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最后的平民主义者亨利·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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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之所以引起美国人的注意（确切讲是吸引了全世界平民的目光），并非因为他那令人炫目的财富。汽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强烈影响，也只能部分解释该现象。与其说福特是新的财富和汽车时代的象征和体现，不如说他是新的工业大生产文明的化身。
福特是经济和技术上成功的完美典范，也是迄今政治上失败的典型代表，他未能构建一个工业秩序和工业社会。福特宏伟庄严的红河工厂
中，秩序井然的流水生产线精密配合自动生产，与此同时，该厂所在的底特律市却沦为充满莫名焦虑的社会丛林，二者的强烈反差揭示出了我们时代的核心难题。上述二者恰恰就是亨利·福特留给我们的遗产。
在政治学语境中，美国最本土和最具优势地位的传统观念是平民主义
，亨利·福特是该理念的典型代表，其成功和失败也可以据此得到解释。的确，亨利·福特既是最后一位平民主义者，又或许是最伟大的一位。他认为自己的基本信念来源于布莱恩
，后者大力倡导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仇视垄断财团、华尔街和国际银行家，坚信存在邪恶的国际阴谋等。他也实现了1896年政治改革者
的伟大梦想：工业大生产可以用来为普通人服务。自从布莱恩之前半个世纪的布鲁克农场
和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公社
创立以来，美国人一直对这个梦想难以忘怀。
平民主义者相信，通过消灭原始工业主义的“垄断”“金权”“撒旦工厂”（正如这些术语在19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含义），杰斐逊式的千禧年
就会自动到来。福特实现了这一梦想。他的成功不靠垄断；他拒绝大银行家；他的工厂窗明几净、空气通畅、效率高超，这一切都使19世纪的改革者欣喜异常。今天，在福特获得成功的地方，即福特大力帮助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中，我们面临着新的难题：长期萧条以及大工厂中工业公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亨利·福特成功解决了19世纪的工业难题，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成就。但他无法解决新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类问题的存在，这是他晚年遭遇悲惨失败的原因所在。
从思想角度（尤其是多元主义之类的政治思想）解读亨利·福特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他本人尤其轻视观念和思想，并以自己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政客，而是“实干家”而沾沾自喜。对福特本人及他所代表的工业大生产的主要抨击（例如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聚焦于他将机械方面的尽善尽美当成了目的。但即使从技术方面讲，纵然他是一名实干家和工程师，但其真正的贡献不在于真正的技术，而是一种观念。这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既没有发明技术，也没有发明机械，甚至没有发明一个小零件。他贡献给社会的是 大生产观念本身 ：将人、机器和原材料组织为一个整体。
批量生产影响成本的数据早已经被收集并得到分析，亨利·福特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经济事实。传统理论（例如垄断理论）认为，限制生产和高利润率是最有利的工业生产模式，批量生产数据证明了该理论的谬误，福特则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个理解其重大意义的企业家。他证明了高工资与廉价的大批量生产相结合，同样可以日进斗金。
最重要的是，福特认为自己的技术和经济成就主要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他怀有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理念，甚至执着到了荒谬的程度。关注自己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决定了福特一生中踏出的每一步和做出的每一个决策。福特早期的合作伙伴想要为富人生产豪华轿车，拒绝在他们看来不切实际的为大众生产廉价汽车的做法，最终导致福特与他们分道扬镳。福特秉持自己的理念，1914年出台激进的工资政策，将该公司非熟练工人的最低日工资定为5美元，这在当时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福特的理念还表现在他终生坚持激进的和平主义，1915～1916年和平船巡航前后的系列事件
，仅是其理念的又一次具体体现。此外，还表现在他坚持的孤立主义，对华尔街的敌意以及20年代《迪尔伯恩独立报》
喧闹纷扰的时事评论中。福特秉持的社会理念也解释了他为何主张驱使农民从事“农业化工”
或进入自给自足的、由强健的自耕农组成的乌托邦社区。他同样坚信分散化，并试图在一个博物馆社区（紧挨着他的红河工厂）中重建已经消失的美国早期田园牧歌图景，这些行为都是其理念的直接体现。
尽管做出了上述种种行为，但几乎可以说，亨利·福特终生从事的事业，为世人带来的恰恰是他本人所希望和信仰的世界的反面。正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亨利·福特，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器工厂，
推动世界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正是孤立主义者福特，比任何人都更加有力地推动美国参与国际政治和国际战争：因为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正是土地分散主义者福特，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倾注在了世界上集中化程度最高、机械化程度最彻底的工业综合体——红河工厂。他反对金融资本和银行信贷，却使分期付款成为美国国民的消费习惯。他信奉正统的杰斐逊主义，却倡导充分利用流水生产线，使个人从属于机器。
