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我没有按照原计划完成许多著作，甚至有些都没有动笔。本部分的前3篇文章：《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卡尔霍恩的多元主义理论》和《最后的平民主义者亨利·福特》，是我原计划定名为《美国经验》的书实际完成的部分。那本书原计划撰写20章左右。除第1章《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之外，我原打算其余每一章各围绕一位代表人物展开阐述，如卡尔霍恩 、亨利·福特等，每一章阐述和探讨一种美国人特有的品质、价值观和理念。虽然美国人自己对此已习以为常，甚至意识不到其存在，而这些理念塑造了他们看待社会、经济、政府和政治的方式。例如，该书第2章拟剖析乔纳森·爱德华兹 的思想，他是美国殖民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清教神学家，也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开创了美国独特的政教关系理论。同时代的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都大力主张政教分离以保护政府免受权力欲膨胀、冥顽不灵的教会之害，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爱德华兹虽然同样主张政教分离，其目的却刚好相反，是为了保护宗教免受政府和政治的干扰。这就指出了美国没有反教权论 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唯有美国，最世俗化的政府与最宗教化的社会能够并存，政治家能够成为公众心目中的伟大圣徒。那本书的结论部分原计划讨论这一现象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并定名为《林肯：我们信仰什么》。

遗憾的是，我没能完成那本书。那时，各类新型社会组织在多元化的组织型社会中蓬勃兴起，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该领域。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显然是企业组织及管理在新社会中发挥的社会职能，无奈之下，拟撰写的《美国经验》就成为牺牲品，但我从未对该书的主题丧失兴趣。本部分的第4篇、第5篇文章，虽然在发表时间上比前3篇晚了许多年，但同样旨在探究美国经验，也就是研究关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社会生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