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委

陈延年（1898—1927）　安徽怀宁人。陈独秀长子。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中共旅莫支部成员兼研究部主任。1924年秋归国，先后任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1925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中共第五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牺牲。

参加广东区委工作

陈延年历经3年赴法勤工俭学和1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于1924年秋回到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他对粤区团区委进行了改组，在物色干部和筹措经费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10月28日，陈延年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报告即将召开的粤区青年团改组大会准备情况和粤区团组织下一步的工作设想。是时，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陈延年和周恩来、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一起，参加了平叛军事指挥部工作，为广州局势转危为安，革命基地得到巩固，做出了贡献。11月，陈延年和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廖乾五等共产党员担任铁甲车队的领导工作，以确保党对直接掌握的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不久，陈延年派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对飞机掩护队也进行了改造。

此时，中共广州地委已改称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于是党决定调陈延年任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为健全区委领导机构，成立了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邓中夏等12人组成的区委常委；设立了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和军事部等领导机构，领导开展各种群众运动。陈延年上任伊始，工作一天忙到晚，食宿无定所。他关心党组织建设，领导区委积极发展党员，并坚持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吸收新党员尤其是工农分子的新党员，认为：“我们的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来的。”他还关心黄埔军校中党的工作，1925年1月，和周恩来一起在军校建立了直属广东区委的特别支部。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黄埔军校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

1925年春，周恩来随黄埔军校师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改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区委委员长一职由陈延年接任。中共广东区委除负责广东、广西以外，还管辖福建至南洋群岛一带。区委设在文明路75号的一座小楼房。陈延年在三层办公，屋内陈设简陋，办公桌用红布覆盖着，墙壁挂着列宁的遗像，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工作联系，5月8日，决定成立广州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共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地区的工作，指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5人参加。但在临时委员会内，只有谭平山、陈延年和鲍罗廷3人进行过工作。由于鲍罗廷与中央的联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临时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存在多久。

陈延年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25年春派黄平到香港，组建香港支部；派彭湃去海陆丰，建立海陆丰特别支部及尔后的汕头地委；派其他人员赴琼崖、北江、西江地区建立了各地区委及其所属各县县委。下半年，他还派员到广西的梧州、怀集及福建的厦门、漳州等地发展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到1926年底，广东全省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广东区委定期举办政治报告会，专题报告会，开办党课训练班，陈延年、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邓中夏等领导人经常轮流作报告或讲演，陈延年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创办以训练基层干部为主的党校，自1925年9月1日党校开学后，从未中断过。

陈延年也重视党的宣传工作，1926年2月创办了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张太雷任主编，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9月又创办出版了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陈延年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告同志》，指出：“广东党部过去虽然做了不少的革命斗争，多少也得了一点苦的经验，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因为我们缺乏切实的教育与更好的训练。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行这个小册子。”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

领导广东工农运动

1925年夏天，广州发生滇军杨希闵、桂军刘宸寰的叛乱。其间，陈延年代表区委约见廖仲恺，申明中共对平息叛乱的立场，他和谭平山代表中共广东区委，与廖仲恺、加伦组成“三方委员会”，统一指导平叛斗争，并亲自指挥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坚守大沙头，以掩护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机关顺利撤往广州市珠江南岸，将叛军大部歼灭，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

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着手筹组广州、香港两地的罢工斗争。陈延年积极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他与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等9人组成罢工“党团”，作为广东区委领导罢工的核心机构。6月23日，在陈延年等领导下，组织广州十几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沙基惨案发生后，陈延年满腔怒火，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一面与廖仲恺商量，由广东革命政府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一面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广东区在政治、军事和工农运动方面的成绩，另一方面对广东区没有利用省港罢工时机发展党的组织提出了批评，指出：“粤区虽能在思想上影响工农群众而不在组织上把这种势力巩固起来——吸收工农分子进党及在各种团体里组织我们的党团，这是一种错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广东区委加快发展党员的工作，经过1年时间，到1926年9月，广东地区的党员由4000人增加到5039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38%左右，成为全党最大的一个省区。

广东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工农运动之激烈，超过全国其他各省。陈延年尤其关注农民运动，1925年1月5日，他在致陈乔年、王若飞、王一飞、罗亦农的信中，通报党的四大前夕广东区委的工作情况，指出“农民运动非常重要”。广东区委为此设立了农民部，并向第四次大会提议：“扩张广东农民讲习所为农运大学，由中央在各省送同志来，毕业后分往各省去工作。”后来因政局变动，这项提议并未实行。陈延年热情支持农讲所的工作，并亲自担任兼职教员，多次给学员作报告。在他的提议下，农讲所开设军事知识课，并派唐澍、赵自选等军事干部到农讲所指导学员进行军事训练。1926年8月，陈延年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他在致会议的公开信中指出：农民解放的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把农民动员起来，“国民革命决没有成功的希望”。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他说：“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土地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是很错误的，我们应该唤起同志来注意这个问题。”

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延年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戴季陶的右派言行，曾代表共产党在同意戴季陶被聘任中山大学校长的前提下，向戴提出中共要在党校里抓政治思想工作，要组织政治部并派政治教官等条件，还提议要戴聘任远在上海的鲁迅来中山大学文学院出任院长。1926年3月，针对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陈延年在一次区委会议上，总结指出：“我们对国民党的让步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三二○事件’（即中山舰事件——引者）是共产党人和左派软弱合作的结果。蒋介石这个穿着军装的戴季陶利用了这一点。此后国民党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空堡垒。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国民党，即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密切联系和合作。”陈延年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立即指示黄埔军校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根据这一指示，军校党组织保存了革命实力，为尔后安全迅速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延年1927年春离开广州去武汉，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此时，广东地区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9000余人。陈延年领导下的广东区委工作成绩卓著，毛泽东、周恩来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广东党开疆辟地的拖拉机”。

1927年3月，陈延年当选为中共五大代表，到武汉时，五大尚未开始，即被派往上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