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返乡是一场价值重建
我曾经是一名记者,虽然曾每年发表几十万字,但是写书,这是头一回。
这里记录的,是我从 2009 年起,一边返乡创业,一边游学世界,所做的和所看见的事。
上篇主题是“从故乡出发”,我讲自己的创业经历。
下篇主题是“从世界回来”,我讲自己的游学经历。
虽然,我游学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但是,在本书中我集中写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案例,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乡村要振兴,首先最值得借鉴的便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比较遗憾,韩国我一直都没有去,以后一定要去的。其他国家的案例,我以后再写。
周游世界回来,我明白了,返乡潮是一种全球现象,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达以后的产物。中国出现返乡潮,不是偶然的,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今,返乡潮初起,返乡的人怀抱各种动机,各种观念,优的劣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正在中国乡村上演一场大戏,于是喜剧、悲剧都在发生。
我希望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少走弯路,千万别把中国乡村破坏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就先来剖析我自己吧,一边自省,一边反思,带大家一起来思考,返乡潮对个体,对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醒了
我是一个生活、工作在上海十余年的海南人。根据相关户籍制度,我虽然毕业于名校,却不能落户在上海。 2005 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来上海《新民周刊》工作时,我不得不把户口从南京迁回我的出生地——海口的一个火山口古村落。
除了大学四年,从户籍上看,我一直是一名火山村人。
也好,我是一个有根、有故乡的人。
不过,户口并没有拉近我和故乡的距离。我很喜欢上海这个工商业发达的文明社会,尤其喜欢这里的人们视野开阔、观念领先、生活方式新潮。早些年我回到海南还吹牛皮说,上海文明比海南文明超前很多很多年,可见我是多么狂热地爱上海。可是,有一天我觉醒了,那是 2009 年,作为《南风窗》记者的我去台湾采访,“遇见”了台湾的返乡潮,被点醒了。
记者、作家、陶艺师、企业家、教育家……台湾各类社会精英都在做一件事情:乡村再造。台湾这个社会,已经有一群人怀抱不一样的价值观在过自己的日子,赚钱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最重要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不论是更重视生活品质,还是更关注其他价值——有机农业、村落保护、慢生活,等等,于是他们选择再造乡村。
我被这群台湾社会精英的价值观所吸引。
“返乡”这个新事物,让我欢欣雀跃。
依然记得,采访行程结束,台湾两位记者朋友陪我上台北阳明山喝咖啡,我跟他们激动地描述:在海南岛,有一个火山口古村落,依然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传统农村,连自来水都没有,几乎年年干旱,种下的荔枝树几乎很少碰上丰收年,农家的日子得过且过。而它就是我的故乡,我要回去再造故乡。那天从阳明山下来,雨后见彩虹,而且是双彩虹。台湾记者笑曰:做白日梦的人,遇见彩虹就能实现愿望。
从台湾回来一个月后,我就真的返乡了。
从 2009 年起,我回到故乡,带村民们一起挖水井、盖水塔、修山地自行车道、建民宿、创“火山村荔枝”品牌……转眼,已经第 10 个年头了。我最开心的是,火山村的人们再也不用看天吃饭,加上村人非常勤劳,一边种瓜菜,一边种荔枝、黄皮等热带水果, 70 来户人家( 300 多人)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楼房,这几年一下子买了 20 多辆小轿车,从村口到海南的中线高速公路美安互通只有 800 米,我们也修了 3.5 米宽的连接道路。最近政府还拨了 300 多万元下来,要把这条道路升级为 6.5 米宽的“乡村旅游公路”。
再造故乡,真的让火山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火山村依然是一个活着的村落,一个生机勃勃的小村庄。
返乡潮
不只是我,返乡的路上已有很多返乡青年,在全岛各处耕耘。
有的,回到万宁老家,复兴海南四大名菜之和乐蟹产业;有的,回到澄迈创办网店协会,把一个县的电子商务办得有声有色;有的,回到定安村子里,实践乡村再造;有的,回到博鳌海边,开起主题餐酒吧,一年营业额上千万……大家不仅回到故乡,而且快乐留乡。 2012 年,我们开始串联在一起,办起了全国返乡论坛。
2017 年,返乡论坛办了五届后,因为募款难,我们暂停了。
一群草根的返乡青年,募款近百万,在海南岛操办一个面向全国返乡青年的年会,其实是“自不量力”的,后来募款越来越难。但是,因为办了五届论坛,我们这些远在海南岛的返乡青年社群串联起来了,又跟全国各地的返乡青年串联起来了,互为榜样,相互鼓舞,让孤独难行的返乡路变得明亮而温暖了许多。
