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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别忘记能源。美国人不仅统治自己，还统治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日本约两亿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正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所有魔鬼。我们独具原子弹的威力，配给制即将结束，价格控制正被取消，在强调自我的浪潮中，汽车工人、煤矿工人、搬运工人、海运工人、钢铁工人，上百万的劳动者不断举行罢工、争取更多利益。星期天早上，在政府大街球场玩棒球和到学校后面的柏油场地上打篮球的全是刚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小伙子，邻居、老表、兄长，口袋里塞满离家的酬金，退役军人法案让他们为所欲为，这在战前是他们不敢奢望的。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六个月后，我们学校的高中班又开学了，大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集体陶醉的最幸福时刻。能量的爆发向四下传播，周围的一切生机勃勃，牺牲和限制已经过去，大萧条也不见踪影，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盖子已被打开，美国人又从头开始，大家齐心合力。

最重要的事件奇迹般结束，历史的时钟重新设定，一个民族的目标不再被过去限制，如果这些不足以令人振奋，那还有周围的一切，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这些孩子应该摆脱贫困、无知、疾病、社会的伤害和胁迫——最要紧的是应该摆脱默默无闻。你不能一事无成！要使自己有所作为！

大家都有潜在的焦虑，每天都能感觉到苦难的持续威胁，只有始终如一的勤奋方能免受其害，对基督教世界普遍不信任，许多家庭大萧条后仍心有余悸，担心再受打击。我们这个社区却未陷入一片黑暗。这里因众人的勤奋而欣欣向荣，生活中有了崇高的信仰，果断地指引人们走向成功，今后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目标就是要有目标，目的就是要有目的。这条规律常在人们的歇斯底里中显现。经验告诉他们只需极少的敌意就能不可挽回地毁掉一生。长辈们因为反复无常而情感负重太多，他们意识到与之作对的一切早已联手，然而这条规律使得社区成为大家难以割舍之地。整个社区总是要求我们不得出格，不得游手好闲，要抓住机会、利用优势、牢记重点。

世代之间差异不小，需要进一步论争的东西也有许多，他们不愿放弃的世界观和所崇尚的原则，随着美国时代几个世纪的流逝，我们一无所获，只是变得老态龙钟。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与我们无缘。我们内部正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敢于离他们多远，这确实令人烦恼、矛盾重重。我们有些人敢于对他们那些令人窒息的观点加以反击，但两代人的冲突从未像二十年后那样剧烈，社区不再因误解成为相互伤害的战场。有的是批评指责让人臣服，年轻人的求变能力被无数种要求、规定和戒律所束缚，这些限制终究无法突破。一条是因我们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而高度推崇，另一条则被时代普遍认为公正，这类禁忌还在我们孩提时候就完全接受，父辈根深蒂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荒唐的反抗意识消解，几乎将所有不当的欲望泯灭。

我们大多数人还需聚集更多的勇气——或者说更多的愚昧——方能挫伤他们要求我们达到尽善尽美的热情，远离许可的范围去自由翱翔。他们要求我们做到既遵纪守法又高人一等的理由是我们良心上无法承受的，因而那些近乎绝对的控制完全落入他们成人之手，通过我们这一代，他们也尽力完善了自己。命运的这种安排留下无关痛痒的斑斑疤痕，却很少听说有人精神失常，至少当时如此。感谢上帝！那些期望的重负并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当然，在有的家庭里父母若将控制闸松动一点会好得多，但大多数情况下，几代人之间的摩擦正好使我们向前迈进。

我这种认为我们乐于生活在此的想法错了吗？没有哪种错觉比得上长辈们的乡愁所引发的幻象，但在塔巴奇尼克泡菜桶的芳香里成长，不可能与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少年相提并论，我这种想法全错了吗？我是否真错了，居然认为就在活生生的现实里，生活的丰富已将我们的情感搅动到某种特殊的程度。哪里还有这浩如烟海的细节将你团团包围？细节，细节的无边无际，细节的威力和细节的沉重——如同你死后坟墓上高达六英尺的尘土一样，这无穷无尽的细节在你年轻的生命里将你环绕。

