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吴玉章与国共首次合作

吴玉章（1878—1966）　四川荣县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在法国与蔡元培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回国后，在北京开办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领导四川的自治运动。1922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与杨 公等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团”。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四川从事国共联合战线工作。1926年国民党二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苏联工作。1935年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到延安，历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六至八届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收入《吴玉章文集》。著有《辛亥革命》、《吴玉章回忆录》。

做四川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吴玉章是同盟会资深会员，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得到迅速发展，但其内部组织仍较为涣散，南方各军阀对广东根据地虎视眈眈，伺机进攻广州。在这种形势下，整顿国民党组织，巩固发展国共联合战线，成为当务之急。1925年春，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的委派，负责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他希望能回四川整顿国民党组织，去做基层工作。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1925年6月下旬，党中央派吴玉章和刘伯承一起由上海赴广州，向廖仲恺汇报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得到廖的赞同。8月，吴玉章等回到四川重庆，找到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负生等，提出了整顿四川国民党的计划，并具体谈及整顿的3个办法：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认为：“做到这三件，我们的整顿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计划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这时，西山会议派在四川的势力还很大，黄负生等听后，既缺乏信心，又表示怀疑。但吴玉章决心已定，在杨 公等帮助下，不到两个月，依靠廖仲恺的拨款与自己的股票，在重庆办起了中法学校；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建立了国民党的各县党部，并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在选出的7名代表中，吴玉章和杨 公等共产党员占5人。国共合作在四川进一步活跃起来，表明吴玉章做四川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很有成效，黄负生惊奇地说：“吴玉章的手段真高明，好像有神仙帮助一样。”

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大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于1925年8月在广州召开，后延期至9月，又因西山会议派的破坏和阻挠，再次延期到11月15日召开。吴玉章率领四川代表6人到达广州时，各地代表仅四川、湖北和华侨3个代表团约30余人到达，而且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会议不得不第三次延期至1926年1月1日举行。

吴玉章到广州后，见此情景，心急如焚，想到：“这次大会是我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假使大会开不成，那就会大大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对革命将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他立即问及汪精卫，汪很颓丧地说，自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出走，西山会议派又捣乱，恐怕大会是开不成了。吴说：“如大会不按时开，则国民党有解体之虞。”过几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谭平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由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经汪精卫的同意，12月4日推举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负责大会筹备工作。这时，距开会日期只有20几天，大家都以为无论如何准备不及，非改期不可。吴玉章则坚决反对改期，认为只要大家尽量帮助，一定有把握。在吴玉章等的努力下，调动各方活跃起来，在报刊上极力宣传鼓动，出大会专刊，致电各地推选派代表赴粤。12月下旬，吴玉章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谈话会和1次预备会。

国民党二大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经过吴玉章和谭平山、林伯渠、董必武、杨匏安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国民党二大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56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明显优势。在开幕典礼上，吴玉章代表大会各代表致答词。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向大会报告秘书处组织经过，指出：“我们今天能济济一堂，本党最有关系的一个大会，实在是各代表不避艰险，不为谣言所惑，能够继承总理的遗训，努力奋斗的结果。”他还以四川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详细谈到四川的政治、军事、财政、民众、党务等方面的情况，指出四川在国民革命中，“实为一大关键”。大会自始至终开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国际和中共虽然作了让步，但大会仍通过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宣言，开除了西山会议派分子。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通过这次大会，把孙中山去世后动摇了的国民党稳定下来，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对吴玉章等表示十分感谢，说是共产党员挽救了国民党。

坚决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国民党二大刚结束，吴玉章匆匆赶回四川，继续整理国民党党务。途经上海、南京等地，发表许多讲演，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因劳累过度，多次病倒，到重庆后住进医院。病愈后，吴玉章分工负责整理国民党组织，他决心组织力量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最先侧重于做驻南充的川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的争取工作，以减少北伐的阻力，终于将其两个旅争取过来，后来参加刘伯承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后又将驻川黔军袁祖铭的两个师争取过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两军。

1926年8月，吴玉章回到了广州。是时，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相继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并先后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之更加飞扬跋扈，因而国共联合战线潜伏着深刻危机。

根据吴玉章的提议，8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吴玉章、李筱亭等3人组成四川特务委员会。九十月间，国民党召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成立由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配合北伐军迅速北上，在联席会议上，吴玉章提议派刘伯承为国民党特派员回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

随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12月中旬，成立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经常出席会议。此时，刚刚攻克宜昌后，各军相继进驻，纪律很坏，争执不断，磨擦四起。12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即派吴玉章为特派员到宜昌调解和查办。吴玉章经常发回文电，及时向中央报告鄂西和四川情形，提出解决方略。吴玉章在宜昌住了1个月，着手恢复交通，初步整顿军、民、财政，解决党部分歧，情况略有好转。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原定1927年3月7日召开，但蒋介石则要求推迟到12日开会，吴玉章反对会议延期，他说：“开会日期早就通知了，为什么他不来？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结果会议如期开始，因不少人有顾虑，故把7日开始的会议算作预备会。会上，针对蒋介石推迟开会日期，吴玉章发言指出：“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今日到会人数既足，则应开会。”10日开正式会议，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常会秘书。因迁都之争而引发的提高党权运动，以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民党左派取得了一些胜利，削弱了蒋介石的独裁权力。

“四·一二”反动政变前夕，蒋介石在上海逼迫工人纠察队缴械，吴玉章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上说：“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应严重处置。”他还非常关注刘伯承率部坚守四川泸州的情况，主张应即刻制止赖心辉、周西成军队攻打泸州之军事行动，认为：“泸州还可以固守，要赶快派人去。”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吴玉章是中共中央派往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在1927年4月之前，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对于他一直很信任。4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时，吴玉章虽是四川省的代表，因怕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会后不久，有人在《向导》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吴玉章是共产党员，从此国民党的要员就对他怀恨在心，对他处处戒备，事事为难。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根据党的指示，离开武昌到达南昌，参与组织了武装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