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济篇（2）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还在摇篮时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岩穴去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对世界的体验，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都喜欢在户外。出于本能，他们玩过家家，骑竹马的游戏。谁没有这样的回忆：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心情感到兴奋？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然情怀至今还保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从洞穴，进步到覆盖棕榈树叶，用树皮树枝建造屋顶，编织亚麻织物的屋顶，又进步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道生活在露天是什么概念，生活家居化的程度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大得多。壁炉距离田地隔了很大一段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日日夜夜时，我们和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滔滔不绝，或者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好了。鸟儿不会在洞内唱歌，鸽子也不在鸽棚里爱护它们的纯真。

但是，如果有人要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应该有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到头来发现他自己住的是一座救济院，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一所博物院，一所贫民所，一座监狱，或一座华丽的陵墓。首先考虑下，荫蔽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曾看见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周围的积雪差不多有一英尺厚，我猜想要是雪更厚一点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因为那样就可以替他们挡风了。如何使我诚实地生活，并自由得从事我的正当追求，这个问题从前比现在更让我烦恼，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在铁路旁边经常看到一只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到了夜里，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这令我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元钱买一只这样的箱子，然后在上面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放进空气，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到里面，把盖子合上，这样他可以自由地爱他所爱的了，他的灵魂也得到了自由。看起来这并不是件坏事，也并不意味着是让人鄙视的办法。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长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华丽的箱子的租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烦恼到老死；而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他是不会被冻死的。我绝非在讲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并非可以对其置之不理。这里曾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里面住着一些粗壮结实，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的人，这幢房子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曾在1674 年写道：“他们的最好的棚屋用树皮盖顶，十分干净，结实而暖和，这些树皮都是在汁液旺盛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沉重的木材将它压成大块的薄片……较简陋的棚屋也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的房屋那么好……我所看到的一些房屋，有的是60英尺，或100英尺长、30 英尺宽……我时常住在他们的棚屋留宿，感觉它跟最好的英国式房屋一样暖和。”他接着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并备有各种器皿。印第安人甚至已经先进到能够在屋顶上开一个通风口，在上面悬挂一张席子，用绳子来拉动控制通风效果。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就可以盖起来，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个家族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拥有这种棚屋其中的一小间。

在野蛮时期，每个家庭都有一座最好的庇护所，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当我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天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穴，狐狸有它们的洞，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却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自己房子。在文明尤为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需要每年付出一笔租金以使身体有所遮蔽，在夏天和冬天，遮蔽是少不得的，可是这祖金，本已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棚屋的，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一直贫困下去。这里，我并不想比较租屋与拥有房屋的优劣，不过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花费是如此之少，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负担不起拥有一所房屋。从长远来看，付了租金也不见得轻松。有人可能会说，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相比较，这房屋简直就是宫殿。每年只要付租金25元至100 元（这是乡村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进而得来的宽敞房间，清洁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们通常称享受着这一切的人为“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的野蛮人，却生活得文明人似的富足。如果说，文明乃是人类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它就必须能证明，在不提高价钱的前提下它能提供更好的住所；一件物品的价格，我称之为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无论是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价格大概在800 元一幢，要节俭地储蓄起这一笔数目的钱，恐怕要花一个劳动者10年至15 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按照每一个人的劳动的货币价位为1 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另外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通常他必须要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了他的一幢“棚屋”。假定他用租房居住来代替，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在这种条件下，会用他的棚屋来换得一座皇宫？

也许有人猜想，拥有这样的多余房屋的全部好处是为了未雨绸缪，其实对我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为了偿付办丧葬所需的费用。但是一个人不需要埋葬自己。可是，这里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中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设计了一套制度，目的就是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一套制度，可是为了保留和完善种族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在最大程度上被其吸收。但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还要建议，我们本来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所有的这种好处的。你说可怜的穷人常与你们同在，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们的牙齿也酸倒了，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见《以西结书》18：2。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见《以西结书》18：3。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见《以西结书》18：4。

