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蔡和森（1895—1931）　湖南湘乡人。1918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参与组织“世界工学社”。1921年10月回国，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至1925年编辑、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是中共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后被委派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4月回国，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央秘书长。1928年当选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继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年底再次被委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初回国，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8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主要著作收入《蔡和森文集》、《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主编《向导》周报

为了大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根据1922年8月西湖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9月13日在上海创办机关报《向导》周报，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他和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张国焘、彭述之、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为《向导》周报撰写过许多文章。

蔡和森主编党的理论刊物，实现了自己早年希望创办马克思主义报纸的愿望。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负责精神，全身心地担负起党交托的重任。刚开始时，编辑人手少，条件差，许多具体工作都由蔡和森一人承担。蔡和森身体不好，经常是带病坚持工作。他不仅要写稿，还要组稿、校对，一天忙到晚，十分劳顿。当时负责印行《向导》工作的徐梅坤时常去蔡和森家索取需交付排印的稿子，每次见面时，见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他把稿子收下后，马上又埋头写作。蔡和森经常因赶写文章，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甚至在哮喘病发作时，仍伏案编撰，直到天明。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革命事业心，令人折服。

《向导》从1922年9月创刊到1925年5月，除1924年1月至9月，蔡和森因兼职上海大学任教，由陈独秀主持外，均由蔡和森担任主编。据粗略统计，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共有160余篇，数量之多仅次于陈独秀。蔡和森的文章，多以“和森”署名发表，有时也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义发表。既有五六千字的长篇政论，也有二三百字的随感短文，还有一二千字的时事评论。但无论长文或短论，都具有观点明确，说理透彻，通俗易懂的特点，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蔡和森沉着、寡言、好学、坚毅，不修边幅，思想锐敏，热情善辩。他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既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他的思想深刻，笔锋犀利，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他总是关注着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化，把握着形势发展的趋向，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统一。蔡和森是当时党内不可多得的理论家之一。《向导》的功绩，凝聚着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

《向导》的灵魂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3年时间，是这个刊物办得最好的时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每期发表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蔡和森的名字与《向导》结下了不解之缘。毫不夸张地说，《向导》的灵魂就是蔡和森。他主编《向导》，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战斗风格，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路线和各项政策、主张。集中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蔡和森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写了大量反帝反封建为主体的文章，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阴谋，大力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向中国人民指明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的前进方向，说：“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在《外报鼓吹国际管理中国之又一论调》中指出：“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内乱永无停止的希望，欲停止内乱，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1922年12月，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在《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甚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

二是坚持党的联合战线思想。蔡和森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要共产党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反复强调：“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同时帮助孙中山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孙中山国民党关于革命问题的模糊认识与错误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评。针对孙中山在全国发起裁兵运动，以实现和平统一的幻想，他批评说：孙中山希望军阀实行裁兵的思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断定兵工政策惟有胜利的革命党才能实行，望‘握有兵权者’去实行，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我们不能不说中山现在调和四派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在《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一文中，指出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三是极力主张发展推动工农运动，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蔡和森指出：“谁要忠于革命，谁便更应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他在《敬告本报读者》一文中就将该报定位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不可少的先锋”，指出：“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空发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他称赞“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是政治斗争中最伟大的势力”。1925年4月，他还明确提出了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的重要性，指出把“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的真正向导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在革命斗争中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真正成了全中国革命的向导。除在国内发行外，还远销国外，影响颇大。最初发行只3000份，供不应求，每期出版后立即售光，但因经费所限，不能增加印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向导》发行量猛增至3万份，在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河南5个地方分别出版，最高印数达10万余份。《向导》自问世以来，又不断遭到反动派的压迫，被帝国主义当局封闭了10余次，被军阀封闭了无数次。《向导》的命运，可谓“喜忧参半”。

由于该报政治性极强，紧紧围绕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与方针政策，一开始就把读者吸引到中国政治事务立场上来，使其在舆论界起了政治领导地位。中国每次重大事件的发生，舆论界总是要注意听取《向导》的意见。上海工部局的一份警察刊物，曾把一期《向导》全部译成英文；北京所有议员到处寻找《向导》。当时有读者称《向导》是“暗黑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远在德国的读者作诗称颂《向导》“笔底警雷万鬼苦，天昏月黑一星赤！”萧三回忆说：《向导》“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确实起了向导和灯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