所谓社区，也许就是一个孩子自然会全神贯注的地方，是孩子们透过表象、了解事物本质的畅通渠道。那些街道里，每一个街区、每一座后院、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每一位朋友家里的墙壁、天花板和门窗，都是如此富有个性，即使五十年后你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渗透更彻底？我们如此敏锐地记录下身边的事物，并用油毯油布、仪式蜡烛、烧饭气味、兰尚台灯和百叶窗标示出社会等级的细微差别。相互之间，我们知道谁的柜子里有什么样的午饭、谁在塞德店里订下哪种热狗；我们了解对方的身体，知道谁走内八字、谁胸部发育了、谁带有发油气味、谁讲话时老吐唾沫；知道谁好斗、谁友好、谁聪明、谁愚笨；知道谁的母亲口音重、谁的父亲蓄胡须、谁的母亲在干活、谁的父亲已去世；我们也多少了解每个家庭因不同情况而面临的人生难题。

当然，还有因贫穷、欲望、幻想和对耻辱的恐惧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强烈动荡。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绝望的思春意念中，孤独而隐秘，尽力约束自己，全靠青春期的不断反省，年轻的旅途才被照亮。好在那个年代，贞洁观念仍居上风，年轻人还热衷于自由和民主一类的国家大事。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在脑海里时常显现，就像当年的同班同学一样还记得真真切切。今天当我们再次相见时，那份强烈的情感也令人惊奇。最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正接近祖父辈当年那把年纪。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现在却了如指掌。一九五〇年一月的那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归属——当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全有了答案，未来的谜底已被揭开——这还不令人惊奇吗？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像我们这么生活过，真令人惊奇。

这是一篇我没有在第四十五次高中同学聚会时发表的演讲词，与其说是讲给大家听，不如说是留给自己。只是在聚会 之后 我才开始构思这篇演讲，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费力琢磨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自己。演讲的口吻对于一家乡村俱乐部的舞厅来说太书生气，也不是这类春风得意的人们到此想听的。从凌晨三点到六点，我冥思苦想，觉得构思还不错，万分激动之中尽量去理解这种重逢内在的凝聚力和将我们像孩童一般联系到一起的共同经历。尽管有贫穷与特权的等级差异，尽管有许多因家庭的争吵留下深刻印象的焦虑——幸运的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些争吵并未带来预料的那么多烦恼——还是有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将大家团结起来。它不只在我们的出生之地将大家连在一起，而且在要去的地方把大家维系，并指导大家如何到达那里。我们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效忠对象、新的内在——一种新的 悠闲状态 ，面对异教徒仍想坚持的反犹太主义也没有那么激动反感。这些转变来自何处？在哪出历史剧里，在丝毫不像伟大的生活舞台的教室里和厨房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粉墨登场？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我们心中的火花？

我从新泽西开车回来八小时后，这些模糊的、让人无法入睡的问题和答案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辗转难眠、烦躁不安，躺在床上不停地琢磨。在新泽西十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家远离那些曾是孩童时代的家园、现在却到处充斥着罪恶、弥漫着毒品的街道，来到犹太郊区的一家乡村俱乐部，这次聚会从早上十一点开始，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持续了整个下午。那是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舞厅里，这群老人都是三四十年代威克瓦西的小伙子，他们原以为铁头球杆（那时被叫做九号球杆）是一块肥鲱鱼。现在我不能入睡——只能记起当泊车员将我的车开到门廊的阶梯前时，这次聚会的总指挥，瑟尔玛·布拉斯洛佛友好地问我是否玩得开心，我告诉她：“就像硫磺岛战役后回到故里一样。”

凌晨三点左右，我下床来到桌前，理不清的思绪在头脑里嗡嗡作响。我伏案工作到六点钟，终于把聚会演讲词写得像前面这样。只是当我用“令人惊奇”这句话把演讲推向感情的高潮后，才使自己不再被感情的力量震惊，并能重新入睡几个小时，或者说多少近似入睡，因为有一半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记叙，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是啊，从高中聚会这么美好的庆典上回来，很难立刻就躲进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才三四十岁，也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三个小时里聚会时的甜蜜感觉就已淡忘。但人到六十二岁，对这类事情就难以把握了，况且刚动过癌症手术一年。不是我想抓住过去的时光不放，而是我现已被它套牢，我看似正远离时光的世界，实际上却在穿越它神秘的核心。