当我想起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20年、30 年或40年了，为了可以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他们借钱买下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 1/3 的劳力视作房屋的代价——但是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那一笔借款。真的，那抵押权的价值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总是发现有人去继承它，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找估税官打听情况，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立马说出12 个自由而又完全拥有农场的市民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底细，你可以到银行去问一问被抵押的情形。真正用劳力能够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居都能把他指点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这一带甚至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则绝大部分商人，甚至100个中间大约有97 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对农民来说也是这样。然而说起商人，其中有一位曾经说得很中肯，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因为没有遵守诺言，因为不方便；也就是说，是由于信用被毁掉了。如此一来，问题显得严重得多了，而且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无法得到拯救，比起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他们也许会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文明的一大部分就从这里跳跃翻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每年都会在这里辉煌地举行，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一直努力解决生活问题，但是用的方法常比问题本身更复杂。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有熟练的技术，用细弹簧设置好一个陷阱，企图捉到安逸和独立，然后，当他正要拔脚走开的时候，他自己的一条腿却落进陷阱里去了。这就是他穷的原因；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尽管我们四周充斥着奢侈品，却还不及野蛮人有着上千种安逸的乐趣。查普曼乔治·查普曼（1559—1634），英国诗人。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伟大

所有天上的欢乐稀薄成空气。”

当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相反变得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莫墨斯反对密涅瓦莫墨斯，希腊神话中的嘲弄与指责之神；密涅瓦，掌管智慧、发明、艺术和武艺的女神。建筑的一座房屋而提出来的精确见解，她说“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意味着可以避免有一个恶劣的邻居”；这句话现在仍可以提出来，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我们经常被关在里面而不是居住在里面；至于那应该避开的恶劣的邻居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有一两个家庭，至少，在这个城里，将近一代人，一直希望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并搬到乡村去住，可是一直办不到，只有等到死了，他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

即便大多数人最后终于能够拥有或者租赁那些现代的房屋，里面的东西有了很大改善，可是，文明一直在使我们的房屋得到改进，却没有同时使居住在房屋中的人得到改进。文明创造了宫殿，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有价值，如果他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何必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可是，那贫穷的少数人如何过活呢？也许可以发现一点，正如一些人的外表境况高出野蛮人，另一些人则成比例的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平衡。一面是宫殿，另一面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修建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能吃些大蒜头，他们将来不能得到像样的埋葬。石工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晚上回到家中，大约是一个还不如棚屋的小屋子里。如果你认为在一个有一般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并没有降低得像野蛮人的那么恶劣，那这种想法就错了。我说的是一些生活得恶劣的贫穷人，现在还没有说到那些变得卑微的富人。要了解这点，不必看得太远，只需要看看遍布铁路旁边的棚屋，这些就是文明改进的最新成果了；我每天散步时，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为的是放进阳光，整个冬天门都是开着的，也看不到什么取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而老少的躯体，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便永久地变了形，四肢及其官能的发展也因此停顿了。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级的人：所有这个年代里出色的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各项企业的技工们，或多或少也是这种状况。或许我可以给你谈一谈爱尔兰的情形，在地图上，那地方是作为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的。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从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做一个比较。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同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包含着何等的肮脏、穷困！现在，我甚至不需要提我们的南方诸州的劳动者，这个国家的主要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本身就是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我要谈的只限于那些境遇还算中等的人。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座房屋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不该穷困一辈子，但是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人的房屋一样的房屋。正如一个人必须穿上裁缝给他制成的任何衣服，或者，渐渐扔掉了棕榈叶的帽子或土拨鼠皮的软帽，因为买不起一顶皇冠，便抱怨这时代生活的艰难！要发明一座比我们所已经有的更便利、更豪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是大家承认，我们都付不起这笔钱。是否我们总是要研究怎样得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难道要庄严地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年轻人，要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招待不存在的客人的空房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地简单呢？当我想起民族的恩人，那些被我们尊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使者，我想象不出会有任何仆役随从跟在他们的足踵后面，有任何满载着时兴家具的车辆。如果我认可下面这种说法：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阿拉伯人的更复杂，以使我们在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性更相配！那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可吗？目前，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弄得很脏，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时间扫入垃圾坑，也不愿把早上的工作放着不干。早上的工作呵！随着微红色的曙光和门农门农，尼罗河上的巨大雕像，据说日出时会发出乐声。的音乐，世界上的人早上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让我吃惊的是非得天天拂拭它们不可，我头脑中家具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于是厌恶的赶快把它们扔出窗子去。那么，我怎样拥有一个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户外，因为草地之上没有灰尘，除非是人类已经破土动工的地方。

