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高君宇与山西早期革命运动

高君宇（1896—1925）　又名高尚德。山西静乐（今娄烦）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1920年3月与罗章龙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1月与邓中夏等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首任书记。1922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回国后，先后担任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先驱》、《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是山西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国共合作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宣传部长、孙中山秘书等职。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高君宇文集》。

心系山西的革命运动

高君宇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除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外，还时刻心系家乡山西的革命斗争。在北大读书期间，高君宇通过山西先进青年、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与山西进步学生贺昌、李毓堂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利用假期回太原的机会，召集进步青年举行座谈讨论，向他们介绍北京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鼓励和号召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坚持不懈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高君宇作为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直接领导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他担任“新潮社”干事，并和邓中夏等以北大学生会名义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时，山西学生和全国一样，也积极起来响应，成立了山西学生联合会。为了推动山西学生运动，1919年夏天，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回太原做发动学生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王振翼等创办了山西第一份进步刊物《平民周刊》，通过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组织山西学生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使山西学生运动迅速掀起热潮。

在李大钊领导下，1920年3月，高君宇与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介绍王振翼、贺昌等人成为该会的通信会员，为山西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高君宇还十分关心山西工人阶级的状况，5月1日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两篇有关工人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要革命必须破坏政权”，“必须获取政权”。是年10月，高君宇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后又介绍王振翼加入进来。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公推高君宇为首任书记。

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受北京党、团组织的委派，高君宇于1921年4月回太原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母校省立第一中学多次邀请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10余人，座谈讨论人生观等问题。高君宇在会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引导大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以前，还是要国家的。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建立像苏俄一样的国家，才能彻底进行革命。”随后，高君宇帮助参加座谈会的青年骨干，于5月1日正式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推举王振翼为负责人，主要成员有贺昌、李毓棠等。5月15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会议，草拟了团的章程，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高君宇回到北京后，仍十分关心山西的革命斗争。1921年8月，他委托北大学生利用暑假返乡探亲机会，帮助太原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等各种进步书刊，成为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第一个据点。后因经济困难而无法维持时，高君宇又奔走于北京、天津等地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正常维持下去。

为了扩大思想宣传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平民周刊》，加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度。《平民周刊》作为山西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山西一批革命青年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改组后的《平民周刊》作为太原青年团机关刊物，因革命色彩过于鲜明，引起军阀阎锡山的忌恨，于1922年5月被勒令停刊。

1922年6月，高君宇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担任《向导》和《政治生活》、《北京学生会周刊》的编辑工作。10月，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省立一中学生，成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会”，出版《青年》杂志，团结教育了许多进步青年，使之走上了革命道路。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广泛传播和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筹建山西共产党组织

1923年2月，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的罪恶行径，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高君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以最快的速度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为该书写了“后序”，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指出了罢工失败的两大原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他认为：“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并且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只要“努力去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我们损失的马上就会恢复。”

1923年9月，高君宇和王振翼在北京介绍李毓棠加入共产党。随后，李毓棠担任太原团地委书记。不久，高君宇得知《平民周刊》被查封，心急如焚。11月，他将《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秘密运回太原。在《复刊宣言》中指出：恢复后的该刊，“仍抱定为我晋民利益奋斗之宗旨，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必挺身而出而维护。”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筹建山西共产党组织和筹划国共合作事宜，高君宇以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的身份，于1924年5月下旬再次回到山西。在他动身回太原的前一天，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高君宇等的共产党员身份。北京当局下令缉拿归案，但高君宇不顾个人安危，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到达太原。他住在太原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秘密的建党工作，先成立了山西党小组，由李毓棠任组长。1924年秋，又将傅懋恭（彭真）等一批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正式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高君宇把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经验介绍给山西党员，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旅莫支部的经验建设党组织。

是时，高君宇还利用同学关系，促进山西的国共合作，他亲自联络山西国民党负责人苗培成，组建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其间，阎锡山很快得知高君宇在太原进行秘密活动，立即下缉捕令。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机警地离开了太原，到上海、广州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不幸在北京病逝，年仅29岁。他的密友贺昌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悼我们的战士——高君宇同志》，悲痛地说：“现在，君宇同志没有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仍徘徊于吾人之前！”烈士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烈士生平的座右铭，也是烈士光辉一生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