然而，如果像福特的讣闻中不疼不痒的评价，认为他坚信的那些失败的社会理念不过是一些“古怪嗜好”，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福特每前进一步，最终都会掉头来反对他自己，这种悲剧性讽刺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对解决工业文明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系统尝试的人。毫无疑问，福特坚信（当然，截止到1941年福特公司的工人投票支持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
，或者可能截止到更晚时期），自己已经找到了美国人一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康庄大道：借助工业技术和经济富足实现杰斐逊式的独立平等社会。
评价福特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并非仅仅为了评价他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结束后，美国人普遍持有与福特类似的观点，这可从下述两件事得到证明。1918年，威尔逊总统曾经提议福特竞选参议员，1923年，“福特当总统”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福特的观点在国外也广为流行，尤其是20世纪初的欧洲和列宁时期的苏联（或许要比在美国更为流行）。无疑，正是亨利·福特所代表的美国经济成就，为1918～1919年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民主、富足的千禧年承诺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支撑了那些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社会的残酷现实下，威尔逊的承诺很快成为泡影，但福特的魅力丝毫不减。
福特去世后，也就是“二战”结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在那一代人心中如日中天，就像威尔逊总统受到上一代人顶礼膜拜一样。但是，1946年的福特不再代表成功解决了工业世界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美国，反而成为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象征。那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919年和1947年各国在接受美国的道德和经济领导上的差异。
2
早在19世纪80年代，肉类加工业已经广泛采用传送带和装配线，亨利·福特的汽车流水生产线即借鉴自该行业。精密零件的互换，是一条更古老的规矩，可以追溯至惠特尼
为支持1812年战争
在布里奇波特
建立的步枪工厂。将技术性的复杂工作拆解为一系列的基本动作，以便技术不熟练的普通工人也能够迅速掌握相关工艺，该想法早已得到深入研究（泰勒
及其他人），并且早在福特登上历史舞台之前20年，已经在胜家缝纫机公司
和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
为代表的美国工业界广泛应用。然而，我们将这些原则与亨利·福特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也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其他企业仅仅是将传送带和装配线作为传统制造工序的辅助手段。正是福特首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并据此有意地、慎重地发展出一套新的工业化大生产观念、一种新技术。正是这种新的工业大生产观念，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为世人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业文明。
在福特看来，新的工业化大生产使人们能够付出最小的努力和辛劳制造大量的廉价商品，其重要性在于对社会的影响。然而，福特认为大规模生产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纯技术性运用 机械 力量的新方法。福特的门徒、继承者和模仿者以及美国其他大工业生产的经营者，当然像福特一样认为大工业生产是一种机械技术；许多人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当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讽刺美国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也是持有同样的观点。
但是，如果大规模生产确实仅仅是一项技术，或主要是一种机械性工具（如果与滑轮、杠杆和轮子的区别在于程度而不在于性质），那么就应该仅应用于与其最先在其中发展起来的行业相似的机械性任务。但在“二战”前很久，大规模生产原则就已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行业，如邮购商店分类和填写订单、梅奥诊所
诊断病情等。亨利·鲁斯
甚至成功地运用该原则组织记者（传统观念认为那是非常个人化的工作）大批量写作可互换的“模式化文章”。“二战”期间，美国将大规模生产原则应用于生产成千上万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甚至用于军人的选拔和培训等领域。如果说（确实如此）在所有上述应用中，作为一种机械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完全是次要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其他行业如何应用大规模生产原则了。换言之，大规模生产从根本上讲并非是一种机械原则，而是
一种社会组织原则
。大规模生产原则协调的并非是机械或流动的零部件而是人及其工作。