骄奢淫逸、放荡挥霍的人创设了新时髦，成群的人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后。投宿在所谓最漂亮的房间里旅行者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主人们把他看作萨丹纳帕路斯萨丹纳帕路斯，传说中的古亚述国王，以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出名。来招待了，如果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不多久他就会完全失去男性的精神。我想，在铁路车厢，我们倾向于花更多的钱于布置的奢侈上，而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结果安全和便捷还没有达到，车厢就变成了一个摩登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的厚榻、百叶窗，还有另外上百种东方的花样，我们通通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天子的后妃，后宫中的妻妾而发明的，那是约拿单约拿单，《圣经》中的人物，扫罗之子。听到名称都要感到羞耻的东西。我宁可坐在完全属于我的一只大南瓜上，而不愿意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拥挤。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随意游荡，也不愿意坐什么高级车厢去天堂，一路上呼吸着乌烟瘴气。

原始人非常简单以及赤身裸体的生活至少有这样的好处：它让人类只是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够，恢复活力，便可以再考虑重新上路了。可以说，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山谷，便是穿越平原，或是攀登山巅。可是，瞧瞧！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摘果实充饥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之前在树荫下庇荫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居在地球上，忘记了苍穹。我们接受基督教，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造好家宅府邸，而且为来世建造家墓坟地。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如何从这种情形中解脱出来，获得解放，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仅仅是把我们这卑微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较高的境界却被遗忘了。真的，在这村子里，好的美术作品没有插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下来的话。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不能为美术作品提供适当的垫座。即没有挂一张画的钉子，也没有陈列英雄或圣者的胸像的架子。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怎样付款或未付款的，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是怎样管理和保持的，我感到奇怪的是，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装饰品的时候，为什么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它掉到地窖中，一直落到坚固的、可靠的地基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是在向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跳跃、攫取，我对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一点也不欣赏，我的注意力在人们的跳跃之上，我记得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是由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上跳到离地25 英尺的高度。如果没有人造的东西支撑的话，人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上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要问那些太不恰当的产业所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在97个失败的人当中呢，还是3个成功的人之一？先回答了我这些问题，然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华而不实的玩物，鉴赏鉴赏它们的装饰风味。套在马前面的车子，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在为我们的房屋装饰上美丽的饰物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我们的生活也得被剥除，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品位大多是在户外培育的，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出自爱德华·约翰逊的《新英格兰史》。中，说起他的同时代那些最初移民到这个镇上来的人，他对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下面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荫蔽住所，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边生了冒浓烟的火烘烤泥土。”他们并不“给自己建造房屋”，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产出了足够的面包养活了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在漫长的一季中他们不得不减少口粮。”1650 年，新尼德兰州新尼德兰州，原荷兰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准备往那里移居的人说，“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按他们的愿望建造农舍的，他们先在地上挖个方方的坑，像地窖似的，六七英尺深，长短随便他们觉得合适，然后装上木板，挡住墙壁上泥土，再用树皮或其他一些东西合缝，以免泥土落下来；他们给地窖铺了厚木板，顶部做了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桁的屋顶，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在温暖而干燥的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地窖中还被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这要视家里的人口数目而定。新英格兰的富有的重要人物，在开始殖民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原因有二：第一，为了不在筑造房屋时浪费时间，并使得下一季不缺少粮食；第二，不希望他们大批地从全国各地招来的贫苦劳工感觉到灰心。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当农村已适于经营农业，他们才花上几千元，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先在那采用的做法表明，至少他们是非常小心的，似乎他们的原则首先是要满足最紧迫的需求。但是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满足了没有呢？当我想到要给自己获得一幢奢华的大厦，我就垂头丧气了，因为，这样说吧，这一片国土还没有适应人类文化的种植，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削减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做的全麦粉面包还要薄得多。这倒不是说一切建筑的装饰都完全可以被忽略掉，甚至在最原始的时代；而是说可以把我们房屋里和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部分搞得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而不是外在堆砌的美。可是，唉！我曾经走进过一两座房屋，并且知道它们的内部是怎样的。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棚屋或穿兽皮的程度，当然，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换来的种种好处，虽然付出了高价，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们这一带地区，木板、木瓦、石灰、砖头比起可以适于住人的洞窟、原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或黏土或平坦的石片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这个问题上我说得言之凿凿，因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我都熟悉这一些事。只要略微再聪明一点儿，我们便可以应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有的人还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只不过是一种更有经验、更为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紧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

