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事会”到“产销班”
2014 年 3 月,哈佛大学社会企业年会邀请我到哈佛商学院演讲。
在哈佛,我分享自己返乡创业的经历。哈佛的学子们很好奇,为什么一个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好好的“阳光大道”不走,放弃极有光环的记者职业,返乡卖荔枝?
面对他们的疑惑眼神,我在演讲当场做了一个判断:未来 5~10 年,中国一定形成一股轰轰烈烈的精英返乡创业浪潮!然后,我提示他们:“如果你们没有人相信这个判断,没有人用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个判断,那它就是一个虚幻的梦。”
结果是,掌声四起,非常响亮!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真的是 5 年后的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被正式列为“国家战略”,立刻掀起一场比我们期待的还要轰轰烈烈的返乡浪潮。
不过,作为一名实践者,我却要坦率地说,乡村振兴之于行动者,并非是一个敲锣打鼓的过程,而是一把辛酸泪。
非物理返乡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一名“非物理返乡者”。
“物理返乡”和“非物理返乡”,是我们通过“全国返乡论坛”提出来的两个新概念。我生活在上海,有家有老婆有孩子,并没有全身心回到海南岛。但是我在上海做的事情,几乎都跟火山村有关。一年中,我不停地从上海飞回到海南岛,去做社区营造,去经营民宿,去经营火山村荔枝品牌,这就是我的“非物理返乡”真面目。
我们确实需要在都市里留很多空间,留很多想象,给那些没有“物理返乡”的人,或者给那些有故乡但是回不去的人,甚至是给那些没有故乡可以回去的人,给他们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来加入乡村振兴大业,一起来“再造故乡”。
2013 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我留意到日本的返乡浪潮,有 3 种形式:一种是乡村孩子进城读书工作后又返回自己的故乡;一种是乡村孩子进城读书工作后去到别人家的故乡——其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去到老婆的故乡;还有一种是,大都市的孩子向往乡村,甘愿作别大都市,辞掉工作,甚至卖掉房子,跑到乡村去打造新人生。
从 2009 年开始,我回到自己的故乡,创建博学生态村,修山地自行车赛道,修文化室,搞韩国艺术家驻村创作计划,再到 2014 年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有社区内部的摩擦,也有与地方政府的磨合,酸甜苦辣咸都有。
2014 年,我读到一句话——“从村落出发,从国际回来”,很喜欢,把它改成“从乡村出发,从世界回来”,当作当年组建的 Farmer4 新农人组合的广告语。
虽然做社区营造的过程有很多困惑,但我确实从“世界”吸取了精神养料。譬如, 2014 年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在肯尼迪学院读到了一句标语“ Ask what you can do ”,这句话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的。后来我去哈佛的邻居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又读到一句标语“ Great ideas change the world ”。这两句话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返乡做事的过程中,一旦遇上困难,我都会用这两句话来自勉。
做事就好
我返乡,有一位贵人一直在点拨我。他就是张光斗先生,台湾点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在我出发的时候,他跟我说,只要你做一件对的事情,一定感动很多人,他们会站出来支持你,助你成功;当我遇到坎坷的时候,他跟我说,有时候,原地打转转几圈再出发会更好,欲速则不达;当我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时候,他跟我说,人生有转弯才有美好,被迫转弯往往不理想,主动转弯才会赢得华丽转身。
下面,我要讲的便是一个“主动转弯”的故事。
2014 年,我主动把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暂时搁置了,重起炉灶,从社区产业振兴出发,成立了火山村荔枝产销班。当然了,哪怕是主动转弯,也会有风风雨雨的。
4 月底,我接到“情报”,有一桌村民酒后发飙,质疑我在产销班上跟 12 个荔枝农开个会后就“单独行动”,去腾讯公益平台募捐为村里挖一口井,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们问:“这个事情,你经过村民小组组长同意了吗?这个事情,你经过全体村民同意了吗?”去腾讯公益平台募捐,只要你是一个公民,就可以去做的,但是你是博学生态村的一员,你去做,就会遭遇这种质疑。
从“理事会”过渡到“产销班”,许多无奈在其中。
2009 年的时候,我开始返乡,首先成立了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那时村民小组组长叫王才运,胸怀大,我说什么他都说“好,干”。第一届理事会执行理事长陈良荫也是个干才,我们“三驾马车”一启动,就干了很多事情,修水塔,修山地自行车赛道,修文化室……第二年,换了新村民小组长,他还是乐意跟我互动的,因为他知道我有能力导入资源,但是这个人领导力有问题,也不太喜欢与理事会互动,再加上第二届理事会执行力出了问题,直接导致了理事会形同虚设,名存实亡。
