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一九年，我去往远东途径芝加哥，为一些与本书无关的原因，在芝加哥停留了两三个星期。我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获得了成功，也算是当时的一个新闻人物，我前脚到了那里，后脚就有记者来采访。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
“我是艾略特·坦普尔登。”
“艾略特？我以为你在巴黎。”
“没有，我来看我姐姐了。我想请你今天来家里，跟我们共进午餐。”
“好啊。”
他告诉了我去的时间和他姐家的地址。
我认识艾略特·坦普尔登已经十五年了。现在的他已是快六十的人了。他个子高高的，举止优雅，浓密、略带卷曲的黑发中掺了一些银丝，恰好衬托出他堂堂的仪表。他对穿着总是十分讲究。他一般的用品是在夏费商店买，可衣服和鞋帽总是在伦敦买。他在巴黎繁华的塞纳河左岸的圣纪尧姆街有一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个古董商，可他会气狠狠地说这是对他的诬蔑。他有知识、有品位、有鉴赏的眼光，他并不介意承认说在他刚到巴黎定居时，曾给予那些有钱的收藏家不少的建议和忠告；当他通过他的社会关系得知哪个英国或是法国败落了的贵族要出手一件珍品，他便乐得让这位贵族与美国博物馆的经理取得联系，而他恰好知道博物馆的经理正在寻觅这位大师的代表作；当许多法国（英国也有一些）旧家迫于不佳的境遇，想要不事声张地卖出一件有布尔
签名的家具，或是由奇彭代尔
亲手制作的写字台时，他们很想有一位像艾略特这样博雅、彬彬有礼、办事周全的人替他们从中斡旋。人们自然会想到艾略特在这些交易中会得些好处，可哪个有教养的人会提及这样的事情呢。不怀好意的人们说，在他每次邀请有钱的美国人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喝过上好的葡萄酒之后，他家里挂着的一两件名贵的画便会不翼而飞，或者他的一件细工镶木的五斗橱会换成一件漆器。当你问起那件很特别的家具为什么不见了时，他会圆滑地解释说，他觉得那一件已不合他的意，所以用它换了一个质量更好的。他接着说，总是看到同一件东西，时间长了就烦了。
“我们美国人，”他说，“喜欢改变。这既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优点。”
一些住在巴黎、声称对他十分了解的美国太太说，艾略特家里很穷，他之所以能过上他现在的生活，全是因为他人很聪明。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不过有公爵头衔的房东肯定会在他这所公寓上敲他一笔不菲的房租，而且其屋内的陈设又是那样的名贵，墙上挂的全是法国艺术大师的画作，比如说华托
弗拉戈纳尔
克洛德·洛兰
等；木质地板上铺着法国著名地毯织造坊萨伏纳里和奥比松生产的地毯；客厅里摆着一套路易十五时代做工极精美的家具，也许如艾略特所说，曾是蓬巴杜夫人
闺中的物件。不管怎么说，他有足够的钱，来过他所认为的上流人士的体面生活，而不必再费力去挣。至于是通过什么方式挣到的钱，如果你不愿失掉他这位朋友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提及。在没有了衣食之忧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这一生所热衷的社交活动中去了。艾略特初到巴黎时还很年轻，他拿着介绍信一一去拜见巴黎的重要人物，而他后来与法国和英国的那些家道中落的贵族在艺术品方面发生的商业关系，更是稳固了他先前取得的社会地位。他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世家，母系方面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祖辈，所以当他带着信件去见那些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也颇得她们的好感。他人缘好，脑子聪明，舞跳得棒，网球打得好，枪法也准。他是达官贵人们宴会上的一个宝。鲜花和价格很贵的大盒巧克力他买来随意地送人。虽说他很少请客，可请起客来，却也别有情趣。那些贵妇被他带到伦敦苏荷区具异国情调的饭店，或是巴黎拉丁区别有风味的小酒店，这让她们觉得很新鲜。他总是乐意为她们效劳，不管多么麻烦的事情，只要你请他帮忙，他都高兴去做。对年纪大点儿的女人，他更是殷勤有加，去博得她们的欢心。没过多久，他便成了许多豪宅里的座上宾。他为人极其谦和。如若有人没能赴宴，你到最后一刻请他来凑数，他从来不会介意；你可以把他安排在一个顶惹人烦的老女人身边，相信他迷人的言谈举止总能把她逗得开心。
两三年的时间里，无论在伦敦还是巴黎，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能攀上的朋友，他都攀上了；他定居在了巴黎，每年游宴季的末期，他会去伦敦，于这早秋时节拜访一圈住在乡间别墅的贵人。那些最先将他介绍进社交界的太太惊讶地发现，他的社交圈已经扩得多么大。她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为自己推举的年轻人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儿不是滋味，因为他与跟她们还只是泛泛之交的朋友都已混得很熟。尽管他对她们依然热情、乐于效劳，可她们已不安地意识到，他是将她们当作了在社交圈里提升自己地位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眼。他当然是个势利眼，而且是个厚脸皮的大势利眼。对别人的冷言冷语和断然拒绝，他都能容忍，不予理睬。为了赴一个他想要参加的宴会，或是想要结识一位大名鼎鼎却脾气暴躁的老寡妇，他可以吞下任何羞辱，死乞白赖地去恳求。他不屈不挠。在找好目标后，他会不懈地追逐，就像一个植物猎人为寻找罕见的异种兰花而不顾洪水、地震、热病和怀有敌意的土著人那样。一九一四年开始的大战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大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一个救护队，先是在佛兰德斯地区
、后在阿弋讷
救护伤员；一年后他归来时，胸前多了一枚红色勋章，并在巴黎红十字会有了一个职位。那个时候，他已很富有，对要人举办的慈善活动，他都慷慨捐助。他总是乐于用自己的博雅知识和组织才能，来支持那些为募捐而举办的盛大集会。他成为了巴黎两个最高贵俱乐部的会员。他是法国名媛贵妇口中常提起的“那个好艾略特”。他终于功成名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