1845 年3月末，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来到我准备建造房屋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般高耸入云的年轻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总是很难的，不得不东借西借，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可以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当斧头的主人借给我斧头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变得更加锋利了。我干活的地点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山坡，四周都是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以及林中一块小小空地，上面生长着小松树和山核桃树。湖水中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干活的几天时间里，下过几场小雪；但大多数时间内，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路边的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在蒙蒙的大气中闪烁，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听见云雀、小鹅和其他的一些鸟雀都到了，和我们一块儿迎接这新的一年。这是愉快的春天，人们感到难熬的冬日正跟冻土一样在解冻，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苏醒过来。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砍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把楔子敲紧，接着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膨胀。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躺在湖水底，显然觉得十分舒适，它跟我在待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大概不止一刻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在我看来，也是同样的原因，人类所以还残留在目前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一旦人类被令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力量的召唤而苏醒过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活中去。在降霜的清晨我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在等待太阳出来晒暖它们。4 月1日下起了雨，冰融化了，这天的大清早，四周雾蒙蒙的，我看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徘徊，似乎因迷途而哀鸣，或者像是雾中的精灵。

在一连几天的时间内，我用那狭小的斧头砍伐树木，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宣传或者学者式的思想，只有自己的歌唱——

人们自称懂得很多；

但是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材劈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的几边留下树皮，这样一来，同锯子锯出来的木料相比，它们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或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其他的工具。林中的白天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牛油和面包作为午餐，在正午时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读读包裹着它们的新闻报纸，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收工以前，我成为松树的密友而并非敌人，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密了。有时候，在林中散步的人被斧头伐木的声音吸引了过来，我们就面对着碎木片愉快的交谈。

我干活的时候并不急于求成，只是尽力去做而已，所以到4 月中旬，我的屋架才建好而且准备立起来了。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难得的好房子。我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走，开始没有给里面注意到，因为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子的面积很小，有一个尖形的屋顶，其他的就没什么可看的，垃圾积在四周大概有5英尺高，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有一部分被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供鸡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看看。当我走近时，母鸡们也纷纷被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很黑，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都经不起搬动，一搬就裂。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又提醒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其实那只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围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整齐的方框，近来只有猫在那里进出。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在那里出生的婴孩，一把丝质的女式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豆研磨机，固定在一根小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当下就谈妥了交易，因为詹姆斯这时候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得付4元2角5分，他则要在明天早晨5 点搬家，在此期间不得把无论什么东西卖给别人；6 点钟，那棚屋就完全属于我了。他说，最好尽早来，以免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6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他们的全部家当——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除了那只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最后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把这棚屋拆卸开来，拔出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在草地上铺开，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矫正原来的形状。在我推车经过林中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给我送来了一两支小曲。年轻人巴特里克却诡异地告诉我：一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装车的间隙，把一些还可以用的、比较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接着，当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就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活可干。他要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上去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也曾经在那里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及植物残留在最下面的痕迹，一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范围大约6英尺见方、7 英尺深，即便冬天再冷，土豆也绝不会被冻坏了。地窖内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在沙土上面，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两小时可以做完这项工作。我对这种破土动工的事特别感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向下一直挖掘下去，都能得到同等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仍然是可以找到地窖，像古人那样，他们将块根植物埋藏在里面，即使将来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还是能够被后代人发现。房屋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种门廊而已。

