（钱惟演等），可比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可方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宋何以甚异于唐哉！（括号内为笔者所注，上同。）
陈衍在这里参照唐诗的分期，把宋诗也分为四个阶段。这一分法，明显是其“三元说”的发展，即将宋诗与唐诗相提并论，也反映出陈衍对宋诗的进一步认识。作者以唐诗及其诗人为标准，对宋诗及其诗人作了评价。根据这一分法，全书分为四卷，前二卷除帝王诗冠首外，为北宋诗；后二卷除女性、道释诗殿后外，为南宋诗。卷一选39家，117首；卷二选18家，239首；卷三选32家，212首；卷四选40家，122首。全书共选129家，690首诗，如将摘句等加在一起，全书选列的宋诗超过800首（以上统计，据朱自清《什么是宋诗的精华》，本书附录），可以说基本反映了宋诗的概貌。从选目上来看，作者对盛宋、中宋诗最为推崇，选录的篇目最多。在盛宋诗人中，陈衍最推崇苏轼，选苏轼诗88首，也是两宋诗人入选篇目最多的一家；其次是王安石34首、黄庭坚38首、陈师道26首。在中宋诗人中，陈衍最推崇杨万里，选杨诗55首，其次是陆游53首，陈与义21首。在初宋诗人中，梅尧臣居首位，选其诗24首。在晚宋诗人中，刘克庄居首位，选其诗27首。在入选诗人的作品数量来看，基本符合诗人的创作成就，在当时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名家名作之外，陈衍还选了唯一的一首帝王诗，即帝㬎的亡国之诗《在燕京作》；女性诗人中后蜀亡国妃子花蕊夫人费氏的《口占答宋太祖》、李清照的《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僧人道潜、惠洪、道璨的一些名作也予入选，以尽可能地减少遗珠之憾。
除了在编选方面按初、盛、中、晚的次序，精选名家名作，凸现宋诗发展的轨迹之外，《宋诗精华录》在选目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五、七言近体。陈衍在本书叙中指出：
然吾之选宋诗，抑有说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理也。……故长篇诗歌，悠扬铿锵鞺鞳者固多，而不无沉郁顿挫处，则土木之音也。然近贤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克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虞书》，即《尚书·尧典》，这段话被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纲领。除了“诗言志，歌永言”，即注重诗的内容之外，陈衍特别重视“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一宗旨。从这一宗旨出发，注意声律和谐，重视五、七言近体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他认为“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精华”一词，“可以就音律而言，也可以就宋诗全体而言”（朱自清语，同前）。因此，全书选五、七言近体548首，几近入选作品的80％（以上据朱自清统计，同前）。这也是陈衍把自己的这一选本命名为“精华录”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入诗。夫议论则不免于委曲，委曲则不免于冗长。长则非律绝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诗愈夥也，其极至句读不葺，而文采之妙无征；节奏不均，而声调之美遂閟。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长。时流或宝碔趺，多士奉为圭臬。积重难反，盖有年矣。老人此录，独托喻乐音，多登近体，窃谓殆所以救世人学宋之弊。（程千帆《读〈宋诗精华录〉》，同前）
也指出了本书多选近体诗的目的。
除了编选方面的特点之外，本书的圈点和评语也很有特色。圈点是我国古代诗文批评中的一种传统方法，评点者将自己认为好的词句或需要注意之处用句点等符号标注在词句旁，以引人注意，去体会欣赏。但这种方法意在言外，批评者的意见主观性很强，较难传达给接受者，接受者与批评者的理解很难趋同，因此往往不能为现代的读者准确理解，更难于阐释，因此这里阙而不论。陈衍是一个宋诗派诗人，又是一个诗论家，一生浸淫于诗，有创作实践，又有诗歌理论，深得诗中三昧，所以他对诗的评语有助于读者对诗意的理解。这些评语内容广泛，“有剖析题意的，有讨论作法的，有褒贬优劣的，有寻根溯源的，有连类相比的，有叙后世影响的，有提修改意见的”（曹中孚校注《宋诗精华录》前言，巴蜀书社1992年版），或长或短，短的寥寥几句，要言不烦；长的有感而发，不觉冗长，大多“持论精确，立说解颐，评语之中，随在而有”（程千帆语，同前）。