在相聚的几小时里，我们拥抱、亲吻、闲聊、相互招呼和回忆那些长远看来其实并无大碍的令人难堪的往事。“看！谁来了？”、“啊，好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之类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我们是不是曾经……”、“你是不是那个孩子……”相互间所用的这几个词在整个下午任人们不断重复，大家被同时拉进好些个闲聊的圈子，嘴上喊道“别走开，我马上回来！”。当然，也跳舞了。脸贴着脸，迈着过时的舞步，和着“单人乐队”的伴奏，那个伴奏的小伙子留着胡须，身穿晚礼服，额头上扎条红色手巾（他至少是在我们和着《埃欧兰斯》 充满激情的乐曲从礼堂列队出来后，晚了整整二十年才出生的）。他用合成器伴奏，模仿纳京高、弗兰基·莱恩和辛纳屈的风格。在那几个小时里，人们对时间长链，对被称为时间的每一件事情该死的消失过程的理解，像对早上就着咖啡毫不费力咽下甜甜圈一样容易。头扎手巾的单人乐队奏起《骡马车队》，我陷入沉思，时间天使正从头顶掠过，我们生活过的所有时刻都随她的一次次呼吸完结。时间天使当时肯定在场，和我们一起就在雪松山乡村俱乐部的舞厅里听那小伙子模仿弗兰基·莱恩演奏《骡马车队》。有时我看看大家，似乎觉得仍在一九五〇年，似乎“一九九五年”不过是高年级舞会的未来主题，我们都戴着可笑的纸壳面具，装作已接近世纪末的样子。那天下午的时光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某种神秘感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分手时瑟尔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只纪念马克杯，里面橘黄色的薄纸袋装着六个 卢吉拉奇甜饼 ，用橘黄色玻璃纸包好，再扎上橙褐（校园色彩）相间条纹的卷曲绸带。这 甜饼 是来自我们班的学生，一个来自提尼克的面包师的礼物，就像我放学回家吃上的那么新鲜，那时则由我母亲打麻将的俱乐部里的一个菜谱销售商烘烤。离开聚会不到五分钟，我就剥掉双层包装，将六个 甜饼 全吃下，每个蜗形面团沾满糖粉，缝里夹着细小的葡萄干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这些小东西，感受到面粉与黄油、酸奶酪、香草、奶油、蛋黄和蔗糖混合的多种滋味，这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东西。此时我或许也能体会到某种东西从我内森身上消失，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当他辨别出“ 玛德琳蛋糕 的味道”：对死亡的焦虑，从他马瑟尔身上消失一样。普鲁斯特写道：“只需一尝，‘死亡’这词……就对他毫无意义。”我于是狼吞虎咽，不停地将这种渗透油脂的东西塞进嘴里，但到最后也没有类似马瑟尔那样的运气。

再谈谈死亡和欲望，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种可以理解的极端要求，预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随便怎样观察死亡， 无论什么 ，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们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上所说，毕业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现住在佛罗里达……兆头不错，这意味着我们在佛罗里达现有的人还是比死去的多一点（多六个）。另外，整个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里都将这些男人戏称为男孩，女人戏称为女孩。有个从佛罗里达赶来的男孩告诉我，在下飞机后从纽瓦克机场到利文斯敦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车急忙赶路，却两次被迫到加油站找厕所，只因受不了身体颤抖。这人叫门蒂·格里克，一九五〇年被选为班上最帅的小伙子。在一九五〇年，他是个身材魁梧、睫毛长长的美男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吉特巴舞者，喜欢四处对人叫喊：“帅呆了！”他有一次被他哥请到奥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里到处是拉皮条的，实际上也就在离他父亲开的布兰夫德酒馆不远的街角。他后来承认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机械插图》杂志，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干事”——门蒂算得上是班里最像少年犯的一个了。正是这个门蒂·格里克（现在叫伽哈）带我去亚当斯剧院听伊利诺斯·贾奎特、巴迪·约翰逊和“纽瓦克本地的”莎拉·沃恩唱歌。他曾买票请我去听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乐会。他在一九四九年还搞到票，和我一起到桂园观看美国黑人选美大赛。门蒂曾三四次带我到泽西电台（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比尔·库克的现场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卧室的黑暗之中聆听比尔·库克的“音乐大篷车”节目。开场曲为艾灵顿的《大篷车》，那极富异国情调，饱经沧桑，兼有非洲与东方的节奏，肚皮舞的鼓点，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听。就是紧裹在母亲刚刚洗过的被单里，公爵亲自演奏的《大篷车》还能令我冲动不已。先是“咚！咚！”的开场鼓，开士巴声中传出悠扬婉转的长号声，再就是舞蛇的长笛徐徐吹起。门蒂把它叫做“勃起的音乐”。