最后，在5月初，在我的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把屋架立起来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增进邻里间和睦的气氛。关于屋架的树立，没有人比我更荣幸。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他们还要一起来建造一个更崇高的大厦。7 月4日，当刚刚装上屋顶，钉上木板，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毫无问题后，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打下了一个烟囱的基础，我用双臂将约有两车之多的石块从湖边抱上山。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恰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才把烟囱完成，而在此期间，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我还认为这种方式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每逢在面包烤好之前下起大雨时，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照管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在这些日子里，我手上活特别多，读书很少，但散落在地上的几张破纸，甚至一块端菜用的布垫，或一块桌布都供给我许多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和《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更谨慎小心地建筑房屋，也是值得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有什么基础，在你找出比一时之需更好的理由以前，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建造他自己的房屋同一只鸟儿筑造巢穴同样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人们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十分朴素而诚实地用食物养活自己和全家人，那么他们的诗歌才能会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就像那些鸟儿们在做事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四方？可是，唉！我们倒像是牛鹂和杜鹃，它们把蛋下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那唧唧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旅行者听了得到欢乐。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去享受？对于大多数的人类经验来说，建筑相当于什么呢？在我的散步的过程中，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像建造自己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只有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是如此。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替我们思考；但不能据此认为别人包办而不让我自行思考也是可取的。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实性的精髓，一种必然性，因此有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但是比起凡夫俗子来只是稍微高明一点儿。一个在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从飞檐入手，而不是从基础。这无非是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贡蒿籽——虽然我总觉得吃不含糖杏仁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的里里外外构筑得很好，至于装饰则顺其自然。哪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东西，只属于皮肤——认为乌龟获得甲壳上的斑纹，贝类珍珠的光泽，都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的承包合同一样得来的？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当兵的不至于无聊到要把自己勇气的颜色确切地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急的时刻，他的脸色就会发白。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而低声地向那粗鲁的住户说着他的半真半假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要明白得多。我现在所明白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逐渐由内而外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性格和需求生长出来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们的无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从未有过半点装点门面的想法；这类附加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要有未意识到的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家最有趣味的住宅，画家们都知道，大所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而非在外表上有的何种特性；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盖在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像想象中一样简单的，并且他们的住宅就没有追求住所的风格效果。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虚有其表，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是借来的羽毛一样，而丝毫无损于房屋的主体部分。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不懂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在文学作品中如果也这样繁琐地追求风格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条是斜放在他的头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如果，从任何认真的意义上说，他斜放了木条，箱子涂上颜色了，那还有点意思；可是在精神已经脱离躯壳的前提下，那它的性质就相当于建造他自己的棺材——这就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别称罢了。有一个人说，当你在绝望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是否想到了他那临终的那间狭长的房子？抛一个铜币来做个决定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还是用你的肤色来粉刷你的房屋；让它为你变得颜色苍白或者为羞红。这是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举！等你准备好我的装饰物，我一定采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建了一个烟囱，并且给已经防渗漏的屋侧钉上一些薄片，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边缘刨平整。

这样我有了一个严严实实、钉上木片、涂上泥灰的房屋，10 英尺宽，15英尺长，还有8英尺高的木柱，以及一个阁楼，一个盥洗间，每侧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门对面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准确价格，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但是人工不计算在内，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总数如下。我抄写得如此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说出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更加少了：

木板……8035 美元（多数是棚屋木板）

屋顶及墙壁用的旧木片……400 美元

条板……125 美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243 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 美元

