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李启汉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李启汉(1898—1927) 又名李森。湖南江华人。早年加入湖南进步社团新民学会。1920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从事工人运动,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7月领导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全力发动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2年至1924年两次被捕入狱。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和干事局长、香港总工会党团书记。1927年在广州惨遭杀害。
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和工商业中心,也是全国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建党之前,上海工人约有四五十万,具有开展工运工作的良好条件,但上海工人运动一直进展得比较缓慢。于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决定积极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运动,派其成员李启汉负责上海工运工作。
为了建立现代工会组织,1920年10月,李启汉等深入到工人集中的海军造船所(今江南造船厂),与共产党员李中等发动工人,发起筹建机器工会。11月,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这是党最早组织的工会。与此同时,李启汉在纺织工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主办了“劳工半日学校”,这是党最早组织的工人补习学校。李启汉经常同沪西纺织工人进行联络,一面教工人学文化,一面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参加学习,根据李启汉的建议,将“劳工半日学校”暂改名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会员达400余人。12月19日,李启汉主持了成立大会,并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他说:“现在工人之困苦,由于无智识,无团体,不能互相救济。每人每日除作工以外,什么人生问题,什么世界大事,盲目不知,此即本会成立之原因。至于进行方针,即须解决以上一切困难也。”该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问题和人生道路,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增强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随后,李启汉还协助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沪西支部。
1921年1月,为了推动工人运动,上海发起组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4月,李启汉主持召开有十几个劳工团体参加的上海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决定发起五一节纪念大会。五一节当天,李启汉、李汉俊、包惠僧等人率领20多名积极分子,沿街散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
上海发起组委派李启汉到浦东,于7月下旬组织和领导英美烟草公司8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李启汉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情况,与工人广交朋友,一起研究斗争策略。罢工期间,接受厂方贿赂的工头王凤山,诱骗工人擅自上工,但李启汉领导工人坚持斗争,使王凤山的破坏行径未能得逞。历时3周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在李启汉的领导下,8月下旬组织了“上海英美烟草工人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
建党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在全国产业中心上海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早在建党前,李启汉即参加了书记部的筹建工作,参与起草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大纲”,并在由马林起草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上签字。“宣言”阐明了书记部的宗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公开的总机关,张国焘为主任,李启汉等为干事,其他工作人员有李震瀛、包惠僧、董锄平等。办事机关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门口挂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牌子。不久,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设立了5个分部。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党通过书记部组织和领导了几次工人运动,李启汉大都参与了这些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各种活动对“招牌工会”控制下的工人进行了团结教育工作,加强了工人队伍的团结,提高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1921年11月,上海各工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筹组上海各工团联合会。书记部派李启汉、李震瀛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预备召集真正工人农民的国是会议;发布全国劳工宣言;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真正工人的代表团等5项具体主张。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由12个工会团体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打着“全国”、“中华”字眼的“招牌工会”。在讨论如何组织上海各工团的总机关问题上,书记部和“招牌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大分歧。“招牌工会”主张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书记部则力主成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但“招牌工会”的代表固执己见,利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便,强迫会议通过招牌工会提出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当即遭到李启汉、李震瀛的严厉驳斥,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1月15日,书记部发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声明“我们只知道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之攻击。”在书记部的带动下,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工会,均相继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并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展开新的斗争。陈独秀曾高度赞扬书记部的这一行动,认为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编辑《劳动周刊》
在党的中央局直接指导下,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出版全国第一个工会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张国焘任编辑主任,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董锄平等任编辑。在《劳动周刊》发刊词中说:“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这个刊物在南方工人群众,尤其是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纺织、海员、铁路、矿山、电车、烟草等工人中销行,为党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很高威信。李启汉在《劳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上海工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以各地工人斗争的实际,启发工人按产业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1921年10月下旬,英美烟草公司再次罢工。党组织发现青帮破坏罢工,为了同工头王凤山作斗争,特派李启汉参加青帮。王凤山经李启汉的说服教育有所觉悟,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表示赞成罢工。是时,李启汉在《劳动周刊》上发表《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短文,写道:“浦东英美烟厂工头有位王凤山君,当七月间该厂大罢工的时候,未免一时糊涂,致受大众的攻击。现在他居然反悔转来与大家工友们有共同生死的感慨,这是一件最可欢迎的事”。还说:我们“对于王君这种的反悔是非常欢迎的!还希望王君从今后同工人一同走,大家紧紧的结合以谋大家自己的幸福!更希望一班的工头先生们,赶快觉悟起来,以王君为模样,急与工人携手,共谋幸福。”
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中,当时有所谓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安徽帮、江北帮之分。为了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李启汉发表《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一文,指出分帮的结果,“连自己也还是不能保护,明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好了资本家!”而工人需要有个团体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
11月下旬,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李启汉立即撰文《请看谁打胜仗!》,强调:“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
被捕入狱
李启汉的上述行踪,早已受到租界工部局的注意和监视。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李启汉发动上海海员声援这场斗争,因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而遭到拘捕,后经劳动组合书记部营救获释。
受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鼓舞,在李启汉等的指导和协助下,1922年3月浦东日华纱厂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李启汉在300多名工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4月下旬,李启汉领导上海700多名邮务工人举行罢工,并亲自到邮政大楼找工人谈话,撒传单,斗争取得了胜利,组成300多名邮务工人参加的邮务友谊会。在同年“五一”劳动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的《罢工援助案》,该提案指出:鉴于我国劳工运动能力薄弱,应互相援助,“故工人无论在何地罢工,应当设法援助,以达我工人牺牲奋斗、自求幸福的目的。”
由于工人们经常活动于劳组部机关,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和干涉,从1922年2月起,租界巡捕房查抄劳组部机关,并传讯李启汉。6月初,上海工部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等罪名,再次将李启汉拘捕。劳组部7月被上海工部局查封后,于8月迁往北京,改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李启汉被监禁3个月,刑满后又从租界引渡给上海军阀,直到1924年10月才被释放。李启汉出狱时,邓中夏曾作诗庆贺,写道:“阴森黑暗的狱囚,冰冷沉重的镣铐,粗沙巨细的牢饭。哦!哦!我们的战友,苦了你了!……哦哦,我们的战士,准备着迎战!准备着厮杀!”还说:中共党员中,“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