到WAAT电台比尔·库克的工作室去时，我们乘14路车到市里，几分钟后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他玻璃隔间外面的椅子上，比尔·库克将离开麦克风出来见我们。唱片机上放着“黑人音乐”，此时听众们正悠闲在家，库克诚挚地与两个瘦高的白人机灵鬼握手，他们身着从亚美利加商店买来的单排扣西装和从专卖店买来的衬衣，大翻领。（我身上穿的是专为这晚上的活动而从门蒂那里借来的衣服。）“我将为你们放点什么？”库克优雅地向我们问道，那种圆润共振的嗓音是门蒂在电话里和我闲聊时总爱模仿的。我点的是那种音调优美的东西，如戴纳·华盛顿“小姐”、萨万娜·邱吉尔“小姐”等——在当时音乐主持人放的这些性感“小姐”音乐是多么吸引人啊——而门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赏水平在种族上要权威得多，他点的音乐家则是通俗沙龙钢琴手罗斯福·塞克斯、艾伟里·乔·亨特（“ 当 我失去 心爱的 ……我 几 …… 乎发疯 ”）等。门蒂似乎特别喜爱一个四人乐团，叫做“ 雷 —奥—沃克斯”，特别加重第一个音节，完全就像来自南方、放学后为门蒂父亲商店送货的黑人小伙子梅尔威·史密斯那样发音。（门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货。）门蒂有天晚上大胆地陪梅尔威·史密斯到灯塔街保龄球馆上面的俱乐部——利洛伊德馆里听比博普爵士乐现场演奏，白人很少到那里去，只有音乐家无畏的苔丝狄蒙娜 才会去冒这个险。也是门蒂·格里克带我第一次到市街的电台录音棚，从十九美分的柜子里挑选便宜的唱片，并在隔间里试听后再买。战争期间为了鼓舞国内战线的士气，七、八月份每周一个晚上在政府大街广场举行舞会，社区的大人小孩和学童们玩到深夜，围绕我们在夏天没完没了地打棒球的油漆过的白色垒座欢笑着来回奔跑，门蒂常常到热情高涨的人群里乱窜，鼓动那些愿意听没有格伦·米勒和汤米·道尔西那么出名的音乐的人到学校后面昏暗的泛光灯下跳舞。也不管插满旗子的台上正演奏着曲子，门蒂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奔忙，嘴里唱道：“卡尔 多尼 亚，卡尔 多尼 亚，是什么让你的大脑袋如此 坚硬 ？岩石！”他一边唱，一边欢快地宣布“免费”，就像路易斯·乔丹和他的鼓吹五人组乐队的音乐一样狂热。不管哪个敢死队员只要想听这类音乐，不论何时，或因何种怪异的原因（玩小赌注的七张牌游戏，无数次地看他抽屉里廉价“色情连环画”中的画片，或偶尔围成圆圈手淫比赛时），他都乐于分享。没其他人在家时，我们便钻进他那邪恶的卧室。

门蒂曾是威克瓦西最聪明的男孩，差不多是众人仰慕的孩子榜样，性格游离于轻微的令人讨厌的肤浅平庸与大胆的让人羡慕的离经叛道之间。现在还是这个门蒂，到了一九九五年，忽然回来却举止无礼，既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在不断冒犯他人。这个矮小机灵、肮脏龌龊、疯狂愚蠢的门蒂·格里克还是来了，并没有待在牢里。（他曾劝我们在他卧室地板上坐成一个圈，四五个敢死队员褪下裤子，为赢得放在中央罐子里的几美元，比赛看谁先“射精”。那时我就认为他最终肯定会被关进去。）他也没下地狱。（当他在利洛伊德馆差点被一个有色人小子刺死时，我认为他肯定会到那里去。那小子“大麻烟抽多了”，或其他原因，反正都一样。）门蒂只是个退休的餐馆老板，他有三家名叫加尔斯格里尔的牛排餐厅在长岛的郊区，没有比第四十五次高中班同学聚会更让他声名狼藉的地方了。

