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李立三与五卅运动

李立三（1899—1967）　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后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中央临时常委。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后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错误，“立三路线”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年底赴苏联学习，并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译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部长、中共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收入《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上海的工人运动十分低迷，60名共产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工会组织，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24年3月，李立三被党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后改为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4月，党中央批准了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会运动的计划，把上海分为7个区，每个区都创办平民学校和职工夜校。李立三和邓中夏等一起，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着手实施这项计划。李立三每个星期轮流去各夜校上课1次。同时出版了《上海工人》周报，李立三为编辑，发行量最多时为1000份。该报纸在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工人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同年夏天，李立三和邓中夏、项英在小沙渡创办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拟定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随后，李立三兼任新成立的吴淞工友俱乐部主任。12月中旬起，李立三等着手准备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并多次召集日本纱厂工会小组代表会议，讨论罢工计划等问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李立三虽是上海地区的代表，但因忙于领导罢工，只参加了1次会议。是时，中共上海地委组织以李立三、邓中夏负总责的罢工委员会。2月，在李立三、邓中夏领导下，上海小沙渡的22家日本纱厂4万余工人举行罢工。在2月12日罢工工人会议上，李立三号召“全体工人共同合作，将罢工坚持到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他们的要求为止。”同一天，李立三在各纱厂工会负责人会议上，决定各纱厂已宣布成立的工会一律组织工厂委员会，并准备成立纱厂总工会。斗争坚持22天，取得了胜利，这是上海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也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

5月8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报告了小沙渡方面的情况，说明工会会员已达约7000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对工人蛮横无理，令上海内外棉七厂故意停闭工厂，不让工人进厂上工。工人来厂要求照发工资，日本工头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共产党员），重伤1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于是激起工人的无比义愤，立即罢工抗议，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当天，中共上海地委开会，李立三再次报告小沙渡方面的详情及其应付政策。会议进行中，传来顾正红被杀事件，当即议决派李立三前去小沙渡进行指导。李立三以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及2.5万工人的名义，起草了《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文交涉使文》，揭露和控诉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残暴罪行，印成传单，向全市广为散发。

顾正红事件后，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共上海地委连日开会，商讨公祭顾正红大会的准备工作。在18日召开的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上，李立三被推举为筹备董事会会长。19日，在中共上海地委和青年团上海地委联席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公祭日人残杀顾正红君，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在22日地委会议上，李立三报告了小沙渡工会方面关于追悼大会的准备情况。会议议决：准备分组演讲；临时推举代表，要求严重交涉；运动对日外交会、总商会等电致外交部交涉等。同时因群众发动不够，决定取消前定大游行示威。26日，各工会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任委员长。

“五卅”游行总指挥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联合会议，讨论上海政治形势和党的行动策略。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王一飞等出席。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日本纱厂罢工斗争的形势，提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反日运动范围，不但要包括工人，还要包括学生和全体上海市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住罢工形势，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工人要求。他说：“在这形势上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李立三支持蔡和森的意见，坚持要在租界组织游行。会议一直争论到深夜，最后通过了蔡和森的提议，即5月30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反对工部局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以及援助沪西罢工工人等。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改变了党的斗争策略，把斗争口号由经济斗争转为民族斗争。为了统一指挥，党中央任命李立三为游行总指挥。秘密指挥部设在二马路的一家旅馆里。同一天，李立三、恽代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要求学生、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示威。29日，中共上海地委举行会议，李立三再次报告小沙渡情况，会议讨论了工人具体的要求。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进行宣传、讲演，将事先准备的近20万传单全部散发出去。下午1时，学生开始集中在南京路各条主要街道，示威游行。3时许，大批巡捕捕去160余人，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群众愤怒异常，至4时，已有数千群众聚集老闸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英国巡捕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被捕53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领导上海全市总罢工

30日晚6时，党中央开紧急会议，根据蔡和森的提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以实际行动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随后，李立三又连夜召集各工人干部开秘密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并部署“三罢”斗争。次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公开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兼任总罢工委员会主席。上海总工会会址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成立后发布第一道命令，宣布6月1日举行总罢工。当时加入上海总工会的有170余个工会、22余万罢工工人。

从6月1日起，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的“三罢”逐步全面展开。4日，在李立三主持下，成立了联合战线性质的公开总指挥机关——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全上海的反帝运动。6日，党通过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并推举李立三等3人为交涉条件审查员。17日，上海总工会等20个团体在闸北召开10万市民大会，李立三在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上海人民坚决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加入反帝斗争行列，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南昌、杭州、广州等地，都有“三罢”斗争发生。整个五卅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约有50万余工人参加罢工，1700万民众直接间接参加了运动，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和领导者的作用，给帝国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促进了国民革命的空前发展。这场运动成为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和李立三已成为中外反动派的眼中钉，租界当局决定对李立三等6人实行看管和严处。奉军戒严司令部于9月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李立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