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彭湃与海丰农民运动

彭湃（1896—1929）　广东海丰人。1917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1年5月回国，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0月任海丰县教育局长。1922年加入青年团，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当选为会长；后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任会长；后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任委员长。1924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五届主任。1925年任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领导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冬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被捕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彭湃文集》。

在家乡组织“六人农会”

彭湃在日本留学4年后，于1921年5月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海丰县。此时，海丰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常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彭湃，在日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强烈反对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心。他回海丰不久，团结进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及“劳动者同情会”，结交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彭湃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写道：“今日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他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一文，呼唤广大群众：“我们赶快觉悟！我们赶快结合！我们赶快进行！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10月，彭湃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长）后，对陈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1922年海丰县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盛况空前热烈。5月1日，彭湃高擎红旗前导，带领全县学生举行了纪念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唱着彭湃编写的《劳动节歌》。随后，当局以教育局长彭湃等在海丰“藉教育以宣传社会主义”为由，迫使他辞去公职。5月14日，彭湃与友人李春涛等创办了《赤心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抨击封建主义，提倡解放工农阶级。6月2日，彭湃在第4期上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主张社会一部分的改良，是主张全体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国家主义’，是社会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一部分有心人，本着博爱的心肠，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组织），大抱不平；因而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他。”

从6月起，彭湃开始专心致力于农民运动。无论炎暑还是阴雨，他经常步行数十里，到各乡村演说及调查研究，更多是在龙山庙前做宣传，向农民群众说明“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团结一致，共同解放。7月29日，彭湃联络赤山约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成立了“六人农会”，后经过耐心引导，请求加入者日渐增多，到10月增至500余人。10月25日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彭湃为农会草拟了组织章程。农会会员证上印有“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字样。农会要把彭湃所有的土地契约送给农民，农民不敢接受，于是将全部的契约当众烧毁。到年底，海丰县成立了12个农会，总共98乡，2760户，会员1.6万余人。在此基础上，彭湃等开始筹备成立海丰县总农会。

海丰总农会会长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召开成立大会，各县代表60余人出席会议，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参加会员达10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彭湃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其纲领是：一、图农民生活之改造；二、图农业之发展；三、图农民之自治；四、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宣布“本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对付田主和官厅，采取“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的策略，“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2月20日，海丰总农会发布《成立宣言》，指出：“我们农民，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饥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而地主虎狼的掠夺，军警无厌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若常此隐忍以往，社会灭亡，不特我农民一个阶级！所以，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

由海丰总农会发起，于3月3日召开全县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者会员6000余人，非会员3000余人。会上，唱歌、舞狮子，鼓乐喧天，燃放鞭炮，热闹非凡；彭湃、杨其珊等发表了演说。13日，海丰总农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在农村饱受军阀侵扰的情况下，“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享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此外，海丰总农会办起了1个农民医药房和20余处农民学校，农民享受领药半价的待遇。3月中旬，彭湃率农会会员6000人，抗议海丰县法庭扣押抗拒加租农民，获得了胜利。

海丰农会的斗争成果，迅速扩展到陆丰、归善（今惠阳）等县。“五一”这一天，3县的会员在海丰举行纪念大会，约万余人参加，沿途散发数万份《“五一”宣言》，写道：“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所以，社会上由贫穷而发生了种种极大的罪恶。”而工人和农民，“是不得不要求自身的解放和世界的改造。”后来，海丰农会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仍任会长。6月下旬，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兼任会长。随着紫金、惠来、普宁等农会相继成立，惠州农民联合会又于7月改称广东农会，会址设在海丰，彭湃任执行委员长。经过彭湃等的努力，仅1年时间，农会由一二乡扩至五六县，人数由数十人增至20余万人。当年记载：“东江各属，无论男女老幼，均无不知彭（即彭湃——引者）之名。”在另一份报告中说：“农会的灵魂，就是彭湃。要知道农会是什么，晓了彭湃便得。”

七八月间，海丰连遭强台风大水袭击，受灾极其严重，农产品损失90%，家畜损失40%，房屋倒塌40%，人员伤亡近千人，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灾害发生后，彭湃立即组织救灾队，奔赴灾区，并且召集县农民代表会议，发起减租运动，决定“至多三成交租”。

随着农会组织的日渐完备，引起敌对阶级的憎恨，官厅、绅士、田主等便存心要加以扑灭。8月15日，彭湃在海丰召开有2万余人参加的农民大会，会上重申“至多三成交租”。鉴于此，海丰县长王作新决心以武力摧残农会，8月16日带领军警百余人突然围捕会所，当场捕去杨其珊等25人，接着封锁会所，解散农会，通缉会长彭湃等，以及查封农民医药房。为揭露事件真相，农会发表了《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控告反动县长王作新勾结军警的种种罪证。幸好，彭湃、李劳工等10余人逃出，他们为营救狱中战友和恢复农会而往来于香港、广州、潮安、汕头间，日夜奔波，历经艰险。经与陈炯明交涉，杨其珊等于年底全部获得释放。

海丰农民运动的指导者

彭湃为营救被捕战友，在外地漂荡了5个多月，于1924年1月才回到了海丰。这时，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已经实现，彭湃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并于3月16日离开海丰调往广州，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彭湃担任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广州期间，他仍关心海丰农民运动，经常来海丰检查工作，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会议、农民协会会议，指导海丰地区的工作。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彭湃以中央农民部指导员名义随军抵达海丰，各界群众3万多人举行欢迎大会；川流不息的父老乡亲们从周围四乡赶来看望彭湃，多达七八千人。

根据上级指示，彭湃暂留海丰工作。自此，从1923年8月被解散的海丰农民协会，才得以恢复。1925年3月，召开了有300余人参加的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彭湃为农会会长，并决定建立海丰农民自卫军。4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任书记。4月20日，举办了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所长。6月，彭湃又随东征军回师广州，参加平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的斗争。当彭湃再次回到海丰后，10月29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为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彭湃仍任书记。

彭湃对海丰农民运动的指导，促进了东江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5月，海丰农协会员发展到25万人，约占广东全省农会会员总数的41%。在此基础上，彭湃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问题，他在8月18日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农民必须有了武装，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强调：“我们要打倒敌人，就要先武装自己。所以农民自己就应该出来当农军。”

彭湃在斗争实践中，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1926年1月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著作。他以亲身的经历，详细、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阐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规律性等重大理论问题。该报告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后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毛泽东称赞这部书：“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广东农民运动走在全国前列，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工作，实际负责则是共产党员承担。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则是广东农民运动的源头，其出色成绩已载入史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中，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在东江特委领导3次武装暴动的基础上，筹建了红色政权。

彭湃从开展海丰农民运动到领导建立海丰苏维埃政权，凝聚了他的全部精力与满腔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进行了理论总结，真不愧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