“门蒂，你不必担心。你身体还是不错的，容貌依旧，真令人惊奇，看起来很好。”

他确实这样。他经常晒日光浴，身材修长，是高个脸窄的慢跑者，身着黑色鳄鱼皮长靴和黑色真丝衬衫，外套绿色羊绒夹克。只是长满银白色头发的脑袋看上去不太像他的，似乎是一个讨厌鬼因曾经那样生活过而遭到的报应。

“我注意身体，那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给笨狗打过电话。”马迪·“笨狗”·谢福是我们三人在玩棒球时组成的敢死队里的明星侧掷球投手。从这次聚会的名册看，他注明的是“金融顾问”（这似乎与我记得的不同，当年他特别怕见女孩，这个娃娃脸的笨狗曾把朝着墙壁扔硬币的游戏当做青春期的主要消遣），他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四岁和三十一岁，有两个孙辈，分别为两岁和一岁。门蒂说：“我告诉笨狗，如果他不坐在我旁边，我也不来。在我干的这一行，我不得不和真的笨狗打交道，应付该死的暴徒。但这次我从一开始就应付不了。跳级生，不止两次，而是三次，我不得不停车去方便。”

“是啊，”我说，“多年来我们尽量将自己涂抹得让人看不透，而这恰恰把我们直接拉回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的年代。”

“是吗？”

“可能吧。天晓得。”

“我们班上有二十个死了。”他给我看小册子后面标题为“纪念”的那一页。“有十一个男生死了， 两个 是敢死队的，伯特·贝格曼和尤迪·奥伦斯坦。”尤迪是笨狗的棒球搭档，伯特是二垒球员。“他们俩都死于前列腺癌，又都在这三年里。我常查血。自从听到尤迪的事后，我每六个月查一次。你检查过吗？”

“我查过。”当然，我再也不会去查了，因为已经没有前列腺了。

“多久一次？”

“每年。”

“那不够，要每六个月一次。”

“好吧。我一定去。”

“你还是不错吧？”他抓住我的肩问道。

“我身体很好。”

“嗨，我教你手淫，还记得？”

“我记得你干过，门德尔。我自己想干之前三四个月你就随时要我干，你常使我那样。”

“是我。”他承认，并大声地笑，“是我教跳级生祖克曼手淫的。这份荣耀属于我。”我们这日益缩小的敢死队运动俱乐部的秃顶一垒手和白发左边外野手拥抱在一起。透过他的衣服我触摸到的身躯证明了他将自己保护得多么好。

他高兴地说：“五十年过去了，我还在保持敢死队里的纪录。”

“别太自信，问问笨狗。”

“听说你患过心脏病。”他说。

“没有，不过是心脏分流术，几年前的事了。”

“讨厌的分流术，他们将管子插进喉咙，是吗？”

“是。”

“我见过妻弟插着喉管的样子。我也最想来这么一下！”门蒂说，“我不想以最糟糕的方式来这里，但笨狗老是打电话说‘你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我一再告诉他‘我 一定能 ，笨狗，我不得不！’我真蠢，还是来了，翻开小册子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讣告。”

趁门蒂去拿饮料和找笨狗时，我在手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面写着：“退休餐馆老板，孩子有三个，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三岁和二十八岁，孙辈有六个，分别为十四岁、十二岁、九岁、五岁、五岁和三岁。”六个孙辈中有两个好像是双胞胎，也许是他们使得门蒂如此惧怕死亡，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依旧到妓院狂欢和穿时髦服装。我当时该问问他。