例如，帝㬎《在燕京作》曰：“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陈衍评曰：“末五字凄黯。……殆所谓愁苦易好欤。”他还在末五字下作圈点。此评一本“穷而后工”之说，揭示亡国之君的凄凉心态。又如梅尧臣《小村》描写淮河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后的悲惨景象，末句云：“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陈衍评曰：“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末句婉而多风。”把诗人对官府不但不加赈救、反而还不减租税的荒谬政策予以讽刺之意揭示出来，对诗意的理解十分深刻。再如寇准《春日登楼怀归》第二联曰：“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陈衍评曰：
第二联用韦苏州语，极自然。用古人语，如渊明之“依依墟里烟”、右丞之“墟里上孤烟”，同为五言也。王介甫之改“鸟鸣山更幽”为“一鸟不鸣山更幽”，自是原句工。李嘉祐之“水田飞白鹭”二句，自不如右丞多二字之工。右丞开元初年进士，嘉祐天宝九年进士，《国史补》以为王改李者，当误。
指出寇准诗的渊源，并连类而及，论述“用古人语”这一现象，并订正前人谬说。显示出陈衍对古诗的熟谙。陈衍诗学王安石，因此书中对王安石的评语尤多会心之论。如评《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曰：“后半带出崔白，即少陵《丹青引》，为曹霸带出韩幹作法”；评《半山春晚即事》曰：“首十字从唐人‘绿阴清润似花时’来”；评《定林》曰：“颇有王右丞‘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意境”，皆指出王安石诗的渊源。评《勘会贺兰溪主》曰：“末二句竟开诚斋先路”，指出王安石诗的影响。评《后元丰行》曰：“专言得雨事，不能忘情于因旱被攻击也”，揭示出王安石退隐后还不忘政事的心态，这也是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与一般隐逸诗人的区别，独具只眼。《北陂杏花》末二句曰：“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评曰：“末二语恰是自己身分。”王安石在诗中借物咏怀，从北陂和南陌的杏花比较中，表达了自己为坚持理想操守而不惜献身的精神。陈衍的评语本着“知人论世”的宗旨，看到了王安石诗中寄寓的这种精神，作了精到的点评。从这一点上来说，陈衍称得上是王安石的异代知音。
正因为《宋诗精华录》在编选和评论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出版后即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朱自清先生就写了《什么是宋诗的精华》，对《宋诗精华录》作了详尽而中肯的评论，并就选诗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序中‘精华’云云，想是只就近体说”，称赞“本书分期，颇为妥帖自然”；评论诗家，“语虽简短而能扼要，绝非兴到振笔者可比。至于说诗，更是老人的长处”。程千帆先生也在1940年写了《读〈宋诗精华录〉》一文，认为“此老人对于宋诗之‘晚年定论’，要有足供吾人之参证者也”。钱锺书先生早年曾蒙陈衍先生的过奖，以致郑振铎先生以为他喜欢宋诗，遂嘱他编选《宋诗选注》一书（参见《模糊的铜镜》，《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由此，可见陈衍先生此书的影响之大和久远。
《宋诗精华录》有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初版本，1938年5月再版本。整理本有今人曹旭校点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曹中孚校注本，巴蜀书社1992年版。曹旭校点本的整理工作比较简单，而曹中孚校注本的整理比较彻底。校注本据《宋诗钞》和多种别集、总集进行校勘，纠正了底本的不少错误，又作了详细的注释，为目前该书最有价值的整理本。此次整理，以商务印书馆1938年5月再版本为底本，在校点中参考借鉴了校注本的部分校勘成果。为了保持陈衍原书的本来面貌，对陈衍原书中的错误不作改动，仅在页末校记中注明；诗题和重要异文出校，一般文字异同不出校；书中原有的圈点，也不再保留。为醒目起见，陈衍评语前加【评】，移至诗后。除了校勘外，此次整理的另一主要工作是辑录诸家诗评，用【集评】表示。为了使读者对《宋诗精华录》的价值有深入的了解，并弥补本文导读的不足，特将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的大作《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文作为附录，以便读者参阅。整理辑评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