两桶石灰……240 美元（价格高了）

麻刀……031 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片……015 美元

钉子……390 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 美元

门闩……010 美元

粉笔……001 美元

搬运费……140 美元（大多自己背）

共计……28125 美元

这就是所有材料，除了木料、石头和沙子，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木料间，主要用造了房子之后剩下来的材料盖成的。

我本想为我自己造一座房子，要比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更宏伟与华丽，只要它能够使我感到高兴，而且花费也不高于我目前这幢房屋的话。

这样我发现，想要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少于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如果我所说的看起来有点言过其实，我的解释是：我是为人类炫耀，而非为自己；并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并不能影响我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就好像是从麦子上很难将糠秕打掉，不过，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并挺直我的腰杆，这对于道德和身心都是一个极大的慰藉；而且我还决定，决不毕恭毕敬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的房间比我的屋子稍大一点儿，光住宿费就是每年30美元，而那家公司占尽了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建造了毗连的32 个房间，住宿者却因邻居众多嘈杂而深感不便，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我不得不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要，因为，人们其实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为了教育的花费很大一部分都将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要求得到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处理得当，那只消花 1/10 就够了。学生们花费最大的东西，绝不是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账目，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却不需要付费。建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署名捐多少元和多少角的捐款人名册，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一分到底，这个原则实在是未经审慎判断不可遵循的原则——于是招揽了将这件事看做投机买卖的承包商，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开始奠基了，然后，那些学生们据说会适应在这里面住；为了这种失策，一代代的学生就得付出代价。我认为，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然而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却全没有学到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可是，”有人说：“难道你主张学生应该用手去学习而不是用脑？”这并非我的确切主张，我的意思是有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游戏生活，或仅仅研究生活，社会花高昂的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真诚地生活。青年人如果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怎能获得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能懂点艺术和科学知识，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无非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某些教授那里，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观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研究了化学，却不懂得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力学，却不学如何挣来面包；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发现不了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是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或者在一滴醋里全神贯注地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周围转来转去的怪物吃掉。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掘出铁矿石并且熔炼它们，然后他做成了一把折刀，他从书本上所需要知道的知识都学到了——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边从他父亲那里拿到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会有更快的进步？又是哪一个孩子最有可能让折刀割破了手的呢？……让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被告知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兜上一圈，我对这方面的知识肯定知道得更多。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在学习，并且只被教授政治经济学，而作为哲学的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中甚至没有被认真地教授过。这样的后果是，当他正在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的时候，正让他的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对它们很容易产生幻想；却并不总是取得积极的进步。魔鬼早就投了资，后来又持续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不断的计算复利直到最后一笔。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物分开。它们只是改进了目标，却没有改进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了；正如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从缅因州架设一条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流。或者正像一个人热切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交谈，可是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器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不知道说什么。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而不是要说得有意义。我们如此急切地要在大西洋底下开凿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到达新世界，可是说不定传入美国人的宽阔下垂的大耳朵里的第一个消息，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总之，那个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看飞童18 世纪英国一匹著名的赛马。未必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不积攒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知道最快的旅行者是靠着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3英里，车票是90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过去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的工资是60分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晚上之前我就能到了；一星期来，我都是以这样的速度旅行。与此同时，你是在挣路费，并在明天的什么时候到达那里，也可能今晚上就能到达，假如足够幸运及时找到工作的话。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如此一来，即便铁路线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获得那一类的经验，那我就该和你完全断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没有人能胜过它，铁路也一样，即使我们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建造一条供人类使用的绕全球一圈的铁路，相当于挖平地球的整个表面一样。人们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认为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加上铲子这样子铲下去，最终人们能乘火车到达某个地方，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无须花钱；可是拥挤的人群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全部上车！”当烟开始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凝结的时候，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将被称为，也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故”。毫无疑问，挣到了路费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心情和旅行的欲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时间来赚钱，目的是在最没有价值的一段时间里享受一点很成问题的自由，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目的是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其实他应该立即爬上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大喊，“我们修建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糟；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