那天下午我应该问大家许多问题。尽管有点遗憾，但我也知道对于我的那些总是以“不管怎样……”开头的问题，他们的答案也不会让我明白为什么自己有那种离奇的感觉： 看不见的 事情的发生和亲眼目睹的一个样。只需一个姑娘在拍全班合影时对摄影师说“注意别拍下皱纹”，只需和其他人一道对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开怀大笑，就能感觉到命运这个文明世界最古老的谜，也是大学一年级的希腊罗马神话课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当时我写的是“命运是被称做莫依雷的三个女神，克洛托纺制生命之线，拉刻西斯掌握生命长短，阿特罗波斯剪断生命之线”。命运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平常的事情却变得不可思议，比如照相时我站在倒数第三排，一只手搭在马歇尔·哥尔德斯泰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七岁，有两个孙辈，分别为八岁和六岁”），另一只搭在斯坦利·威利科夫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有三个孙辈，分别为五岁、二岁和八个月”）的这种情形。

纽约大学有一个名叫乔丹·维萨的年轻的学拍电影的学生，他是后卫弥尔顿·维森贝格的孙子，和弥尔顿一道来拍一部我们聚会的纪录片用来交某个课程的作业。当我不时地在房间里四下转悠，以自己过时的方法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时，我听到乔丹正用摄影机采访他人。六十三岁的马里琳·克普里卡告诉他：“这不像其他学校，孩子们不错，老师也很好，我们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只是嚼口香糖……”六十三岁的乔治·克斯岑鲍姆也说：“是这周围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孩子……”也是六十三岁的里翁·古特曼插话道：“说心里话，这是我相处过的最聪明的一伙人……”“学校在那时完全不同。”同样年龄的劳娜·瑟格拉说。“一九五〇年？只不过才过了几年时间，乔丹。”对另一问题，劳娜这么笑着回答，但笑容里没有太多的欢乐。

有人对我说：“当人们问我是否和你一道上过学，我常告诉他们你怎样在威拉克的课上为我写那篇作文，《红色英勇勋章》。”“但我没有。”“你有过。”“我对《红色英勇勋章》知道什么？直到上大学我才读过这书。”“不，你替我写了关于《红色英勇勋章》的作文，我得了个优加。我晚了一个星期才交上去，威拉克对我说：‘值得等这么久。’”

和我讲话的这人，小个头，神情阴郁，白胡子修剪得很短，一只眼睛下有道吓人的伤痕，两耳都戴着助听器。时间在每个人身上下了一番工夫，而在一些人的身上下的工夫更多。那天下午我见到很少几位这样的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拄着拐杖和我说话，呼吸沉重。我没认出他，离他多近我也认不出，即使从戴着的姓名牌上知道他叫艾拉·珀斯勒，我也想不起。谁是艾拉·珀斯勒？特别是我根本就不行，为什么要那样帮他？我真为艾拉写过那篇作文却连那本书都不屑于读一读？艾拉说：“你父亲对我很好。”“是吗？”“我的一生中和他待在一起的那几次使我对自己更满意，比和我自己的父亲度过的整个生命都好些。”“我不知道这些。”“我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是个非常边缘的人物。”“他干什么的？给我点提示。”“他靠擦地板为生，一生都在擦地板。你父亲总是鼓励你好好学习，我父亲要我干的事，是给我买一套擦鞋工具在报摊前挣点钱。那就是他要我毕业后干的。蠢极了！在那种家庭真叫受罪。真正愚蠢的家庭。和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你会被自己的父亲踢到一边，内森，会最终变成脾气暴躁的家伙。我有个兄弟，我们不得不把他放进精神病院，你不知道这些，谁也不知道。我们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不允许。他叫艾迪。比我大四岁，常常暴怒，将自己的手咬得鲜血直流。他叫起来像只郊狼，直到父母亲使他安定下来。在学校，当人们问我是否有兄弟或姐妹，我就写‘一个也没有’。我在大学时，父母给精神病院签了许可书，让他们给艾迪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之后他就陷入昏迷，最后死去。你想像得到吗？让我到市街法院外面去擦鞋——这就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那你干什么？”“我是个心理医生。我是从你父亲那里得来的鼓舞。他是医生。”“不准确。他穿着白大褂，但只是个看脚的医生。”“每次和伙伴们到你家去，你母亲总端上一碗水果，你父亲常对我说：‘艾拉，对这事你怎么看？艾拉，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有桃子、李子、油桃和葡萄。我家里从未见过一个苹果。我母亲已九十七岁了，我现在给了她一个家。她坐在椅子上整天哭泣，说实话，我认为她并没有在我小的时候那么伤心。我猜你父亲去世了吧？”“是啊，你的呢？”“我的那位等不及想死。他把失败真的看得很重。”而我仍搞不清艾拉是谁或他谈了些什么，因为就我所记得的而言，那一天也同所有经历过的每天一样，超出可以回想的范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哪怕有许多个艾拉·珀斯勒和我面对面站着相互作证。我最多能猜到的是，当艾拉在我家受父亲鼓励的时候，我还未出生。有关父亲问艾拉的看法，以及他吃着我家水果的情形，我绞尽脑汁也没有一丁点印象。有些事从你大脑里慢慢消失，直到完全遗忘，只因它们不够重要。它就属于那一类。而我所完全遗忘的东西却在艾拉身上扎下根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所以你不必非要看得比艾拉和我远，才懂得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总认为除了我们自己，大家都错了。我们忘记事情不只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当它们太重要了，也会忘记，因为我们每个人记忆和忘却的模式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成为和指纹一样独特的身份印记。难怪现实的碎片被有的人像传记那样看重，而对其他人，比如说在同一个餐桌上吃过成千上万次饭的人，只不过像任意渲染的虚构物。但没人会交上五十美元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只为了对另一个人固有的看法表示抗议。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天下午最大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自己还未被登在“纪念”那一页。

