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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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独特天赋在于政治。在我看来，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唯一真正的圣徒，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林肯的名字代表着“充实的生活”，他本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则成为人们的指路明灯。

建国伊始，美国人就用一个政治诺言来概述美国社会的本质：“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总统。”也可稍微改动为承诺“人人都有机会成为首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机会平等的承诺本身多么不现实，而是只有在美国，政治领域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才有意义。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方式，不是通过迫使新移民接受统一的宗教、习俗和文化，甚至不强迫他们接受美国语言，而是把多民族的传统习俗逐渐融合为一。美利坚民族要求新移民接受共同的政治信念，新移民唯有承诺认同若干抽象的政治原则，宣誓支持“共和政体政府”，才能顺利归化为一名真正的美国人。

总之，这个国家（既指美国人自己，也指他们身处的国家）的意义是一种政治性的意义。在人们的心目中，无论与“美国”这个词汇伴随的是赞美还是谴责的情感，它都既指一种政治秩序，又代表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基本等同。当美国人歌唱自己的国家时，他们用最受欢迎的赞美诗歌词，赞美祖国是“自由乐土” ，显然，这几乎不是对国家的描述，甚至欧洲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以此作为对国家的认同。

为了找到一个与美国类似，同样彻底地以政治术语理解自身的社会，我们不得不回顾古罗马奥古斯都 时代的“拉丁公民权” 观念。不可否认的是，“拉丁公民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未成为现实，而美国所体现出的政治意义则代表了其内在本质：理想人格、政治承诺、同化融合。因此，美国人在政治领域的独特天赋是理解美国历史及其意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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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特的制度体系及美国人特有的思想观念，是使美国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首先，世俗化政府和宗教化社会独特的共存关系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之基。如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也最彻底的世俗政府。同时，西方社会中只有美国认为，人们毫无疑问应当信仰超自然的“上帝”，同时传统的宗教团体、教会组织一如既往地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社区职能。显然，世俗化政府与宗教化社会的上述共存关系绝非偶然形成。在美国人的眼中，两者即使并非互为前提，却也是彼此主要的支持力量。在其他任何国家，世俗化政府都是在与宗教势力的斗争中崛起的。然而在美国，世俗化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信仰主流教义的宗教领袖的号召：旨在保障宗教和教会的更大利益，才严格分离世俗化政权和宗教化社会。

作为美国社会主要组织原则的“宪政主义” ，也是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宪政主义绝非仅仅是对法律的尊重，美国人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实际上，宪政主义是一套观念集合，指涉抽象原则及其与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功能。宪政主义主张，权力要造就善果就必须服从普遍而永恒的准则，手段与目的不能被真正分离，也不能只考虑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理性标准。换言之，宪政主义是一种政治伦理。美国联邦宪法只不过是上述基本信念的具体体现。在美国，宪政主义是所有主要机构的组织原则。例如，我们发现宪政主义在工业界的工作领域孕育了当今劳资关系的“普通法”，并且强化了企业内部管理的“联邦主义” 和“合法接班” 等原则。

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还表现在教育的政治观上，具体是指美国人坚决主张不同层次的教育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平等的，如果现实中做不到这一点（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政府有义务为每位公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另外，美国人普遍都真心认为，普通教育水准是衡量公民能力的可靠指标，这方面的任何改善都是朝向更好、更完整的公民身份迈出的坚实一步。美国人关于教育的政治观，特色鲜明地体现在该国教育体系的目标上（正是这一点使得外国人难以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传统欧洲国家的教育旨在培养“有教养的个人”，现代极权国家的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受过培训的螺丝钉”，而美国人反对这两种观点。他们主张学校应当培养有责任感、能自治的公民，用林肯的话来讲，自治的公民“不想成为奴隶，也不想当主人”。此外，由于美国的教育体系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也不受集权化的政治机构制约，无论何时，只要美国社会和政府赖以立足的根基受到检验时（如罗斯福新政 早期和现今时期），教育领域势必就会成为激烈政治纷争的焦点。

