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1894—1933）　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921年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担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起草《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唐山开滦煤矿等工人罢工。1923年4月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1925年参加发动和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和党团书记。是中共第二、五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至五届执行委员。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先后任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2年回上海任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在南京就义。主要著作收入《邓中夏文集》。

赴香港发动罢工

为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初，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各界成立了“工农兵学商援助上海被难同胞联合会”。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提出发动省港大罢工问题。为此，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和广东区委，决定派邓中夏和广东区委监委书记杨殷到香港，进行罢工的准备。是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的代表杨匏安也被派往香港，参与其事。他们与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和香港海员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共同商讨罢工事宜，并由黄平、苏兆征、邓中夏、杨殷、杨匏安5人组成中共党团，负责领导罢工。

当时香港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力量都很薄弱，130多个工会组织五花八门，其中不少是黄色工会。邓中夏、苏兆征等利用和香港工会领袖的交谊，一面依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宣传与发动工人群众，一面与香港各工会上层接触，极力说服他们赞成罢工。通过陈延年和邓中夏的努力争取，罢工得到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答应每月拨款1万元，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邓中夏后来说：“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

根据中共党团的部署，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各工会代表开联席会议，通过罢工宣言及组织“全港工团委员会”，决定于6月19日举行罢工。《罢工宣言》称：“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提出拥护上海工商联合会的17个条件和对香港政府的6项要求。与此同时，李启汉、刘尔崧等到广州沙面发动罢工，成立了“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

在邓中夏和苏兆征的直接领导下，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发难，宣布罢工；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机器、船坞等各行工人相继而起。罢工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离港回广州。两天之后，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也宣布罢工。邓中夏、苏兆征为回广州的数十万香港工人及其家属，妥善安排了食宿。6月23日，香港、广州两地工人和各界群众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水兵巡捕向民众开枪扫射，造成当场52人死亡，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更加激起广东、香港人民的义愤，罢工规模愈益扩大。前后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共达25万人，先后有10余万人返抵广州。

中共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

为加强宣传舆论和教育工作，6月24日，由邓中夏主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出版发行，该刊后来成为广州工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最高发行量为每日1万余份。邓中夏为《工人之路》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审定重要稿件，先后撰写了各种评论文章75篇。

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邓中夏、苏兆征等负责组建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140个工会代表800余人参加。在他们的主持下，6月2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邓中夏主持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并决定由邓中夏负责起草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

7月3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13人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聘为顾问。为领导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中共罢工委员会党团，作为罢工的领导核心，邓中夏、李启汉任党团正副书记。

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广东区委还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7月5日，工人纠察队正式组建，共有2000余人，邓中夏任纠察委员会委员兼纠察队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人纠察队在封锁香港澳门、截留粮食、查缉私货、逮捕工贼走狗、维持罢工秩序等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面总结经验教训

自省港大罢工封锁香港以来，英帝国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据统计，经济损失每日达400万元华币，船只由每日的210艘下降至34艘，使昔日繁华的香港一变为满目疮痍的“臭港”、“死港”。

罢工期间，邓中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从理论上提高大家的认识。在罢工仅1个月时，他发表《记清三个方法》一文，指出坚持罢工到底、严密封锁粮食和促开国民会议这3个方法，“就是我们准备宣战期内致帝国主义死命的最好方法”。他在《三个月的胜利》一文中，从帝国主义经济的打击；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世界工人同情的援助；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国民革命势力的稳固等5个方面，总结了罢工的胜利。他在各界联席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

罢工坚持了1年多，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罢工也给广东经济带来诸多困难。由于起初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做法，不利于孤立港英当局，所以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改为“单独对英封锁”的策略。邓中夏认为，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这一政策，其妙用不可胜言。一方面可以打击香港；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州经济之困难；一方面可以拆散各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一方面可以使广东商人对外贸易不致停顿。”

1926年3月31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第一百次会议，邓中夏在致《训词》中阐明此次罢工胜利的意义：“第一使香港经济受很大的打击；第二提高中国的民族地位，这两个是我们想得到的；第三使广东统一，革命基础巩固了；第四使广东经济发展了，这是以前想不到的。”并且指出获得这些胜利的原因：“第一省港罢工的组织好。第二省港罢工所用的政策很对。”还指出：“我们罢工委员会组织虽然很小，经验着实可贵。省港罢工委员会好像巴黎公社一样，又好像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一样。”5月，他发表另一篇文章《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指出：省港罢工委员会“俨然有一个小小工人政府的规模”，是“将来中国工人政府之先声。”他后来还认为，这次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由于北伐出师，以及经济损失造成的困难，罢工委员会主动提出复工条件。7月15日，香港政府被迫与广东国民政府举行谈判。对此，邓中夏先后写了《中英谈判中的我见》和《中英谈判总评》两篇文章，阐述对谈判的要求与希望，指出：排英既是阶级斗争，又是民族斗争，需要民族团结；各界人士应当全力支持政府的谈判斗争；希望国民政府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对英毫不妥协。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自动收束罢工。

省港大罢工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持续发展，对促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共广东区委高度评价说：“你们这种英雄的、有毅力的、长期的斗争，实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斗争，就是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上，亦算是难得的一回伟大的斗争。”

然而，罢工实际上并没有完结。因为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直到1927年10月才真正结束。省港大罢工坚持长达两年零4个月之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邓中夏所说：“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中国国民革命史上要大书一笔，就在世界革命史上也要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