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施存统与旅日共产党组织

施存统（1899—1970）　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因写《非孝》一文而名声大振。1920年5月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后赴日本留学，负责组建旅日共产党组织。1922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主编《先驱》，后任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以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在上海、北京、广西、山西等地的大学教学和编辑刊物。抗战胜利后，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基础知识》、《中国现代经济史》、《实用经济学》、《经济科学大纲》及翻译《资本论大纲》等。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

五四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杭州也爆发了学生运动。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宣扬“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忠不过是专制主在政策上的一种利用”，提出“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的主张。这篇文章所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在文化界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也使这位20岁的青年人名声大振。但《非孝》的思想，却被统治当局视为大逆不道，因此刊物遭到北京军阀政府查禁，浙江一师陈望道、夏丏尊等4名进步教师和校长经亨颐，都因支持新思潮而受到牵连，施存统本人在杭州也失去了栖身之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浙江一师风潮”。年底，施存统与俞秀松等来到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转年3月下旬，又同俞秀松一起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求职。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式筹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施存统是最早的5人成员之一。上海发起组起草了纲领草案10余条，主张社会革命。是时，施存统抄了1份，随身带到日本。

留学日本的革命活动

1920年6月19日晚，施存统乘船离开上海，漂洋过海东渡日本留学。出发时，俞秀松等星期评论社的同人为他送行。26日，施存统到达日本东京，经戴季陶的介绍与资助，暂住在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家里。不久，又搬到宫崎家附近的高田村1556号的三崎馆居住。

施存统到日本后，入东京同文书院就读，专攻经济学，并开始从事社会主义研究。在留日期间，施存统潜心研究日文版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又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的影响，使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变化。他积极参加国内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先后在《民国日报》副刊、《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唯物史观和空想》、《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首领变节》、《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和《马克斯主义底特色》等文章。当时，施存统竭力将日本社会主义者著述的社会主义宣传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翻译成中文，寄往国内发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留日之初，施存统同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联系，为无政府主义宣传杂志《自由》的通讯人。后来，这些从安徽芜湖寄来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被日本当局截获，便将施存统列入“必须注意的人物”，于是从1921年初起，他受到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监视，处在被严密的暗中侦察之下。5月之后，更是“每日受日本警察骚扰”。“被警察跟踪，一举一动皆受约束”。

留学期间，施存统除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近滕荣藏、宫崎滔天及其子宫崎介龙等密切交往外，还经常同国内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等保持联系，商讨有关建党事宜。这些都给了他以相当大的帮助。施存统经与李达商议，决定“筹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施存统1921年5月26日给邵力子信中说：“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现在还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要顺利到达共产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多缺乏自觉性，没有训练和组织，要在短时间内使他们有觉悟、有训练、有组织，势必借助于政治力量。”信中表示：“我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希望您和李达等一起加入讨论，乘机宣传主义。”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

旅日共产党组织负责人

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后，经陈独秀介绍，与在日本鹿儿岛留学的上海共产党组织成员周佛海取得了联系。1921年4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发来两封信。在4月19日的来信中，转达了广州陈独秀写给周佛海的来信，信中说：陈独秀已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让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作为驻日代表，和日本同志进行联络”。周佛海表示：“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我等应竭尽全力。”同时提出自己面临的两个困难：一是“我明年离开鹿儿岛，这一年间，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什么也未能干。”二是“我大学志愿是在京都，但和日人联络仍然不便。”周请施能将此意转告陈独秀。可见，旅日共产党组织是1921年4月下旬由陈独秀正式提议成立的，成员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2人，施存统被指定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

在中共建党筹备期间，日本警视厅查获了近期将召开中共一大的情报，更加紧对施存统的监视。此时，施存统接到上海共产党组织的通知，经与周佛海取得联系后，决定由周佛海作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出席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共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旅日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约10人。1921年10月，张太雷受共产国际委派秘密来到日本，邀请日本派遣10名左右进步人士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0月5日，张太雷持周佛海的介绍信来到施存统的住处，在施的陪同下，张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近滕荣藏等见了面。大约1周时间，张太雷顺利完成了使命，促成日本社会主义者同意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施存统为沟通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做出了贡献。

1921年12月下旬，施存统因从事革命活动，有所谓参与授受“赤化宣传运动资金”嫌疑而遭拘捕及审讯。北京《晨报》和上海《申报》都曾报道过施存统被捕的消息。在审讯过程中，施存统态度从容，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及共产主义的信仰。日本当局无奈将施存统驱逐出境，他于1922年1月7日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