最后，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体现在美国的政党体制上，而政党名称是它们与西方其他国家政党唯一的共同点。美国政党的主要目标，不是阐述特定的政治哲学用以指导政府实践，而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始终保持正常运作的合法政府，它们体现了国家民族对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为民服务的政府的需求。因此，除非能够成功争取到所有阶层和群体的支持，迅速地同时迎合极左人士和极右人士，即真正做到放眼全国，在共同的美国信念的旗帜下成功弥合利益和原则上的分歧，否则任何政党都无法在美国生存——这是美国两大政党行为稳健的原因，也是美国两大政党候选人在竞选演讲中迎合极端分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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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期，美国真正的历史成就体现在政治领域。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孕育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大工业社会，各种新型社会机构蓬勃发展，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稳定发展、自由繁荣、道德高尚的工业社会的美好前景。虽然现代大工业社会成型的时间尚短，但其本身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取得了超乎世人想象的丰硕成果。

美国人自己往往侧重探讨该国在经济领域的工业成就（这并非纯粹的技术术语）。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各国纷纷向美国派驻“生产效率团队”，试图厘清美国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原因，结果它们很快认识到单凭经济和技术因素无法解释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美国人的社会信念以及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型社会和政治机构。通过下述事实，我们可以觅得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线索：组织各类人才努力朝共同目标前进的企业机构的发展壮大；新型社会机构的管理者担负起新的社会职能（必须用社会政治术语界定其职能），成为人民大众的领导阶层。

该时期，众多新型社会机构迅速发展壮大，企业社会责任在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思想以及管理者通过自身的行为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市场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更加重要的是有关企业和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美国理念最终确立。该理念既不赞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认可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商业行为必须被政府控制或者尽可能接受政府监督。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商业行为是与社会和政治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特定事务。新型工业社会孕育的美国理念则坚信，基于经济利益和自身需要，商业行为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私营活动，同时应兼顾公认的社会共同目标。为保障自身的生存，私营企业要服务于社会共同目标，同时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可将私营企业视为局部自治机构，这是美国在过去的50年中对西方世界最具决定意义的贡献，显然，这已成为一条基本的政治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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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还表现在他们独特的行为模式方面——志愿性的组织活动。为实现最重要的社会目标，美国人几乎本能性地依赖志愿性的且通常是自发的集体行动，或许正是这一点使美国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

近年来，关于“美国个人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无疑，推崇个人、能力、正直、自治及其在美国传统中的价值，是美国人的一种根本信念。但与通常所说的“集体主义”相比，“个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美国的独特象征，也更加不被美国人认可。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集体主义”显然并非那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的政府行为推动的集体主义，而是源于社会基层的、志愿性集体行为体现出的集体主义。

这就是美国人处理社会和社区问题的独特方式。若某小镇上的青少年无人看管，当地的服务俱乐部，如扶轮社 或狮子会 就会为他们成立一个会所，使其不再游荡于街头巷尾。若当地医院需要一间新诊疗室，当地的妇女俱乐部很可能会提供资助。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学校是由志愿性团体家长教师联谊会 运营的，该组织俨然是学校的监管机构。当美国人遭遇紧急情况，不得不迅速招募数百万人入伍时，他们会把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社区问题抛给各类志愿委员会和组织，这些组织会为此迅速行动起来，甚至将年轻人编入武装力量的草案，也往往留给义务在社区征兵局工作的普通公民制定。

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政府没有设立“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但同时，私营组织（如各类大型基金会）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势力和影响，要远甚于其他国家，美国人认为这未尝不可。每一名美国人从小就知道，成千上万完全自愿性的、纯粹私营的、绝大多数是地方性的志愿团体实际上负责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不管这些组织是不是私营性质，只要能够及时满足公众需求，就可以将地方性事务交给它们处理。

一些社会科学家力图向人们证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以“竞争”为特色。在各种志愿性的、私营团体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这种行为模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传统（小型宗教团体成员之间的兄弟之情，先辈拓荒时相互依靠的邻人之谊），在美国最新型的社会组织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对于来美国参观学习的外国管理者和劳工代表而言，美国商业体系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即使是在最激烈的竞争对手之间，在政策、技术、经营问题等方面也存在着密不可分、有条不紊的合作；特定工厂中的经理人和工会领导在日常事务中也时常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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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于自身独特的政治天赋已经习以为常。如果问其根源何在，他们可能会认为是开放的美国边疆。的确，随殖民和文明而来的人口拓荒，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自大西洋沿岸出发，横穿荒无人烟而又危险莫测的神秘北美大陆，最终抵达太平洋沿岸，这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成就，也是他们最深层的社会经验。然而，开放的边疆以及殖民过程本身，是美国人独特的政治天赋的结果，而非起源。恰恰因为美国人具备前述组织起来志愿从事集体行动的能力和“宪政主义”思想，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才能够平安地翻越高山、穿过平原，缔造秩序井然的联邦共和国；早期美国人成功地使源自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适应于边疆地区的新情况，正是这种宛如天赋的能力顺利地解决了美国向西部殖民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重大难题。最重要的是，美国让来自欧洲各国的数百万移民几乎一夜之间成功归化为了美国人，美洲大陆的快速殖民正是有赖于此。吸收外国移民成为美国公民，使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实现上述成功转化的前提条件。

