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陈乔年与北方革命运动

陈乔年（1902—1928）　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秋归国，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后改为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运动。1926年3月，参与领导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的斗争。192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党的八七会议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后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28年2月在上海被捕，6月英勇牺牲。

中共北京区委书记

陈乔年1923年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就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先后担任第四期中共旅莫支部国际状况问题研究会主任、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五期中共旅莫地执委委员兼文化部主任、训练部主任，第六期中共旅莫地执委书记等职。

五卅运动后，国内急需干部人才，中共中央致函中共旅莫地执委，希望组织旅莫学子分期分批回国。陈乔年奉命于1925年秋第一批回国，同行有李富春、林育南、关向应等12人，陈乔年任组长。回国后，陈乔年奉命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书记。此时，李大钊以中央委员身份为中共驻北京代表，负责指导北京党的工作。陈乔年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

为贯彻中共四大关于建立和加强党组织的决定，北京区委兼地委在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截至1925年9月，已建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个支部，发展近百名党员，还组织了唐山、保定、天津、郑州、洛阳等7个地委和上百个独立支部。10月初，根据中共四届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指示，北京地委不由区委兼任，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改组，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改任组织部长。新成立的中共北京地委书记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赵世炎兼任。到1926年，北方区管辖范围扩大到北京、直隶（今河北）、山西、东北3省（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和三特区（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广大地区。

北京区委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从1925年秋起，将《政治生活》周刊改为北京区委机关刊物，发行量由1000份增至3000份，该周刊成为北方青年群众中最有影响刊物之一。为了培训北方党团基层干部，1925年10月至12月，在李大钊等主持下，北京区委秘密创办了全党最早的一所党校，学员有50名，罗亦农任校长，陈乔年担任大部分讲课任务，讲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课程。

参与发动“首都革命”

国民党二大以后，在中共北京区委的帮助下，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纷纷建立，党员发展到1.4万余人，其中北京所辖9个区党部、90个区分部，党员2600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名义上由国共两党组成，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25年3月，中共北京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30万群众参加孙中山的悼念活动，散发了许多传单，形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给民众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1925年下半年，北方地区反奉倒段的呼声日趋高涨，发展为波及全国的反奉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武装平民、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政府的口号。11月初，李大钊主持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会议决定发动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斗争。陈乔年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群众组织还不够完备，因而不同意区委的决定。但会议通过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等5人组成的临时行动委员会，赵世炎任党团书记。陈乔年并未因个人的意见被否决而消极怠慢。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周密准备下，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数万民众齐集神武门，游行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和段宅，挥舞“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解散关税会议”等旗帜，并散发《北京共产党宣言》、《中共北方区委宣言》、《建国宣言》、《告国民军书》等几十种传单。双方相持了3个小时。示威群众提出段祺瑞辞职，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等要求，并决定次日下午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29日下午，5万多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大会，要求组织国民政府，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首都革命”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毕竟是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民众进行的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显示出共产党是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党，标志着北方民众受共产党宣传教育的新觉醒。

“三·一八”惨案的勇士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帮助奉系军阀，攻击天津大沽口炮台，迫使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英、美等8国公使，以此为借口，蛮横地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所谓“最后通牒”，限44小时内答复。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针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3月16日，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商讨对策。陈乔年、陈为人、陈毅等100余人到会，李大钊做报告，要求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斗争到底。根据会议决定，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委会、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代表于17日在北大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通牒限期（18日正午）未满以前，18日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联席会议后，与会代表分赴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有数人被卫队刺伤。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组织领导下，3月18日，北京80多所学校和140多个团体共3万余民众齐集天安门广场，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2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王一飞、陈为人、陈毅等率领游行队伍行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不但不予接见，反指使执政府卫队开枪扫射。顿时秩序大乱，陈乔年在带领群众疏散时，胸部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随后才去苏联大使馆请医生包扎好伤口。此次事件，死亡47人、受伤189人，是为“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对北京党组织的打击很大，使其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也痛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气焰，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事件后，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先后搬进了苏联大使馆。北方区委决定，要揭破“三·一八”惨案之阴谋，继续反段宣传与运动，同时要注意秘密工作，以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3月20日，贾德耀内阁被迫辞职，动摇了段祺瑞政权。

陈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环境十分恶劣，敌人采取高压政策，革命活动难以开展，但他始终朝气蓬勃，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从容应对。经过陈乔年和北方区委的共同努力，北京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27年2月，党员人数在一年内增长了10倍，全区拥有党员3000余人，其中北京有党员1000余人，为全国党员人数发展较快的省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