“你父亲去世多久了？”艾拉问我。“一九六九年，二十六年前。很久了。”我回答道。“对谁？对他而言？我不那样认为。对死去的人来说，微不足道。”这时，我听到就在我身后，门蒂·格里克对人讲：“你把谁搞了？”“洛雷勒。”另一人答道。“是啊，每个人都搞了她，我也是。还有谁？”门蒂说。“黛安娜。”“对，黛安娜。没错。还有谁？”“瑟尔玛。”“瑟尔玛？我没想到。”门蒂说，“听到这些我很吃惊。不，我从未想搞瑟尔玛，太矮。就我来说，军乐队的女领队最好。放学后看她们在运动场训练，然后回家手淫。涂了粉饼，可可粉色的粉饼，在她们的大腿上，那使我发狂。你们注意了吗？小伙子总的说来还不错，很多人有成就。但姑娘们，你们看……不，第四十五次聚会不是来看臀部的最好时间。”“真的，真的。”另一位说道。这人讲话很轻，似乎没有在此发现门蒂那种任意发泄的怀旧情感。“时间对女人很残酷。”“知道谁死了？伯特和尤迪。”门蒂说，“前列腺癌。到了脊骨，扩散了。将他们消耗光了。两个都一样。感谢上帝，我去检查过。你们检查了吗？”“什么检查？”另一个问道。“该死！你没检查？”“跳级生，梅斯纳没有检查！”门蒂说道，把我从艾拉身边拖开。

梅斯纳现在已是梅斯纳先生了。阿贝·梅斯纳，矮个子、肤色黝黑、体格魁伟、伸颈屈背，是梅斯纳清洁公司的老板——“五小时清洁服务”的招牌挂在政府大街上，一边是修鞋店，那里总播放着意大利电台的节目，人们坐在半高的旋转门后面等拉尔夫修鞋跟；另一边是洛琳的美容院，我母亲曾从那里带回一本《银幕》杂志，我在上面读到一篇题为《乔治·拉夫特是个孤独的人》的文章，令我非常惊讶。梅斯纳夫人，像她丈夫一样是个体格健壮、普普通通的矮个子，和丈夫一起打点公司的事务，有一年曾和我母亲在政府大街上一个售货亭卖战争债券和邮票。他们的儿子阿伦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同上学，跟我一样在小学里跳级。阿伦·梅斯纳和我常被老师扔进同一个房间，遇到重大节日的集会需要演戏时就叫我们拿点节目出来，好像我们俩是乔治·考夫曼和摩西·哈特 一样。战后有好几个赛季，梅斯纳先生——奇迹般地——成了纽瓦克熊队和扬基3A乡村队的干洗匠。有一年夏天，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我被阿伦招去帮他把为熊队干洗好的队服送走，换了三次公交车，穿过威尔逊大街，来到拉贝特体育馆的俱乐部。