3 年之后,又换了一位新村民小组长,我怕引起“乡村权力之争”,不想再启动理事会。 2014 年初,在一次全体村民会议上,我们有过一次理事会存废的争论,我体会到村民认识到理事会的运行“动力不足”这个真相后,更觉得有必要将理事会搁置了。
这种局面,在政治上的专业术语叫“合法性问题”。
理事会如何跟村民小组组长互动,理事会如何跟村民互动,在理事会运行了两届以后,我们反而困惑了,不知路在何方。这里面除了人的因素,根子里还是乡村政治那点事。经过 2014 年一整年的“原地打转”, 2015 年初我召集荔枝农成立了火山村荔枝产销班,我希望跟村民小组组长撇清关系,希望跟乡村政治撇清关系,从乡村产业再造的角度,用商业的手段解决问题,通过做火山村荔枝买卖,顺便做社区营造。比如,我在跟荔枝农开会时,就提示他们,就把我当作一个“经销商”看待,如果你们想把自己的荔枝卖个好价钱,就好好跟“经销商”合作,仅此而已。
像 2014 年秋天,我带荔枝农去台湾考察有机农业,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放在以前,首先要在理事会上吵半天,争论“谁去”,然后,再到村民代表大会上吵半天,还是争论“谁去”。人人争利,有利必争。去台湾考察的成员,我们采用的是邀请制,谁跟我们合作卖荔枝,当然就邀请谁去,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费用部分,荔枝农承担 3000 元,其余部分销售团队通过义卖募款解决,实际上我们平均一个人支出了 1.1 万元。
我们从台湾回来不久,第二届执行理事长跑来质问我,为什么去台湾他没有份,我们解释说,花的是卖荔枝得来的钱,不是“公款”,他一听就没话说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快感。
民主的困境
可能很多研究乡村民主的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宗族因素对乡村社会影响深远。不仅选村民小组组长受影响,我们实践的结果证明,选理事长也会受影响。
第一届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我们“选贤与能”,首先推选出一个“能人名单”,然后再拿到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村民们非常乐见有人来为村里做事,赞成票超过 90% 。第一届理事会是“能人理事会”,有责任又有效率,从修山地自行车道开始,包括举办省级自行车锦标赛,一路干了很多事。
后来一些人开始发现不对了:那些进了理事会的人,一会儿省里来领导了,他们跟着风光,一会儿又去哪哪考察了,又是他们优先。我于是接到电话,一位村民质问我,他这么“优秀”,为什么没有被邀请进理事会?
正是这些自以为有能力又不在理事会的人兴风作浪,最终导致第一届理事会倒台。他们开始散布言论,称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是陈统奎一个人指定的,不是直接选举的,不算数。本来,大多数村民都是很淳朴的,包括进入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听到这种言论,开始承受不了压力。在这种局面下,我选择了妥协,一个错误的妥协,就是让第一届理事会总辞,然后直接选举第二届理事会。回头看,仅仅运行了一年的第一届理事会遭遇滑铁卢,是一件无比遗憾的事情。
一人一票选举好不好?我不能说这种制度安排不好,但是我们选出来的结果不好。
第二届理事会,选出了一个很多人都不满意的执行理事长,包括我也不满意。但是,他们家兄弟多,兄弟生的孩子也多,家族的力量和选票,让他当选了。他能力平平也就算了,不作为也就算了,他在那个位置上还很有感觉——我是理事长,你们做什么都要跟我商量商量吧,我要不同意你们不能干吧。一个没有威信的人坐在那个需要威信的位置上,结果造成了第二届理事会的不作为,基本上这三年,他就没干对一件事。我很苦恼,我作为倡导者和引领者,碰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尴尬。
这是我决定搁置理事会的重要原因。
比较而言,产销班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我们几个返乡大学生先组成中枢机构——成立一家农企,然后用“返乡大学生 + 农户”的方式组建产销班,实行企业化和专业化的管理。在具体操作上,首先是在返乡大学生团队中进行职能分工,其次是安排一位返乡大学生负责与荔枝农的日常联系,专门负责农户管理,我亲自出任这个产销班的带头人,不管是返乡大学生还是荔枝农,大家都认可我的能力。如此一来,我们做起事来干净利落,不再受乡村政治干扰。
之前,理事会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组织能力不足。讲一个有关组织纪律的小故事。
我们国内有一个搞“罗伯特议事规则”推广的人叫袁天鹏,我当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他,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邀请他来给理事会培训,他讲“开会不能一言堂”“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等议事规则,结果我们一位理事当场跟他较真,不停地打断他的话,“你北京来的了不起哦,你叫我们不能打断别人的话,那我打断你的话看你能拿我怎么办?”袁天鹏就傻在那里,我则差点被活活气死。我们理事会正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好议事时,突然一个人耍起脾气来,整个议事就被打乱了,最后不了了之。
社区营造,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群人,先起而行,一起开会,议事、决策、执行。我本想着让理事会“罗伯特”一下,专业化一点,没想到被搞得这么难看。我开始反思,我不能光图“民主”虚名,我要现实一点解决社区发展的问题,后来就选择了产销班的形式。在产销班,荔枝农不敢这样,否则他就出班了,我们就不卖他的荔枝了。
