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王一飞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
王一飞(1898—1928) 浙江上虞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4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曾任中共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回国后,参加筹建中央军委的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1926年任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转战湘鄂赣,巡视北伐战事并负责向中央报告。1927年3月,参与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长,出席党的八七会议。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理部长、中共鄂北特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12月担任长沙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在长沙被捕,英勇就义。
专心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1925年9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一批留学生,经过4年多学习,已届满毕业,聂荣臻、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等一行26人,由王一飞带队回到上海。陈独秀同他们谈话,讲述国内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并代表中央宣布了他们的分配去向: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往广东;李林等9人往河南;2人去北京;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上海党中央,负责筹建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参加筹建的工作人员共10余人,王一飞为负责的委员,颜昌颐任技术书记。临时工作地点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的一幢普通二层楼房里。
王一飞被分配到军事部工作不过10天,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尹宽因患肺结核病,无法继续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局决定,暂指派王一飞任上海区委代理书记,并兼管宣传工作。10月初,改选中共上海区委,王一飞任新一届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军事委员会(即军事部),成员有: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3人(后加入颜昌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主任。军事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军事工作,并向中央提供有关军事问题的情报;武装起义时则变为武装起义的司令部,领导斗争;协调和指导部队和工农中间的一切军事工作;监督同中共合作的各军阀之间的武装分配;制定武装起义计划,拟定军事斗争策略等指导性文件等。
中央军事部从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3日,共召开过9次会议,经常参加者有:军事部的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颜昌颐等,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地的特派员。这些会议,曾多次提出解除王一飞的党内工作,使其专心致力于军事工作,并请速派罗亦农来接替王一飞的工作。12月,中共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才回原来岗位,继续参与筹建中央军委的工作。军事部会议还决定,必须尽快开办军事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以便在短期内造成一批人才。于是抽掉王一飞和颜昌颐去训练班讲课,王一飞除讲《巷战策略》外,还与颜昌颐合讲《中国军队的组织》。有一段时间,因军事部主任张国焘将赴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部主任一职暂由王一飞代理。
向中央作北伐江西战地报告
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正式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3月18日,北京爆发2000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一飞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军委委员,担任这次示威游行的总指挥。随后,王一飞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去武汉、南昌、长沙等地,收集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军阀情报,为广东革命政府决策北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北伐中,王一飞受中共中央委托,以翻译名义,负责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进行联络,奔波于上海、武汉、长沙之间,协调工作,交流情况,商议打倒孙传芳的军事战略。9月12日,王一飞在武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同加伦会面,将最近中共中央有关决议案向加伦做了详细传达,并将中央委托加伦办理的几项工作转告于他。当叶挺独立团即将进攻武汉三镇时,王一飞事先布置武汉党组织做好接应工作。
王一飞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于9月中旬同加伦一起从湖北出发,赴江西前线视察工作,王一飞向加伦和北伐军总司令部建议先打九江,截断南昌敌军后路。9月21日中秋节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到江西萍乡,会访了前来视察的加伦和王一飞。27日,林伯渠偕王一飞还走访了江西新喻县各公团。与此同时,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成立国民国联军最高特别党部,选举刘伯坚、王一飞、张兆丰等11人为执行委员,王一飞为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进展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指挥失当,导致军队在南昌战役吃了败仗,舆论一片哗然。10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组织第二次南昌战役,又付出了重大伤亡,国民革命军被迫撤回原驻地,南昌仍控制在敌手。其间,王一飞在江西前线实地考察两个月后,及时向党中央作了详尽的报告。10月23日,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分析了两次南昌战役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第一次失利,主要是因为入赣各军与总司令关系不好,同时入赣各军相互间的关系也十分薄弱,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第二次失利的原因,“一则敌已闭城,并用猛烈炮火向我射击,二则我方又不能如计划同时猛攻,彼此有怕损实力,坐等他人牺牲后垂手取功的态度”。报告还指出,在两次南昌战役中,暴露出国民革命军各军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特别是蒋介石与第四、七、八军之间矛盾更多,表明在北伐战争迅速发展中,国民革命军内部潜伏着危机。
11月8日,江西战场终于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城,孙传芳的主力10万余人大部被歼。21日,王一飞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分析了南昌战役最后胜利的原因,指出:第一,“敌军内部意见复杂,指挥不统一”;第二,“我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第三,“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处与孙军为难”。报告建议党中央派遣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入赣,使江西工农群众运动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扩大党对北伐的领导、推进和影响的作用。报告还谈到,经与加伦协商,王一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国民革命军今后军事行动计划的建议,认为应先夺取福建,暂时不向安徽江苏方向推进,并赶快派军队肃清鄂西湘西之敌。王一飞的上述几次战地报告,为中共中央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参与指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王一飞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出色表现,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器重。1927年1月2日,王一飞从汉口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被留任中央军委(前称中央军事部)秘书。是时,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已由广东秘密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与罗亦农、赵世炎等共同领导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2月23日,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在2月28日特委会议上,瞿秋白建议:“以后让一飞参加本会议”。在3月1日特委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军委决定添一飞参加军事工作。”王一飞参加特委工作后,经常参加研究军事、工运、宣传等问题,并参与指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作。为准备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陈独秀在3月2日特委会议上说:“关于市民大会组织法,我提议由一飞起详细草案。”在3月5日特委会议上,中共上海区委代理书记赵世炎提议:“一飞来做宣传工作”;陈独秀也提出上海区委主席团,除增加罗亦农外,“再加派一飞”。3月7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由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王一飞等8人组成上海区委主席团,王一飞、尹宽负责区委宣传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王一飞代表总指挥部对南市区工人武装起义,作了周密的布置和有力的指导。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动政变后,周恩来派王一飞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上海局势,被留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五大后,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人部部长期间,王一飞和聂荣臻、颜昌颐等作为周的助手,协助进行军事工作。