“阿伦，天哪，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还能是谁？”他答道，捧着我的脸吻了一下。“阿尔，”门蒂嚷道，“告诉跳级生，你听到希里马跟他妻子说的什么。跳级生，希里马娶了个新妻子，有六英尺高。三年前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他很沮丧。心理医生对他讲：‘我让你想像一下你妻子的身体时，你会怎么想？’希里马说：‘我想我会割开自己的喉咙。’所以他就离婚了，然后娶了这个非犹太人秘书，六英尺高，三十五岁，大腿长得不得了。阿尔，告诉跳级生她说些什么，这 长 腿子 。”我们俩这么笑着紧抓住对方肌肉减少的手臂，阿伦说道：“她说：‘为什么他们都叫马迪、犹迪、杜迪和图迪？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为什么要叫图迪？’希里马对她说：‘我真不该带你来，我知道不应该。我也解释不清。 没有谁 能够解释，这 不能 解释， 就那么回事 。’”

那么，阿伦现在怎么样？由干洗匠养大，放学后为干洗匠干活，他本人也恰似一个干洗匠，现在却成了帕萨迪纳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父亲的袖珍清洁器商店里，有一幅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加框凹版相片挂在熨烫机上方，旁边是市长梅耶·艾伦斯坦的亲笔签名照片。阿伦告诉我他曾两次担任共和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大会时，我想起了这些照片。当门蒂问阿伦是否能给他几张玫瑰碗球场的票，我常和阿伦到布鲁克林去看道奇队星期天的两场连赛，那一年罗宾逊登场。我早上八点出发，就在街角乘车到宾夕法尼亚车站，转地铁到纽约，再转地铁到布鲁克林，来到艾比茨运动场，从午餐包里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时人们还未开始击球练习。球赛一开始——阿伦就用他持续高亢的嗓音对联赛进行全程讲解，把我们周围的人都逼疯了——还是这个阿伦·梅斯纳，从夹克里掏出小笔记本仔细记录。我从他后面瞥了一眼，只见他写下：“为门蒂·G搞玫瑰碗的票。”

没什么意思？不精彩？无重大事情发生？是啊，你怎么理解得看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以及你面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阿伦·梅斯纳不能说是来自默默无闻的家庭，但一想起他像个乡下佬似的在艾比茨运动场不停地叫喊，想起他在冬天临近黄昏时，光着脑袋、身穿短呢大衣，在我们那些街道上运送干洗衣物，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注定不能享受玫瑰联赛这类事物。

很少有谁能坐在一个地方吃鸡肉饭吃这么久，差不多过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大家享用了果馅卷和咖啡后，宴会才算结束。来自梅普尔的孩子们登上演奏台唱起梅普尔大街校歌，一拨又一拨的同学再到麦克风前说上几句，如“这一生值得”或者“为你们大家感到自豪”，人们相互拍拍肩，搂在一起，组织聚会的十人委员会在舞池里列队举起手来，单人乐队奏起鲍勃·霍普主演电影的主题歌《感谢记忆》，我们为他们的辛勤劳动鼓掌致谢。马文·勒博，这个“撒一次尿都比我对自己的两次婚姻更深谋远虑的家伙”，给我讲了他付离婚赡养费的烦恼。他父亲曾把一辆庞蒂克汽车卖给我父亲，以前我们去叫马文出来玩时，他都给我们这些孩子每人一支大雪茄。以前对人最和蔼的朱里尔斯·平卡斯，因移植手术后的长期恢复吃了不少环孢素，现在颤抖得很厉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验光配镜业。他平静克制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带着一只新换的肾前来聚会：“若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在去年十月死于脑出血，我现在也活不了。”希里马身材高大的年轻妻子对我说：“你是这班上的作家，也许你能解释这些。为什么他们都叫犹迪、杜迪、马迪和图迪？”谢利·明斯科夫，敢死队的另一位球员问我：“你在麦克风前讲你没有孩子，这是真的？”我点了点头，他大吃一惊。他抓住我的手说：“可怜的跳级生。”只是在所有这些都结束后我才发现杰里·利沃夫就在我们中间，他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