我相信,返乡青年会一点一滴做出改变的。这是一场由下而上的再造故乡行动,也是这个国家的青年价值观的重建现场。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再以金钱挂帅,而是努力去寻找新的人生价值。这新一轮的“上山下乡”,没有人逼迫我们,我们是自愿的。媒体上多用“新农人”概括返乡青年,也许,用“自愿农”更形象。
老实说,返乡潮涌来的速度和广度,超过我的想象。分析起来,至少有几点原因:
一、乡愁泛起,从中南海到微信朋友圈,乡愁成了人们的集体心结。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直书“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重塑了人民对故乡与乡村的想象。希望在田野上。
二、北上广等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年轻人不得不逃离。逃离的人,不论是回到自己的故乡,还是去了其他地方,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莫干山、杭州、厦门、大理等地掀起民宿潮,就是铁证。乡村,让生活更美好——这个理念正在慢慢流行起来。
三、再造故乡成为社会共识。 2014 年,我和其他三位青年赵翼、刘敬文、钟文彬成立 Farmer4 新农人组合办千人演唱会,至今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办了 4 场,每一场都得到上千粉丝和主流媒体的热烈捧场。我们通过倡导“再造故乡”理念,上了《南都周刊》杂志封面,上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上了中央电视台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节目。
四、返乡人的自我价值追求。这跟上面提到的台湾返乡精英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每个人都来当自己人生的主角。
总之,从 2017 年起,返乡潮清晰可见地来了。
新财富
返乡,一种是返回自己的故乡;一种是返回到别人的故乡。日久他乡是故乡,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成功案例来看,很多是返回外家乡下,即回到老婆出生的乡村创业。乡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旧有的人脉网络对返乡者而言是一笔可贵的社会资本。
不过,对于返乡,我还有另外一层理解,我认为可以分为物理返乡(身体的返乡)和非物理返乡(知识、智慧、资源等的返乡)两种。我尤其强调,需要有一批非物理返乡的人在城市搭平台,开展消费者共同购买运动、农夫市集、终端门店等工作,为物理返乡创业的人联结城乡,通过城乡互动互助,让物理返乡创业的人有市场的保证。
返乡不是号召逃离城市,而是恰恰需要一大批人去做对接城乡的工作。
当然,我们更需要成千上万个返乡青年去改变一个个小地方,让政府和社会看见返乡青年的力量,看见自下而上再造故乡的力量。我们不需要政府颁发命令,再来一场自上而下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政策鼓励青年返乡,并为返乡青年提供金融扶持等帮助,让真正有志于改变中国乡村落后面貌的人回到故乡,再造故乡。
最近,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乡村振兴 30 年后,我的故乡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有必要为故乡注入美好的元素。
你听说过“国家快乐力”这个概念吗?我想说,返乡青年再造故乡的行动,就是一种国家快乐力的叠加运动。个人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每个返乡青年不断地摸索展现自我的快乐生活方式,就是在共创一个快乐而美好的社会。
我在村里文化室的墙上写了一句大标语——让人民看见财富,再造魅力新故乡。注意,我没有写成“让人民看见金钱”。在我看来,除了追求金钱,我们更要追求健康、快乐、知识、家人、朋友、品味、风格、美学、分享、知足、公平等“新财富”。
返乡青年应该在创造“新财富”上大有作为。
在书里,我写了两个特殊的台湾案例,一个是环境公益信托,一个是共同购买运动。在台湾,实践者都已经走过了 20 年左右的历程;但是在大陆这边,一点苗头都还没看见。可是,我依然觉得,这两个案例很有价值。环境公益信托,其实就是动员整个社会“出钱出地”,一起来保护环境,未来可以成为中国乡村生态保护的解决思路之一。共同购买,本质上是消费者组织起来直接跟农夫买,不仅不是买便宜,反而是支持生产者,这种消费观念酷不酷?
所以说,乡村振兴要多鼓励用新观念创造新价值,创造新财富。
从乡村出发,从世界回来 ——这句话最早是我为 Farmer4 千人演唱会宣传海报写的文案。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不应该闭门造车,而是要去世界看看,吸收先进的理念、路径和经验。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乡村振兴,我们也应该打开村门。“从世界回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欢迎从世界回来的各种人物进入乡村。
没有新村民的加入,光靠老村民的力量,是不可能再造新故乡的。点亮乡村振兴的是人,这个人,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人,更要欢迎村门以外的人。引人比引资更有价值,引创业者比引企业投资对乡村更友善,也更受老村民的欢迎。这几句是我最想说的话。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