大规模生产原则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代替无生命的零部件之间、机械力量之间的协调，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石，福特的重要性恰恰在于此。当我们谈论工业革命时，我们立刻想到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实际上，由于早期工业的本质就是重组机械力量，所以蒸汽机是其最佳象征。然而，大规模生产与早期工业的特色完全不同，其本质是人和工作之间关系的重组。无疑，大规模生产引发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流水生产线成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的象征，也是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如果不是共同目标的话）的人们之间新型关系的象征。
这种大规模生产原则以什么为基础组织人们工作？它设想或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无疑，在该原则构建或创造的社会中，产品生产依靠不同的人彼此合作，而非依靠单独的某一个人。在现代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社会，单独的个人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对生产的影响微乎其微。组织有序的团队却比任何个人或多人各自单独工作，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显然在这个社会里，整体（组织有序的集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而且与部分之和不同。
当一个人丧失了组织团队中的职位或得以进入生产组织时会发生什么？换言之，失业会带来什么后果？在现代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失业不仅会导致个人经济上的损失；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失业的直接经济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个人单打独斗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在社会中也会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简言之，失业者成了一名不合格的公民；他被社会抛弃了。因为只有在生产组织中，依赖团队成员的努力和自身的岗位，个人才能拥有生产能力，进而在社区中发挥功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公民（至少是他的自尊而非单纯官方的公民身份。）
顺便说一下，正是由于失业的这种社会影响，而非经济影响，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严重灾难。显然，失业会危及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但它还会进而危及人们的公民身份和自尊，这才是真正严重的威胁，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对“下一次经济萧条”感到惊慌失措。
在现代大工业社会中，每个人通过自己在组织团队中的地位来发挥自身的功能。由此，带来了许多重要后果。其中之一即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职能不是指导和管理特殊利益集团或任何个人，而是为整体目标负责，全面维护和加强整体，整体目标一旦缺失，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或任何个人都将失去意义。这样的社会中也必然会存在层级：发挥的职能不同导致权威和声望的不同。但同时，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重要，反之亦然。对整体社会而言，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每一项单独的运作和职能，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某一项职能或工作被去除，整体秩序就会崩溃，全部生产机制就会停顿（如同一段链条被取下，整个链条就会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中，需要存在基于职能分工的等级性命令-服从关系，同时需要基于成员资格和公民身份的基本平等。
这绝非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恰恰相反，这种组织古已有之。在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科利奥兰纳斯》
中转述的古罗马寓言中，社会被比作人体，任何器官（脚、手、心脏、胃）都不能独立存在或独自运作，反之，缺少了任何器官，整个身体也难以存活。西方中世纪关于循环秩序和存在之链
秩序的隐喻，也阐述了这种组织。即使视作一种组织劳动力从事经济生产的实践方式，大规模生产也不是全新的。无疑，首次彻底应用大规模生产和流水线作业的不是底特律的福特工厂，而是距今数百年前，位于数千英里之外建造大教堂的石匠作坊。简言之，大规模生产社会是一个等级协调的社会，流水生产线则是其象征。
综上所述，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本质就在于用不熟练的工人取代熟练工人，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在大规模生产体制中，通过将每项技术拆分为一系列简单操作，每位工人只需要执行一项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操作或若干操作，手工技艺被取代了。但分析和拆分一项技术的前提是具备非常高超的技术水准。技术的保存需要一定的规则，在生产线的另一端，不得不将拆分出的操作放回整项技术中，这需要更广泛的知识以及更加仔细的工作规划。此外，大规模生产需要一种新的技术：那就是组织和领导团队。实际上，“无须技能”的大规模生产需要与此相称的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员工，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生产。技能自身已经从工匠转移到了工程师、制图员和领班的身上；1910年以来，美国工业领域受过培训的技术工人的数量增长速度是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两倍。