在产销班,谁有能力我就选谁。我们是做买卖的,我不就是卖荔枝的吗?那我当然选荔枝种植大户、种植能人,而且我爱选谁就选谁。我们又把村里最优秀的那群人整合到了一起,变成我们村的能人俱乐部。
我希望,除了一起转型自然农法种植荔枝,这个产销班还可以一起干点什么事。 2017 年,我们正式申请成立荔枝合作社,并从一个村扩大到一个镇,在全镇范围内邀请荔枝种植能人加入,让更多荔枝农加入转型自然农法种植的队伍,实践友善耕种理念。
反思理事会
原来,理事会还有一个缺陷,凡事非常容易泛政治化。
任何问题一讨论,就变成全村性的议题,或者说由我嘴巴里讲出任何一个东西,都变成全村性的东西,很敏感,很尴尬,很难受,变成我要不停地管理自己的嘴巴,害怕什么时候又多说了一句招来满村风雨。最不爽的是“反对派”们有意添油加醋,搞得谣言满天飞。
起初,我曾想把整个村庄的产业交由一家合作社来运营,理事会也把合作社申请下来了,但最后还是做不了。为什么呢?村里有七八户人家,不管我怎样求爷爷告奶奶,他们就是不加进来。不加进来就很尴尬了,我们村庄 60 多户,难不成把他们抛弃了?如果合作社将来分红,这些人没有份,那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把一个村子给分裂了,这很不符合社区营造“大家一起来”的理念。
做社区营造,我感觉最难过的就是泛政治化这个坎儿。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乡村里的每户家庭都像一个小国家,我们开农村会议就像开联合国会议一样,漫长又拖沓,每户家庭都有“神圣的主权”不可侵犯。我们后来选择产销班,就是选择远离乡村政治,用“返乡大学生 + 荔枝农”的模式来开展工作,返乡大学生把荔枝卖好,荔枝农把荔枝种好,谁种得好我们先邀请谁进产销班。然后,我们利用产销班的平台,把自然农法的理念带进来,辅导荔枝农转型。
2014 年,我们花了 11 万多元,把一批荔枝农带到台湾去考察学习,让他们走进台湾屏东县王乾坤有机荔枝园里,看台湾人怎么种出不用除草剂、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荔枝来,然后一斤卖 100 多元人民币还供不应求,日本的客商抢着要。我很开心的是,我们的荔枝农从台湾回来,变得有自信了,他们知道努力的方向,也知道这样走下去,我们的产品就有差异了,用荔枝农陈芳德自己的话来说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向自然农法转型的道路上,荔枝农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他们自己也笑说:“荔枝王一熟,黄金万两。”
回首看理事会,我也发现它后期演变成一个好玩的东西,那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原先的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是一个执行班子,最后变成了类似社区议会一样的东西——吵架理事会。我们主事者常说,有事最怕上大会,上大会怕吵架通不过。我们呢,还没上村民代表大会呢,理事会先吵,十几个理事,代表村中各方利益,只要开会,提一个什么议题就吵架,通不过,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理事会变成摆设。
2009 年参访台湾日月潭伊达邵部落时,我发现那里有社区议事会。我开始想,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碰到这种尴尬局面,如果它不是理事会而是“社区议事会”的话,会不会很好玩?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有一条“一事一议”的成功经验。“社区议事会”提供一个民主讨论的平台,村里要做什么事情,先拿来议一议,让各方利益的表达都能被听到。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又是议事又是决策又是执行机构,所以做不好。
从长远来说,社区议事会,对抑制村干部腐败问题,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返乡青年 +
产销班的机制出来以后,我们单刀直入,只卖荔枝,不言其他。
从此,我的精力也集中了,我们的火山村荔枝开始走向产业化和品牌化的道路。
2014 年,我们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从此开始认真卖荔枝。 2015 年,火山村荔枝团队再出发,迈向专业化运营。 2016 年,我们卖的荔枝份数已经比 2014 年翻了 5 倍。 2018 年,我们开始兴建包括荔枝专业分拣线、冷库、包装车间等在内的专业园区。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路子越走越宽。
社区营造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叫“社区自组织”,你要有组织,组织一群人一起来行动。但是,我们不仅要有组织,还要有领导力,有合作,才不会让那个组织空转。我之所以要让理事会变成产销班,最后在 2017 年设立合作社,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再造故乡的真谛是什么,我们可以用心去体悟。我选择了里子而不是面子,选择了从现实出发解决问题,而不是空谈主义。
于是,我们提出了“返乡青年 + ”这个概念。
我认为,只要有返乡青年回到乡村,不管他 + 的是产销班, + 的是家庭农场, + 的是合作社,或者 + 别的什么东西都行,都可以再造故乡,造福乡亲。对于我来说,我将继续秉持“转型自然农法,再造魅力故乡”的理念,一步一步将火山村建设成一个融合自然农法农业、生态保护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乡村。
卖荔枝只是手段,我们的目标仍是乡村振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