对人的本性和宇宙本质的基本信念，是美国人独特政治天赋的重要构成部分。相比于气候、区位甚至历史经验，国家的形成期对美国人独特天赋的影响要更加深刻。本文认为美国人的独特天赋在于政治领域，意思是指美国人从殖民时代开始，就拒绝严格分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换言之，美国人并不完全赞同笛卡尔 、休谟 、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家 等近代哲学家的观点，事实上，美国人对现代欧洲思想赖以立足的整个后笛卡尔哲学都不是非常认可。上述每位哲学家，即使他们并不否认政治领域的现实存在，却也都不认为政治具有精神意义。

政治家往往认为，物质现实和思想观念都绝不是虚幻的，也不是假象，更不涉及优劣。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立足现实条件实现既定目标。没有思想，政治家既不能得到实现目标的指导，也不能获得向目标前进的能力。政治家必须不断反对“非此即彼”（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唯名主义还是唯实主义、理性主义还是直觉主义中只能二者择一）的一元论哲学 ，支持“二者皆可”的二元论哲学 。政治家既不能像欧洲的人文主义者那样，主张“肮脏的”政治脱离“纯粹的”知识和艺术文化，也不能像欧洲的唯物主义者那样，简单地将政治视为物质条件的合理化或现实条件自动导致的结果。他既不能作为“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也不能沦为“疯狂逐利的拜金主义者”，而是必须不断将两个极端要素融合在一起，努力从中觅得平衡与和谐。对政治家而言，物质和精神是同一个世界的两极，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对立又须臾不可分离。

至少从250年前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开始，美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上述哲学观念，他们坚信物质与精神、理性与经验、逻辑与直觉，必须始终保持同等真实且同样有效。恰恰是这种哲学世界观，能够解释美国传统中政治领域的核心理念。

在这种哲学世界观的指引下，政治旋即成为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成为人们生活中主要的道德职责。正如一名18世纪政治家称其为“无穷的探索”，在美国人心目中政治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实际上在审美意义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行动领域；正如个体美国人通过从事慈善事业，从追求空虚的自我转向其真正的使命，政治也成为精神意义上富有创造性的行动领域。政治领域是充满创造性的、有意义的、道德高尚的、令人尊敬的、慷慨无私的，这是美国人政治信念的关键所在，是美国人的成就，也是他们的象征。在黑暗与动荡的岁月，美国人心中缅怀的伟人是为数不多的政治领袖，原因就在于，他们身处政坛充分抓住了面临的机遇，担起了应负的责任。

根本上，美国人的哲学立场（相信物质通过作为人类活动的政治为精神服务）立足于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称其为“基督教的”哲学立场并非完全错误，但实际上这是犹太人的伟大贡献。因为正是在《旧约全书》中，上帝看着自己的物质创造物，并“看着是好的”。然而，如果缺少创造物质的精神，那么创造本身就什么都不是。人类的独特任务、使命和目标就在于，通过创造的过程和创造物本身来使物质表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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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面临的困境，再次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领域的挑战。首先，当今世界，“冷战”看不到尽头，税收压力持续攀高，通胀危险愈益逼近，各方之间战和不定的形势令人心惊胆战，在这样的局势下如何应对福利国家的挑战，维持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政府？

更大的挑战是制定一套与美国的能力和责任相匹配的外交政策。迄今为止，鉴于美国外交机构出台的政策和行动均归于失败，所以这个挑战异常艰巨。美国已经是第三次在赢得了一场大战的军事胜利之后却几乎立刻丧失了和平。

在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西方文明中，美国文明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到底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还是能给西方各国政坛带来智慧，带领各国走向自由、稳定、和平、繁荣的新时代？这主要取决于美国人的政治领导力、政治智慧和政治成熟度，而非美国的经济实力或军事战略。如今，美国人的政治天赋正在接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