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生产为淘汰手工技艺，需要不同工种之间密切协调与合作，这需要以高水平的社会技能、社会理解以及异常丰富的共同工作经验为前提。美国的战时工厂雇用新劳工时遇到的困境，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把要求工人具备非常高超的手工技艺的传统生产方式出口到新兴工业国家，与出口不需要手工技艺但需要高超的社会技能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相比，前者遭遇的困难要比后者小得多。
当我们说现代大工业生产是基于非熟练工人时，其意仅在指明，个人唯有通过对整体做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变得富有成效，凸显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将个人单独看待。一项工作虽然不是某个人单独完成的，但要完成该项工作每个人都不可或缺。一项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需要的技术水平要比最高明的工人单独完成的工作更加高超。就像在每个等级协调的社会中，没人能指出哪个人单独做了大规模生产工厂中的哪一项工作，同样无人能回答哪个人没有参与该项工作。每个人都做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行业还没有采用大规模生产原则，甚至其中一些是生产效率非常高的产业，如现代纺织业（该行业中一位工人可能管理若干纺织机）和化工企业（该行业中一位工人可能负责许多不同的业务）。尽管如此，因为大工业生产用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了工业生产的本质，即社会组织的原则，所以大工业生产就代表了美国工业的整体形象。我们时代真正的工业革命（以亨利·福特为引领和象征）不是技术革命，不是基于这套或那套机械，也不是任何技术，而是通过最纯粹形式的大规模生产对不同人的努力进行等级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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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亨利·福特的继承者和模仿者们直到不得不直面激进的工会运动时，才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生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甚至有些人到那时依然懵懵懂懂。其中多数人真正关心的只是技术问题，并且坚信机械效率本身就是目的。但亨利·福特自己的盲目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其不关心社会或政治，也不能归因于其缺少社会或政治想象力。真正的解释在于，福特关注的焦点停留在解决 前福特时期或前大规模生产工业文明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并且，由于福特的工作确实真正解决了那些难题，或至少解决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难题，所以，福特从未想过要进一步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审视自己提供的答案。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年轻时的工业现实上，即平民主义者徒劳无功地反对的工业现实。他甚至从未看到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就像福特公司的一位高管曾说的那样：“当福特先生凝视红河工厂时，真正看到的却是1879年开启他辉煌事业的机械车间。”
虽然福特可能从未听说过布鲁克农场、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公社或1863年他出生前早已遍布美国中西部的其他任何乌托邦社区，但他们是福特在智识方面的先导。福特从他们止步之处起步，并在他们的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在1919年，麦考密克上校领导的《芝加哥论坛报》把福特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上述指控显然荒谬，但当福特起诉该报诽谤时，由于福特无疑是一名激进分子，所以陪审团虽然判定福特胜诉，却只给福特6美分的赔偿。1932年后，福特已经转变为顽固的保守分子，从事一生的事业彻底归于失败，没有为世人带来他朝思暮想的稳定、幸福社会。但在早年发明T型车
时期，亨利·福特曾是一名偶像破坏者，他以科学和道德的名义抨击摩根
的既定秩序和马克·汉纳的共和党。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乌托邦试验本身就是对失败的一种反应：美国人发自内心追求杰斐逊式理想，崇尚已逝去的由自耕农构成的自给自足社会。杰克逊政府时期这方面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乌托邦主义者不再意图消灭现代劳工分工和大工业，相反，他们向世人承诺，要为普通人争取大工业生产的全部利益，同时不需要付出下列代价：屈从于“金权”“垄断”、不得不在“撒旦工厂”（如布莱克
伟大而令人痛苦的诗歌描绘得那样）中工作。虔诚的感情、社区的原则以及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能够避免上述代价。
在所有乌托邦主义者中，只有摩门教徒
幸存至今，并且他们当初是通过逃离异教徒的土地才得以幸存。尽管许多乌托邦试验失败了，但布鲁克农场、新锡安
、新和谐公社以及在工业耶路撒冷（指美国）进行的所有其他试验，都在美国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布鲁克农场的精神之父傅立叶
和新和谐公社的创办人罗伯特·欧文都不是美国人。然而，确实非常有可能的是，将真诚的、半宗教性的情感和对“科学”原则的信任融合在一起，是美国“改革者”或“激进分子”的典型特征，其根源在于比乌托邦思想更古老、更深层的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乌托邦思想决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激进主义的具体形式，为平民主义、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甚至罗斯福新政早期的多数举措（例如1933年“科学的”黄金法规
）提供了目标、战斗口号甚至武器。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是亨利·乔治
、贝拉米
以及《反托拉斯法》
的前辈，塑造了美国中西部内陆的信念和希望。但直到亨利·福特横空出世之前，乌托邦主义者的所作所为都是徒劳无功的。
现在我们知道，萧条和失业是与以往的“垄断”和“金权”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大工业生产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同样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亨利·福特提出的解决工业文明难题的 最终 方案是失败的。
但福特的大工业生产要针对的并非这些新的危险，而是美国传统的激进主义恶魔。这些恶魔的确已经被成功地驱除了。福特成功地证明了现代大工业能够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垄断资本家或银行家服务。确实，他证明为大众生产是最有利可图的，工业生产可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使他们能够消费工业产品并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正是福特推行最低日工资5美元
的革命性意义所在。
最后（对福特而言最重要的是）他证明了，经由科学的分析和处理，工业生产能够把工人从艰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工人仅限于从事例行性操作，既不需要非常熟练的技能，也不需要强壮的体力和繁杂的脑力。对福特而言，这一事实不仅不是致命的缺陷，而是他取得的最高成就，因为这意味着（与传统的“撒旦工厂”形成对照）作为一名独立的杰斐逊式公民的工人，在企业之外，工作之余，其技术、智力和体力将能够完全有效地应对社区生活。
同样，在布鲁克农场，人们期待的“真正生活”是，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傍晚时分，坐在一起进行“精神交流”；但白天的劳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谓“真正生活”，唯有在不劳作时才能实现。大工业生产减轻了白天劳作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给人们创造了大量机会来享受这种“真正生活”。难怪福特（指1919年的福特）认为，他建造的“新耶路撒冷”立足于钢筋混凝土和四车道公路的永恒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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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个人的悲剧在于自己活得太久，目睹亲手建立的乌托邦分崩离析。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经济原则——以最便宜的价格生产最有用的商品。首先，1927年他宣布T型车停产，5年后宣布A型车停产并采纳年度车型改进方案，
用声誉和时尚的魅力取代廉价和实用的诉求。当他这么做时，他就成为一名普通的汽车生产商。即便如此，福特汽车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不可遏止地从1925年接近50%跌至1940年不到20%。无疑，他更关键的失败在于，没能赋予工人工业公民权；1941年，福特公司投票赞同加入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人比例高达75%。
投票结果公布的时候，据说这位接近80岁的老人仍旧坚信“他的”工人绝不会投票支持工会。自始至终，他竭力逃避自己失败的现实，指责是邪恶的阴谋而非自己创建的社区的结构问题导致了最终失败。这种寻找恶人的倾向（本身就是乌托邦主义的遗产）早在20世纪20年代《迪尔伯恩独立报》长篇大论抨击国际银行家、华尔街和犹太人时，就已经暴露无遗，并成为福特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与工会斗争的基调。或许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工厂保安头子出身的哈里·贝内特
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福特公司最有权势的人，并且似乎是唯一得到亨利·福特信任的人。工会在工人中取得胜利后不久，工厂领班也实现了工会化，这相当于否定了亨利·福特所有的思考和成就，尤其是他为工人所做的一切，这沉重打击了福特的信念，他的晚年无疑相当痛苦。
亨利·福特最终的失败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技术设备或改变经济分配解决大工业生产的难题，而这恰恰是19世纪的正统及非正统思想所主张的两条基本路径。沿着这两条路，亨利·福特已经尽可能地走到了最远。
在美国，当我们遇到这些难题时，经济问题并非是最困难的。确实，当今时代主要的经济难题（预防经济萧条）应该可以运用基本的技术性手段解决：使就业、财政和预算实践适应工业生产的时间跨度，即商业周期。更令人困惑且更基本的是，20世纪工业主义带给我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工厂中构建秩序和公民身份的问题，以及创造一个自由、自治的工业社会的问题。
亨利·福特取得非凡成功后又惨遭失败的事实（他的社会乌托邦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存在鲜明的反差），凸显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任务的重要性。但无论后福特时代大工业社会的丛林多么危险，无论这个社会跌入内战或暴政的可能性多么大，亨利·福特遗留给我们的20世纪罪恶可能要比被他征服的19世纪罪恶要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